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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空间开发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的演进
1．增长极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增长极空间开发战略的基本路径和作用机制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首先在空间上形成一些增长水平高于一般区域的增长点或增长极，随着增长极规模的不断扩大，呈现出区域经济从初始均衡→空间差异出现→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非均衡的发展演进过程。增长极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理论，是采用动态非均衡方法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运用增长极理论实施空间非均衡开发战略促进经济起飞，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但要实现经济更高水平发展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则必须另辟蹊径。
2．增长极由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的转换
以增长极理论为指导，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匀的制约，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采取集中优势、重点布局的模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从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讲，这种培育单个增长极核的开发模式在早期阶段的确能够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是，由于空间经济运动的惯性和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往往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会远远强于扩散效应，导致区域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单一增长极突出，区域空间非均衡异常明显。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区域自主意识逐步觉醒，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均衡发展的条件下，“单极”发展、“一枝独秀”的传统发展道路已不合时宜，区域经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单个增长极的强劲支撑，更需要多个增长极的协同推进，实施多点多极空间开发战略，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在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中，“点”就是经济支撑点，通过壮大区域中心城市，做强区域经济梯队，形成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强有力经济支撑点;“极”就是经济增长极，通过加快城市群和经济区发展，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点和极是经济活动与空间载体的有机统一，实施多点多极发展战略，就是引导经济要素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心城市和重点区域集中集聚，形成更多更强的支撑点和增长极，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在经济中心与经济腹地的互动中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3．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演进的现实实践
多点多极空间开发战略促使区域经济在空间上小集聚大扩散，推动区域发展逐步走向空间均衡，这也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普遍特征和经验总结。美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由单极向多极的演进过程。美国现代经济增长发韧于新英格兰6州，19世纪推进到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沿岸各州。到19世纪中叶，东北部和中北部14州以仅占11.5%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美75%的制造业，形成了典型的单极发展格局。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区域经济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城市、产业和人口不断向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集中，1900年该地区已有47个城市跻身于美国100个最大城市的行列。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太平洋沿岸地区城市密集区逐渐形成。最终形成了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匹兹堡、圣地亚哥—旧金山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从而在全美经济空间版图上呈现出多点多极协调发展格局。日本区域经济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同样明显。明治维新前，大阪的工商业远较东京发达，日本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单极发展格局。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实施了以“四全综”为核心的空间开发战略，并大力推行产业政策，东京由于其首都地位，加上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逐渐发展壮大并超过大阪。名古屋地区从19世纪末开始纺织业快速发展，汽车产业也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得到大规模发展，稳定地形成了所谓的“中京圈”。日本经济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以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为主的多点多极发展格局，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由单极开发向多极开发战略演进的过程。在经历改革开放前期东部沿海“一枝独秀”的空间开发阶段之后，通过实施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沿海地区内部积极培育多个全国性的增长极，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增长极;同时积极支持内地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发展，通过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培育形成了长江中游地区和中原经济区等新支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培育形成了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培育形成了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增长极以及滇中经济区、黔中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宁夏沿黄经济区等次级增长极。从而在全国层面上形成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板块驱动格局，在区域层面上形成竞相跨越、百花齐放的多点多极发展新格局。由此可见，“多点多极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格局。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未来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就是“增长极”领衔、四大区域板块齐头、多个城市群协同并进的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态势。因此，在空间上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统筹区域发展的现实结果。
二、多点多极发展中县域经济底部支撑功能再审视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经济单元，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基础支撑。在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下，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做强区域市州经济梯队、建设区域性城市群或者次级经济区域，都离不开县域经济的底部基础支撑。县域经济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进而影响“点”和“极”的支撑作用的合理发挥，最终影响区域性城市群和次级经济区的崛起。
1．县域经济在经济规模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综合实力形成坚实支撑
在县域范围内，通常形成了县城为经济中心、中心场镇为经济副中心、一般乡镇为经济节点的经济发展体系，通过县域内的乘数作用来实现经济扩散效应，其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整个县域范围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体系有利于规模经济和生产协作、生产联合、资源合理利用等外部经济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总量的积累，是形成较为合理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底部基础，进而实现对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经济体量支撑。县域经济对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四大板块”的发展差距主要就体现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上。在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增长极中，全国百强县多达2/3以上，其中浙江、山东、江苏三省就占据半壁江山，而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由于所拥有的全国百强县经济规模偏低、数量较少，使得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十分明显。
2．县域经济在经济功能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完整职能形成有力配合
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衔接处、更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交汇点，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职能，是“点”和“极”的重要构成单元。一方面，县域经济是县域内各经济要素和经济主体的集合，通过有效整合本区域的劳动力、资金、财政等要素资源，培育和壮大县域主导产业及龙头企业，并向县域中心镇、重点镇及广大乡村地区辐射影响，其经济辐射力可以基本覆盖整个县域，有效促进了底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县域经济充满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由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构成，城市经济主要是以二、三产业为主，县域经济则主要是农业占主体。县域经济接受城市经济的信息、技术辐射和产业转移;同时，县域经济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的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格局。因此，城市经济要得到好的配套协作，没有县域经济的支撑则难以均衡;仅有城市经济，县域经济因缺乏服务对象也发展不牢。县域经济通过与城市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关联发展，进而形成合力来共同支撑“点”和“极”的发展。
3．县域经济在城镇建设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城镇结构形成有效补充
县域不仅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探索“两化”互动的“实验室”和城乡统筹的“平衡杆”。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能带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县城作为县域经济中心，在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具有龙头带动作用，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区位;小城镇作为县域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县域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推进以县城和小城镇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的合理流动和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持续增长的需求，成为城乡融合的枢纽和桥梁，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有条件的县城和重点城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功能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其承载力、扩张力和辐射力逐步增强，在县域内形成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实现区域城市群或经济区在空间上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规模适度、梯次合理、协调发展的城镇结构，最终支撑多点多极发展。因此，县域经济从经济规模、经济功能和城镇建设等方面对多点多极发展格局起着最基础、最底部的支撑。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的不断增强，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新的空间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发展壮大。
三、基于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的四川县域经济现实判断
四川是西部经济第一大省，确立了建成全国经济强省的目标。立足于“区域发展差异明显、单极支撑格局突出”的省情，四川在2013年提出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明确指出要夯实底部基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全面提升县域经济实力，其实质就是加强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底部支撑。
1．县域经济是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底部基础
四川现有135个县(县级市)，幅员面积44.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92.4%，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撑着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第一，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规模较强，有力巩固次级经济区的综合实力。2013年，四川135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13963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53.2%，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亿元、200亿元和300亿元的县(市)分别有56、21和4个。在2013年第十三届西部百强县(市)评选中，四川共有21个县(市)上榜，数量居西部第一位。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支撑了所属区域在全省多点多极发展格局中的崛起。以川南经济区为例，2013年川南经济区在四川5大经济区中率先实现各市地区生产总值全部过千亿，其中自贡、内江的县域全部进入百亿元行列，泸州和宜宾的县域经济整体水平也较高。川南四市县域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充分体现出了县域经济对“点”和“极”的体量支撑。第二，县域经济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活力明显增强，优化了多点多极发展的底部整体效能。2013年，135个县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增长12.4%，增幅比四川省高0.3个百分点;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73.7亿元，占四川省的45.1%。同时，四川实行“扩权强县”试点，赋予试点县与市相同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拓展了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其中，59个扩权试点县全年累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874.5亿元，增长10.3%，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6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357元，分别增长10.5%、13.4%。市场化改革和“扩权强县”试点，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全省多点多极支撑的底部基础进一步巩固。第三，县域经济中心的快速城镇化，有力充实着支撑点，助推区域性城市群的崛起。随着县域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四川县域支撑区域性中心城市快速崛起，城市群发展初具规模。2013年，四川全省主城区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数量达到8个，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显著提高，县域与中心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日益紧密。城市群在县域经济的支撑下加快发展，例如，成都平原城市群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元，是西部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川南城市群各市经济规模均超1000亿元，多中心网络化布局初步形成，处于率先次级突破的优势地位。
2．四川县域经济底部支撑作用发挥面临的现实困难
四川县域经济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发展仍不充足，距离真正发挥底部支撑作用还有相当的差距。第一，县域经济规模弱小、综合实力不强、发展差距较大，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底部基础支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县域经济相比整体滞后、差距较大。在2013年第十三届全国百强县(市)评选中，四川仅双流、郫县2个县入选，而江苏、山东、浙江等经济强省分别有26、20、16个县(市)入选;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序中，四川省竞争力指数仅排在全国的中下游水平。以全国百强县首位的江苏江阴市为例，2013江阴市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0亿元、42986元和21882元。四川双流县位居全国百强县第15名，上述三项指标仅为746亿元、31752元和13856元，分别为江阴市的28%、74%和63%。四川县域经济在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上对多点多极的底部支撑还很乏力。第二，县域集聚经济发展要素和经济活动能力低，产业层次偏低，影响着底部支撑功能的发挥。在金融支持上，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同程度地从农村和农业退出而转向城市工业，县域内资金多数呈现净流出状态。在土地供应上，土地利用指标多数用于中心城市建设，县域年均土地利用计划不足500亩，并且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置换困难，远远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财政体制上，县域财政一直处于忙“吃饭”状态。2013年，县域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分别仅占全省的27.0%、40.6%，县域之间地方公共财政收差距较大，收入最大的双流县(64.6亿元)是最小的壤塘县的400多倍。在产业层次上，县域农业规模化经营困难，78个县(市)工业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4个县市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三次产业结构以“二、三、一”型为主，产业结构层次明显偏低。第三，县域城镇化水平低，县城规模小、辐射带动能力弱，不能有效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2013年，四川省135个县(市)的城镇化率为34%，比全省44.9%的城镇化率低了近11个百分点，并有119个县(市)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尤其是攀西地区与川东北地区的民族集聚区和盆周山区，由于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薄弱，县域城市建设水平比较低，大多数县城人口不到10万，远远没有达到20万的经济规模人口要求，县城以外建制镇的人口大都不超过5万。县域建制镇总体规模偏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差，难以在“两化”互动和促进城乡统筹中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些地区缺乏完整合理的城镇结构以支撑城市群崛起，城市群之间差距较大，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缺乏底部支撑。
四、夯实县域经济底部支撑的基本路径
县域经济作为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底部基础，县域强则底部实，底部实则支撑稳。应重点从产业支撑、市场要素和城镇体系建设等方面，夯实县域的基础支撑作用，促进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的形成。
1．立足产业支撑，做大县域经济总量，增强县域综合经济实力产业强，则县域经济强。
一是突出新型工业化主导。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优势产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高县域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大力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县域特色产业。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的转化。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交通、现代物流、金融、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四是推动在有条件的县域设立产业园区，打造对区域经济带动力强、支撑作用大的重点园区，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将产业园区培育壮大作为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有力支点。形成“一县一色、一镇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有利于为多点多极提供稳定有力的产业支撑。
2．扩大县域市场开放合作，引导要素合理集聚，提升县域经济功能
在县域市场开放方面，县域政府应转变职能，为市场的发展营造环境、搞好服务，发挥乘数效应，激活县域发展潜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和基础产业等领域，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积极开展县域之间的合作，形成县域产业互补，实现错位共融发展，并推动县域与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县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宽层次吸纳更多的资源，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要素集聚方面，发挥县域对金融、土地、财税等生产要素的“极化效应”。推进县域金融服务创新，促进县域金融机构将经营重心从大城市转向县域，加大信贷等各种金融资源在县域实体经济的投入，调动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经济的积极性;探索推进土地流转的合理途径，建立县域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产权流转平台，促进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深化“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扩大县域经济管理权限;完善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经济欠发达的县域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3．推进县域城镇体系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完善城镇梯次结构
城镇化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新动力，县域经济的繁荣又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实现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有机融合发展。一是要加快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县城为枢纽、建制镇为节点干支衔接的县域现代化交通路网，缩短县域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增强其承接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能力。二是推进县域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建设。提升“人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统筹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三是实施县域“层级式城镇化”战略。对人口吸纳能力强、经济发展快的城镇落实“扩权强镇”改革试点，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增强其产业集聚能力、劳动力转移吸纳能力;并积极将县城培育成为中小城市，最终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中心场镇为副中心、一般场镇为节点、农村聚居点为基础的新型县域城镇化体系，进而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镇结构，为多点多极支撑筑牢底部基础。
五、结束语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客观上要求在空间结构上由单极支撑向多极支撑转换，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体现了地域空间结构优化演进、经济资源空间合理配置、区际关系合作共赢等区域经济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县域经济是实施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底部基础，发展潜力巨大。新常态下积极壮大县域经济，有利于形成首位增长极一马当先、次级增长极梯次竞相跨越的发展格局，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作者：迟梦筠 邓睦军 龚勤林 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