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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理论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以青海省2000年-2015年县域人均GDP为主要指标,对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敛散性进行检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2000年开始,青海省县域经济不存在绝对β-收敛,区域经济非均衡态势逐步加深;从相对差异来看,县域经济发展σ-收敛趋势明显,县域经济俱乐部收敛显著,县域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显著,其中东部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贡献度最大.分析认为城镇化、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盈余状况和人力资源等因素能有效促进县域经济的收敛,人口增长具有负向作用,工业化和商品经济发育程度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不太显著.
关键词:县域经济;β收敛;σ收敛;俱乐部收敛;青海省
区域差异性客观存在,包括区域的自然环境差异、资源禀赋差异、绝对区位差异以及社会环境差异等诸多方面,这是地理学本性的体现.［1］建立于区域之上的经济发展必然存在差异,也成为制约区域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2］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缩小还是扩大？怎样将区域经济差异抑制在合理范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问题,引起了理论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界的广泛关注.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技术外生一致的情况下,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会使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更快的增长速度发展,区域经济增长将逐渐走向收敛.［3］新增长理论持相反观点,认为规模报酬递增规律可能使各地经济朝着发散的方向发展.［4］当前经济学界常用β收敛、σ收敛、俱乐部收敛三种检验方法.［4-6］在中国,为确保数据的可得性和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县级行政区是经济区划和研究的基本单元.因此,县域经济自然成为行政区经济、都市区（圈）经济、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研究的基础.受研究尺度转向的影响,学术界由关注全国、三大经济地带和省域经济发展差异逐渐向县域尺度探讨区域经济差异,［7-9］由县域经济时空格局演化研究［10］逐渐向县域经济发展模式、［11］县域经济发展竞争力、［12,13］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研究［14］等方面深入.实践表明,以县域经济为基础探究区域发展差异,能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政策的科学性和实效性.［15］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介于东经89°35′—103°04′、北纬31°9′-39°19′之间,与四川、西藏、新疆和甘肃4个省区相邻,总面积72.2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十三分之一.青海省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有“中华水塔”的美誉.［16］青海省是我国重要的畜牧生产基地、能源矿产基地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南支重要支点.2017年,全省总人口598.38万,人均GDP44348元,远低于全国人均水平.［17］加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有助于为青海省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对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夯实国家生态建设基础和支撑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模型与方法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区域发展基础、人口增长、人力资本、工业化进程、政府财政收支、城镇化水平等因素紧密相关,区域经济发展发展也多选用它们作为评价指标。
2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2000～2015年青海省各县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与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青海计年鉴》［19］中县域经济统计资料中采集了9个指标数据进行分析.总计涉及到全省46个县（市、区、行委）,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4个节点截面数据.
3青海省县域经济敛散性分析结果
3.1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β收敛检验
3.1.1绝对β收敛检验
根据各个指标的既定涵义,将上述4个时间节点的9个指标经济统计数据输入excel表格进行计算,得到青海省46个县域行政单元的统计数据.将各县域人均GDP的增长率对研究初期的人均GDP水平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回归,得到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绝对收敛检验结果.从表1可知:无论以2000年、2005年还是2010年作为研究初期,回归方程的初期人均GDP水平系数为负,但t统计量都不显著,回归结果并不理想.表明青海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没有出现显著的绝对收敛现象,县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不能通过区域间的绝对收敛来消除,而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3.1.2条件β收敛检验
为了进一步揭示各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在原模型中加入城镇化水平（B）、工业化水平（C）、市场发育水平（D）、资产投资强度（E）、人口增长率（F）、地方财政盈余额增长率（G）以及人力资本率（H）等变量,得到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条件收敛检验结果.以2000年为初期,一方面存在统计项的缺失,不能完全反映各因素对县域经济发展敛散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其显著性弱于2005年为初期的研究结果.所以本文采用2005-2015年的条件收敛检验结果作为分析依据,从表2可知:尽管县域人均GDP增长率的系数仍然为负值,但t统计量得到显著改善,说明青海省各县域间经济发展存在条件收敛.其中,城镇化水平（B）、固定资产投资（E）、地方财政收支盈余率（G）和人力资源状况（H）为正,说明这4个因素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增长,对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符合青海省大部分地区作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区发展的实际;虽然工业化水平（C）和市场化水平（D）的系数为负,但其t统计量为负且较小,说明两者的影响不大,这与青海广大农牧区的产业基础薄弱、商业以生活必需品交易为主的现实相吻合;人口增长系数（F）和t统计量表明人口快速增长引起消费量的增长降低了积累量,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
3.2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σ-收敛检验
σ-收敛可以理解成横截面数据的趋同假说,即各个经济主体之间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产量随时间转移而缩小的趋势.本文采用青海省县域人均GDPD的标准差和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来度量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根据公式（2）、公式（3）得到青海省各县域人均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图1）.由图1可知,青海省县域经济人均GDP标准差在2000年—2010年呈快速增大趋势2010年之后缓慢降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由1.35降低到了0.95,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σ收敛,这种σ收敛趋势在加速.
3.3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俱乐部收敛检验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是区域经济“俱乐部”形成的根本原因.张忠孝根据青海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和地域文化的相似性原则,在确保行政区划相对完整性的基础上,将青海省划分为东部综合经济区、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经济区和草原牧区生态保护经济区3个综合经济区,［20］各经济区具有高度一致的“俱乐部”特性.与泰尔系数相比,经济学界传统的计量分析仅能揭示区域经济的俱乐部收敛趋势,但它不能分解区间差异、区内差异及其在总体差异中的贡献度.根据公式（4）计算得到不同年份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泰尔系数（图2）.由图2可知,青海省县域经济整体差异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除2000年-2005年出现了减小,此后逐年呈现增大的趋势,这与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高度一致.这种差异主要是由3大经济区区间差异造成的,其中东部综合经济区内差异的贡献度占绝对主导,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经济区区内差异大于草原牧区生态保护经济区.东部综合经济区区内差异贡献度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4个时间节点分别达到99.49%、99.58%、99.70%和99.70%,表明东部经济区已进入高度差异化发展阶段,以极核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外围模式已初步形成;而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经济区和草原牧区生态保护经济区区内差异不太突出,尤其是后者还处于低水平的平衡发展状态.
4结论
通过对青海省县域经济计量化分析,可以得到以下3个主要结论:（1）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非均衡化特征显著,经济区间差距不断扩大.2000年以来青海省各县域人均GDP显著提高,但是区间差异却在不断扩大,这与青海省各县（市、区）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密切相关.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青海省在重点推进东部河湟谷地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持续加大对广大草原牧区生态保护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遏制县域经济差距扩大的势头.（2）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条件收敛的可能.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能有效改善广大农牧区人民生产、生活环境,加快农牧区现代化建设.人力资源是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人才引育.此外,地方财政赢余和财政投入是缩小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路径,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欠发达县市的财政投入和扶持力度.（3）东部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差异远大于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经济区和草原牧区生态保护区的内部差异.东部综合经济区已进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它是未来实现青海省域经济总体增长的重点区域.草原牧区生态保护区与其它两个经济区的差异具有历史继承性,短期内无法缩小乃至消除发展差距;东部综合经济区的发展方式对草原牧区生态保护区的发展不具有可复制性,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本文基于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和方法来探讨青海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也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区域经济的内生增长需要有开放环境和自由发展空间.事实上,在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青海省广大县域被化定为生态保护区,属于限制开发乃至禁止开发,加之薄弱的经济基础、小体量的人口规模,不完全具有内生发展的条件.基于生态价值理论,国家需要根据本地区对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对草原牧区生态保护经济区各县（市）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育、生态产业培育、农畜产品销售市场拓展等方面的投入和帮扶,只有足够的外部力量介入,方可在短时期内有效遏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势头.
作者:杨显明 高莉苹 单位:青海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