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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广大农村地区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流通业创新应用得以在各地农村普及，并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质变的新阶段，同时我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个别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迈向共同富裕，而落后地区的部分农村还刚刚脱离贫困。如何充分发挥流通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实现农村经济的区域均衡发展，是共同富裕的重点领域之一。本文首先对我国农村经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流通业效率提升对农村经济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流通效率提升促进东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化，但八大经济片区内部差距变化存在差异；通过产业集聚、城市发展、扩大中产群体规模及主导西向对外开放促进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从根本上改善东强西弱的局面。可以从加强农业的区域协同和错位品牌化发展、加快提高中西部都市圈和城市群内部的流通效率、加强对中西部农村经营主体建设的支持三个方面，促进区域间农村经济实现均衡发展。
关键词：流通效率；农村经济；区域均衡；区域差异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2004年以来，国家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进行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以避免农村发展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潮”中“掉队”。但由于农村人口规模巨大、人均农业资源贫乏、设施基础薄弱等问题依旧突出，单纯依靠政策和财政支撑，城乡发展中单向流通的格局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然而面向“三农”的持续的基础性投入，近年来也逐渐带来“回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迎来质的改变。其中，流通效率的提升对农村生产和消费两端均带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总体来看，自200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城乡恩格尔系数的差值也从2001年的9.5个百分点下降到2020年的3.5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2001年至2020年农村人口减少了2.86亿人，降幅达到36%，这一趋势仍在持续，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各类非农行业就业。在不断完善的流通基础设施、电商下沉、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构建、三产融合等一系列农村流通业升级发展的支撑下，农业产业化、就业多元化和生活环境城镇化开启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然而，在农村地区内部，由于我国各地区农村的自然条件、区域经济环境、人力资源、农村家庭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农村经济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仍然较为明显。胡晨沛（2020）认为我国农村经济区域间差距包括南北差距和东中西差距，其中东中西差距是农村经济区域差距的主要来源，同时西部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大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原卫利等（2020）从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3个维度，选取18个指标，以省域为单位进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结果将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为高水平地区、较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较低水平地区和低水平地区5个等级。从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来看，杜鑫（2021）研究认为主要性收入差距由工资差距和家庭非农经营净收入差距构成，家庭农业经营对收入差距缩小起到一定作用，但十分有限。转移性支付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距缩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持续改善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距，需要依赖于改善农村就业和创业环境，培养落地区域农村收入内生增长动能。对于影响农村经济区域差距的原因，李港（2020）认为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城乡缺乏贸易互动、农村人力资源流失及农村家庭资本禀赋薄弱四个方面。而王旎，王恩学（2020）认为农村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能够推动农村商贸流通基础设施、设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及城乡一体化四个方面实现显著改善，进而从扩大就业、吸引人力资源返流、产业结构优化及商贸活动升级四个角度对农民增收产生效应。当然，农村流通效率的提升对各区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辛大楞等（2020）研究表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的减贫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具体表现为对中部地区的农村减贫效应最为强烈，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减贫效应较为显著，对东部地区的农村减贫效应并不明显。 显然，推动农村经济区域均衡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农村产业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同时又需要警惕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下可能出现“掠夺”问题。如何充分发挥流通业效率提升对不同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助力作用，确保区域间、群体间的均衡发展，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本文通过对流通业效率提升对农村经济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以期为各地区农村引导流通业发展方向，制定具体产业发展规划和落地措施等方面提供价值参考。
二、我国农村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
（一）空间上表现为多层次和多梯度的不平衡
从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来看，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质量表现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东部农业经济发展质量始终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三大经济带间农村经济在资本、技术和信息化方面的差距呈扩大趋势。从波动的幅度来看，东部波动最小，中部波动居中，而西部地区波动最大，这意味着东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质量最稳定，而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恶化趋势较为严重。相比中西部，东部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为充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组织建设都进入了跨区域联动和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而西部由于政策和财政的倾斜，在基础设施和农村集体经济改革中获得了跃升（资料来源：《集体经济蓝皮书：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报告（2020）》）。在三大经济带内部的各省之间差距同样显著，如东部地区江浙沪京的农村经济处于高水平发展阶段、鲁津闽粤处于较高水平发展阶段，而辽琼冀仍处于中等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川渝两地与西南和西北各省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尤其是随着流通效率的提升和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各经济片区的空间关联性日益增长，区域内农村经济的空间集聚逐渐显现。在单个省份内部，由于自然禀赋、距离核心城市距离、工业化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不同市县的农村经济差距也较大，如江苏的苏南和苏北、浙江的浙南和浙北等、安徽的中部和南北部之间的农村经济发展都存在明显差距。
（二）发展环境的差距
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城镇化和工业化，一方面城镇化和工业化能够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提高人均农业资源使用量和减少闲置劳动力的浪费；另一方面城镇化和工业化能够为农村经济带来更多的需求、更好产业和技术配套。因此我国农村经济无论哪个维度和梯队的差距，都与对应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差距相吻合。城镇化率高、产业层次更高的地区，往往进入反哺农村的阶段，能够带动周边农村的农业产业化、三产融合、就业多元化和城乡一体化。而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落后的地区，大多处于要素向城市集聚的阶段，农村经济处于要素流失，自我发展和需要外部扶持的阶段。随着农业科技应用的不断深化以及跨区域流通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地理环境的约束将持续减弱，发达地区的依靠资本、技术和信息优势，能够实现跨区域的资源整合和产业链打通，进而强化自身的优势地位。如果落后地区不及时进行自我积累和升级发展，那么将长期处于依附和被动地位。
（三）人力资源和文化的差距
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得到大幅提升，但区域间人力资源发展差距依旧十分明显：一是抽样调查显示，西北、西南的文盲比例平均超过12%，其中西藏最高超过了30%，而其他地区均值不到5%；二是西部地区、及中部部分省份的高等教育资源缺乏，基础教育质量也难以与东部媲美；三是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严重，向东部集中的格局未得到根本改变。中西部地区原本就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人才和青壮劳动力流失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比东部更为严重，农村衰落的趋势也更为明显。同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也存在差异。中西部农村居民受眼界、所处圈子及抗风险能力有限等约束，普遍缺乏创新创业的胆量、安于现状且缺乏合作精神，往往着眼于“蝇头小利”而以单个家庭利益最大化为中心。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由于眼界更加开阔、社会关系更加多元，更多人具备投资和经营理念，敢打敢拼，创新和协作意识更强。例如浙江地区的城乡之间具有良好的产业、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密切互动，农村居民的创新创业能够获得更多来自内外部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支撑。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创新创业则主要靠创业者有限的自身积累和政府补贴，同时需要的基础投入和流通成本也比东部更高。
（四）同质化竞争严重且缺乏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在特定区域内，农村经济资源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各省市之间缺乏协同发展往往导致碎片化的同质竞争。同类农业资源无法得到整合和规模化开发，在产业链各环节的缺乏标准化和品质化提升，区域之间缺少产供销的有效联动。当然目前我国各地绝大多数农村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缺乏规模化的二三产业。超过5亿的农村人口“拥挤”在初级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赛道”上，同质竞争在所难免。传统农户面临着供给过剩，价格下跌的困境，更多的返乡创业者的主要选择也局限于开养殖场、开小店等低门槛项目。
三、流通业效率提升对农村经济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
（一）实证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流通业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模型，研究流通业效率提升对农村经济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本文选取互联网普及率、公路里程数、物流业收入、网络零售总额、企业信息化水平等构建指标提醒对区域流通业效率进行评价（孙金秀，2014）。而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参考现有文献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生活条件四个方面，选择第一产业及农林牧渔增加值、人均财政收入、非农就业人员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等指标进行评价（李晔等，2010）。并根据各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及区域流通业效率评价结果计算变异系数。变异系数越大，则表明区域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结果越分散，即不均衡程度越高；反之则表明越均衡。基于以上分析方法，构建回归模型如下：Eue=a+bErce+e其中Eue、Erce分别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流通效率的变异系数。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数据网站、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中2001年至2020年的数据。区域划分按照国家数据网站上的划分标准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及八大经济片区。
（三）实证结果
如图1所示，通过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流通业效率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流通效率差距自2008年以后加速缩小，近两年来呈现平稳略微下滑趋势。分别对东中西之间及八大经济片区内部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之间的流通业效率的均衡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从八大经济片区内部看存在明显差异，黄河中游、西南地区具有正相关关系，而其他区域呈现负相关关系。
四、农村经济区域间差异变化分析
农村经济区域间均衡发展主要包括发展条件、产业分工、发展效率和价值分配的均衡四个方面。由于流通效率的提升对各地区农村的发展环境及农村本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变化，因此流通效率提升对农村经济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分为短期直接效应和长期间接效应两个维度：
（一）东中西之间差异变化分析
随着国家快速推进新旧“三通”的全面覆盖，各区域流通基础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的发展环境得到快速改善。首先是人流和物流的流通活跃度得以提升，出行更方便、运输更快捷能够促使农村居民开展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其次在电商广泛下沉中，无论是个体线上开店，还是与农产品电商合作，都能为农村居民直接打开增收的通道；此外，落后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及农村经营主体，通过网络及移动终端能够及时地获取到最新的信息，在线学习专业知识和经验分享，从而实现思维观念和认知上的快速提升。从图2可以看出，自2010年起，省际第一产业占比的变异系数开启了快速下降的通道。而这一变化趋势与我国农村流通设施及农村电商发展的趋势相吻合。2010-2014年是农产品电商的萌芽期，甘肃陇南、吉林通榆等偏远农村的特色农产品逐渐成为淘宝等电商平台的热销商品；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农村电子商务”，并确定了200个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2016年进一步确定农村电子商务的内容包括：农产品进城、农资和消费品下乡。同时，2015实施电信普遍服务的“补偿机制”，推动农村宽带建设，加快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至2020年，行政村通宽带的比例达到98%，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农村电子商务的迅速增长。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农村商贸的活跃，也有利于现代物流业向农村下沉，截止到2020年，全国快递乡镇网点覆盖率达98%，直接投递到村服务覆盖率超过50%。随着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升，中西部地区凭借更加特色、优质的农产品实现了产销直连，很多形成了区域化的品牌。如图3所示，2001-2020年，第一产业占比变动为正值的以西部省份为主，而下降较多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省份。除第一产业外，直接受益于流通效率提升的主要集中于旅游相关的服务行业。中西部的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多元的少数民族人文风情具有别样的魅力。随着人们亲近自然的旅游需求日益旺盛，以及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高铁网络布覆盖率日益提高，全国乃至海外游客赴中西部旅游更加便捷，中西部地区的旅游相关服务行业受益匪浅。中西部地区农村不仅可以通过集体组织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农户个体也可以自营餐饮、住宿、交通运输等相关业务。
（二）八大经济片区内部差距变化分析
流通效率的提升对各个片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差距影响的差异表现为：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呈负相关关系，即表面上流通效率的提升使得片区内部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提高。实际上东部沿海各片区内部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差距本身要小于中西部地区，而随着流通效率的提升，东部部分资源禀赋优异，临近城市的农村产业实现了大规模的电商化、品牌化和三产融合，因此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同样，长江中游各省之间的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且相比东部沿海城市，流通效率提升的影响系数更大。这是因为长江中游各省的农村发展水平低于东部沿海各省，但同时又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因此流通效率提升对城乡互动的影响更大，而其中城乡协同发展更好的省份的农村发展更好。大西北和东北各省之间由于地理区位、农业禀赋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流通效率提升时，资源条件更好的黑龙江、新疆更容易获得高速发展。而黄河中游及西南地区各省的差距呈缩小趋势，可能的原因是这两个区域无论从地理区域还是自然环境，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并且受周边省份的影响力也相对均等。因此流通业效率的提升对这两个片区各个省份的影响也相对均衡。
五、结论与建议
流通效率提升对农村经济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多维度的，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缺乏区域间协调的大环境下，各地各自为政，同质竞争导致供给周期性过剩、品质下降、投资风险加剧等现象也普遍存在。同时优势地区通过科技化、标准化和品牌化，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供给，对落后地区特别是资源贫瘠地区带来市场挤压，例如电商平台与原产地垄断了大量农村个体和流通商贩的生存空间，从而形成区域内的极化。因此，为实现更高水平和更持久的均衡发展，本文认为应重点着眼于以下几点：一是加强农业的区域协同，错位品牌化发展。从地理及气候特点来看，我国各大片区的差异鲜明。各个片区内部应打破行政藩篱，通过政府联合监管、龙头企业统一运营、各地区农村经营主体带领农户入伙的方式，对地区内农林牧渔业资源进行梳理和整合。在区域整体层面统筹产品开发布局、组织生产和营销，并严格按照品牌化和标准化的方式进行运作。在各自区域内通过协同发展，有效减少重复和无效投资、减少无序供给，提高和保持产品品质，实现区域内优势品类的规模化生产和产业链的延展。二是加快提高中西部都市圈和城市群内部的流通效率。农村经济的区域间差距的根源仍然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差距。中西部地区必须充分利用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果，通过加快提升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流通效率，提高城市经济活动的活跃度，促进要素和产业集聚。只有提高中西部城市群的竞争力，才能够不断吸收更多农村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进而逐渐实现中西部农村人均农业资源占有率的提高和农村群落空间分布的收敛。三是着重加强对中西部农村经营主体建设的支持。中西部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比东部地区更多，包括流通基础设施质量、人力资源积累、民间资本积累、配套产业成熟度、技术及经验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提升。单纯依靠当地的领导团队和农村居民的力量，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需要外部在农村经营主体建设的关键领域和环节给予支持，包括启动资金、经营管理人才、市场开拓等方面，可以通过精准对接的方式，通过示范点突破并向周边辐射的方式提高投资准确度。
作者：陈永晴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