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中美收入分配与金融发展比对，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中美两国金融发展的比较：数据分析
本文所有估算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金融结构数据库（2010年4月版），ICIInvestmentFactBook2009，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1），中国金融年鉴（1992—2011），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1），中国期货统计年鉴（2009、2011），中国保险年鉴（2011）。本文主要借助金融结构数据库比较中美两国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同时还参考了Demirguc－Kunt＆Levine（2000）［1］与Beck＆Feyen（2008）［2］关于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为了使本文的比较有较强的可比性，在金融发展指标的选择上我们主要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金融发展指标，根据本文分析的目的以及中国的数据可得性和国情，我们对众多指标适当地做出了调整和取舍。
一是银行存款／GDP。该指标是金融中介规模的绝对指标，度量存款货币银行的规模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中国银行存款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样本初期开始就几乎呈单边上涨趋势，且持续高于美国，然后在2003年至2009年开始走平，其峰值在2011年达到了181．4％，这说明中国存款货币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对而言美国的银行存款对GDP走势要平稳得多，先是从1992—1995年略微下降（63．9％～56．33％），之后缓步上升，并在2009年的达到最高点83．1％。
二是私人信贷占GDP的比率（存款货币银行对私人部门的贷款占GDP的份额）。该指标目前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一国金融发展状况最重要的指标，这也是衡量金融中介主要活动的指标。这一指标把金融中介的发展规模与金融深化区别开来，强调金融中介的发展规模并不代表有着同样高的金融深化程度。Demirguc－Kunt＆Levine（2001）曾使用过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而Beck＆Feyen（2008）则把私人信贷／GDP确定为核心的金融发展指标之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的私人信贷数据由于可得性的问题只包含了银行对非国有企业的短期贷款，不过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分析，因为中国私人借贷的总量很小且在1991—2007年间，中长期贷款与国民总收入的比率年均增长9％，短期贷款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则出现了年均3％的负增长。这些都说明私人信贷占GDP的比率很小。中美两国在这一指标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美国私人信贷市场的发展程度大大高于中国，当然首先这和两国的所有制形式有着直接的联系，另外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虽然近年来中国私营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私人信贷占GDP的比率一直很低。如1992年中国的私人信贷只占GDP的0．25％，而美国则占47．48％；2011年中国私人信贷／GDP的比率为2．4％，虽然绝对倍数增长很快，但相对于GDP的总量仍然十分的低。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虽然发展很快，但金融深化的程度其实并不高。
三是存贷利差。两国存贷利差的比较也是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指标（RajanandZingales，2003［3］）。存贷利差越低，意味着金融业的竞争程度越高，或者说金融业的效率及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利差水平越高，则意味着金融业的效率及金融发展水平越低。中国存贷利差由流动资金贷款一年期利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测算得到，美国的存贷利差由短期主要贷款利率与储蓄存款利率测算而来。中国的存贷利差仅在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时短暂下降，总体呈上升趋势，并维持在3％以上，从1992年至2011年，美国的存贷利差平均为2．4，低于中国，说明利率市场化的美国，银行业竞争更加激烈，美国银行业的效率更高。
四是证券市场总市值／GDP。该指标同样也是度量一国金融发展的指标。根据这一指标，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美国证券市场总市值／GDP之比大大高于中国。该比率在样本初期（1992年）中美分别为GDP的3．8％和68．4％，相差近20倍。美国证券市场总市值／GDP在2000年峰值时达到了GDP的163％，虽然中国该指标同期也达到了18％的局部最大值，但是同美国相比仍然存在近10倍的差距，但是2006年开始中国的比值上升较快，2007年达到了137．7％（相对于美国的143．7％）。两国的该指标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需要指出的是，中美两国在证券市场总市值／GDP的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并没有全流通，另外，中国2008年股市的大幅下挫导致了证券市场总市值／GDP出现大幅下挫。
五是一国股市的股票交易总值与GDP的比率。这是衡量一国股市活跃程度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该指标也可以很好地度量一国国民收入向股市倾斜的程度。中美两国股市活跃程度有明显的差距，用股票交易总值与GDP的比率衡量，两国股市活跃程度在2000年时差距最大，相差5．42倍（0．602比3．263），差距最小的年份是1992年，相差仅为29．11％。这意味着，中美两国股市活跃程度的差距在拉大。六是私人债券／GDP。这是Beck＆Feyen（2008）确定的金融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这里的私人债券指的是由金融机构或是企业所发行的本国私人债券。从1992年到2011年，虽然中美两国的私人债券／GDP之比都处于上升的状态，但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却逐步拉大，这意味着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处于落后状态。1992年，中国私人债券总量只占GDP的2．9743％，美国则为73．27％，到2011年，虽然中国的私人债券／GDP之比上升到21．1％，但美国却上升到更高的140％。一般而言，发达的经济体往往有较高的私人债券／GDP比率，而公共债券／GDP的比率则较低。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往往会流向更有效率和回报更高的私人投资领域，中国私人债券／GDP之比过低的现实说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私人债券／GDP之比过低不同的是，中国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之比却很高。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之比也是Beck＆Feyen（2008）提出的核心金融发展指标之一。这里的公共债券是指一国政府在本国所发行的债券。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之比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而美国却处于下降趋势。中国公共债券的迅猛发展和私人债券的发展滞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说明：中国越来越多的资源被配置到公共部门。
基于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有以下一系列发现：（1）从间接融资的情况来看，中国金融中介的发展程度相对于经济规模很高，银行存款／GDP明显高于美国，但是，中国金融中介的规模虽然大，但是金融深化程度却不高，这主要表现为私人信贷／GDP比率相对于美国而言极为低下；（2）从直接融资的情况来看，中国的金融发展指标在各个方面都显著落后于美国，且金融市场的结构不尽合理。
二、宏观性收入分配和居民的个人收入结构的中美比较
导致中美两国金融结构及金融发展水平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中国金融结构的合理化并推动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本文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国外学术界曾对造成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及金融结构不同的原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导致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及金融结构不同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产权制度或政治制度的不同［4－6］。但是，从“金融”的实质来看，“金融”是收入大于支出的经济主体将自己多余的收入借贷给收入小于支出的经济主体，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决定“金融”活动或金融发展的因素应该是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本文将从收入分配这一新的角度深入分析中美两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对中美两国金融发展的影响，以便获得新的发现。
收入分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进行分析，如宏观收入分配（即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微观收入分配（即国民收入在居民之间的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即国民收入分配中各生产要素根据其对生产贡献的大小所应得到的收入份额）以及居民的个人收入结构，等等，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从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及居民的个人收入结构这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的收入分配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要准确观察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状况，必须深入分析作为GDP核算补充和延伸的资金流量表。资金流量表从资金运行的角度描述了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其可支配总收入结构反映了加进财产收入及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后所形成的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为此，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9年的资金流量表中的实物交易相关数据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库中的有关数据，整理出中美1992—2007年各部门再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反映出两国的宏观收入分配状况。
中美两国的宏观收入分配呈现如下特点：（1）1992—2009年，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57．11％和69．29％之间，大大低于美国，美国的这一数值均在72．74％以上，最高值为75．27％；（2）政府部门的收入在再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在17．15％和24．06％之间，大大高于美国，美国这一数据在11．77％和16．61％之间；（3）中国企业的收入在再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也明显高于美国，中国这一数据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13．33％和21．79％，美国这一数据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9．76％、14．27％。本文还发现中美两国居民的个人收入结构状况存在以下差异：（1）中国居民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较低，由1997年的56．02％下降到2009年的48．98％，2005年美国劳动者报酬占到GDP的56．4％；（2）从居民财产性收入情况看，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一直较低，而且呈下降趋势，2005年还不足2％，而美国居民部门2005年财产性收入达GDP的12．2％，大大高于中国。而且，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中有90％以上来自利息，而在美国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收入中，来自公司的红利收入占30％以上，等等。可见，中国居民部门的收入主要依靠劳动者报酬，财产性收入很少。
三、收入分配与金融发展：基于中国各部门资金运用情况的分析
为深入分析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和居民的微观收入分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资金流量表中的金融交易的相关数据来观察中国居民、政府和企业三大部门的资金运用情况，以此判断中国的收入分配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中美两国的国民经济核算的体系不同（中国是SNA体系，而美国是NIPAs），不便于直接比较，因此，这里本文将对应中国的金融发展相关指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资金流量表中的金融交易1997年至2010年数据，来分析中国居民、政府和企业三大部门的资金运用情况。可以观察到中国非金融机构部门、金融机构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金融交易的具体特点如下：（1）对于中国的非金融机构部门而言，资金运用最主要的方式是存款，1997年占到所有资金运用的72％，2002年更是达到105％；（2）中国的政府部门在金融交易中的资金运用情况也相对简单，存款是其最主要的运用形式，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的观察年份中，占比均超过了90％；（3）中国金融机构部门的资金运用主要集中在贷款上，其中贷款在2002年更是占到所有资金运用的56％，2005、2007年则分别下降到36％、31％，但2011年又回升至43．1％；（4）中国居民部门的资金运用主要由通货和存款构成：1997年，通货和存款占中国居民部门所有资金运用的比率高达78％，2002和2005年则为79％和77％。当然，也要看到的是，由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居民部门的资金运用中也有相当部门用于投资于证券。在居民部门的资金运用中，证券占比在1997年时高达20％，但以后则大幅下降，总的来看，中国居民部门的资金运用主要由通货和存款构成。基于以上数据，本文大胆推测，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对中国金融结构及金融发展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影响中国各经济主体（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等）的支出，或者说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消费、储蓄及投资活动进行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中国的收入分配与中国的银行存款／GDP中国的银行存款／GDP过高与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有相当的关系，这是因为，由于中国政府部门及企业部门的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而政府部门及企业部门的资金运用主要是存款，因此，这就导致中国的银行存款／GDP较高。同时，由于中国居民部门的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再加上因中国的产权制度存在缺陷，中国居民的投资风险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民为了保险起见往往只得将收入以银行存款的形式持有，这也导致中国的银行存款／GDP较高。此外，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来源单一，且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这导致居民往往不得不通过维持较高的银行储蓄来预防各种市场及社会风险，从而导致中国的银行存款比率高企不下。由此可见，中国的银行存款／GDP过高与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有相当的关系。
（二）中国的收入分配与中国私人信贷／GDP及私人债券／GDP中国私人信贷／GDP比率及私人债券／GDP比率过低可能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有关。这是因为，由于中国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因此必然导致私人企业不发达，再加上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对私人部门的信贷风险大大高于国有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金融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贷款比率必然十分低下，结果自然就导致中国私人信贷／GDP的比率过低（中国私人债券／GDP比率过低的原因也源于此）。而在美国，由于居民部分的收入占GDP的比重较高，因此导致私人企业十分发达，这一现实就决定了美国私人信贷占／GDP比率及私人债券／GDP比率都必然较高，等等。这一现实再次说明，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对一国的金融结构及金融发展会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甚至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
（三）中国的收入分配与中国的银行集中度及存贷利差中国目前的银行业之所以由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且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大大低于经济高速增长及转型时期的日本，除了与中国的制度因素（包括以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制度规定以及金融业还没有对内实现市场化等）直接有关以外，可能也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及由此导致的中国私营企业不发达，以及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较大有关。这一方面是因为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及私营企业不发达，再加上制度的约束的情况下，民营银行事实上也很难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府因财力雄厚而能够为国有银行大量地补充资本、提供担保及分担风险，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国有银行的垄断优势。同时，在这种垄断的市场结构下，存贷利差就不可能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断降低，可见，中国的利差过大也与中国的收入分配有相当的关系。
（四）中国的收入分配与中国的公共债券／GDP与私人债券／GDP比率过低的情况相反，中国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比率却较高且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一状况可能与中国政府部门的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较高有关。这是因为，由于中国因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而导致私人企业不发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公共债券市场才能得到较快的发展。可见，中国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比率较高且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企业有许多是国有企业，而这些国有企业的收入事实上也可归于政府部门。如果将这一点考虑进来，则这一结论就更为可信。
（五）中国的收入分配与中国上市公司流通市值／GDP比率与美国相比，中国上市公司流通市值／GDP的比率过低，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也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因为，由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因此，居民投资于股票市场上的资金就必然不足，结果就自然导致中国上市公司流通市值／GDP的比率过低。此外，中国居民部门对股权和债权的资金运用波动过大。这种波动显示出了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少，因此缺乏多余的资本进行分散化的投资，等等。可见，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会通过影响居民的资金运用状况进而影响到一国的金融发展，这又一次充分证明，收入分配会对一国的金融结构及金融发展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一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影响一国金融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各个部门（包括政府、企业及家庭部门等）对金融资产的支出“偏好”的不同，因此，如果一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使得各部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则该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及其发展程度也就会有所不同，或者说，一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会对该国的金融结构及金融发展产生重大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基于以上这一重要结论，本文提出一个新的重大政策建议：中国下一步要真正推动中国金融结构的不断完善，并进而刺激中国金融的有效发展，中国政府除了应在不断完善政府的政策措施、不断健全法治以及不断增加金融机构的种类或扩大金融市场规模等方面继续努力以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大力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为此特别建议：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市场化改革，以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不断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此外，政府还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不断丰富居民的收入来源并不断完善居民的收入结构，等等。相信这些举措将会真正地推动中国金融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作者：江春 江鹏 蹇娜 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伯明翰大学商学院 中国人民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