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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有三个：理性人假设、信息完全假设、市场出清假设；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意义不在于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而在于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理想市场环境的总体条件设计。我国的经济“新常态”与这些设计不谋而合，可概括为“理性人”重新发现的“新常态”，“信息完全”逐步实现的“新常态”，以“市场出清”为理想目标的“新常态”。把握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假设对理解和丰富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和政策取向，完善“新常态”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信息完全假设；市场出清假设；经济“新常态”
一、引言
“新古典经济学”是和古典经济学相对的概念，在外延上是指西方经济史上，自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始，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止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有三个：理性人假设、信息完全假设、市场出清假设。国内外经济学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的研究较多，但是大部分集中于其非现实性批评。例如，论证“理性人假设”并不完全符合人性的现实，因为现代西方哲学认为理性只不过是人性显露在水平面之上的“冰山之一角”，在“理性”的水平面以下还有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存在。在现实中，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会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羊群效应”、“赢者赌咒”等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投资者的行为背离了“理性人假设”。现实中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在各种摩擦和冲突之中，会丢失部分信息；由于传递机制不畅而造成信息传递受阻；由于信息的封锁和垄断造成信息的不对称等等。即使不存在上述情况，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也是有限的，同样会造成信息不完全。因此，微观主体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在部分信息状态下做出的。大量的经济现实也证明，市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出清的，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是经济的常态，而供求均衡则是非常态，等等。也有学者研究经济学家在发展中对基本假定的改进。例如，用“有限理性假定”代替原来的“理性人（完全理性）假定”，用“信息不完全假定”代替“信息完全假定”等等。但是，一种理论的价值并在不在于其假定是否符合实际，而在于其是否反应了客观事物（包括经济现实）的本质联系，与竞争理论相比是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事实上一些建立在并非符合现实的假定之上的理论却是很成功的理论，正如牛顿第一定律是在“任何物体在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假设条件下，做出“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结论；虽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物体（事实上，一个物体总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外力作用），但是这一不符合现实的假定，不妨碍牛顿第一定律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惯性定律。显然，这种“不符合现实”的理论假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弗里德曼在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得出“经济学假设与现实的非相关性”的结论。[1]因此，以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研究似乎有些误入歧途。其实，每种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这个“运”主要是指当时的现实经济情况，也包括当时的人们对前期研究成果的继承和批评。据此，每种理论都有其适用的特定历史条件和逻辑前提。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边际学派对古典经济学革命的基础上，由马歇尔、瓦尔拉斯等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学派与边际学派综合而形成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它以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以最大化为最终目标，构成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正是西方国家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上升的时期，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经济理论。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上升时期对理想市场环境或有效状态的总体条件设计。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正处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凸显。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一届领导集体实行了“放管结合、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此背景下，研究处于西方社会相似阶段的主流经济理论，特别是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体制和理想市场环境设计的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对我们深刻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和政策取向，对我国在“新常态”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合理确定政府的权利边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假设与我国的经济“新常态”
（一）理性人假设与我国“理性人”的经济“新常态”
1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涵及其逻辑地位
“理性人”假设也称经济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经济学角度对人类总体本性的抽象概括，具体含义是经济主体总是在一定成本约束条件下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最早概括了“理性人”的原始含义：“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2]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此加以论证和发展，认为“理性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和完全的记忆能力；第二，可通过有效途径获得决策的完全信息，对决策的结果具有完全的了解；第三，运用边际分析方法，通过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对比进行决策；第四，其决策不受道德影响；第五，“理性人”是自私自利的，单方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前四个特征是“理性人”所具备的条件，第五个特征概括了“理性人”的本质。因此，“理性人”假设就等于“最大化原则”，即经济主体出于利己的动机，力图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是市场中的所有经济主体的终极目标，它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第一个最根本的主体性条件。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理想市场环境中的经济主体应该是具有上述特征的理性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还蕴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和资源的稀缺性这一矛盾，因此经济主体要想获得经济资源就必须付出成本和代价，这使他不得不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尽力保持“理性”和实现最大化目标，实现科学决策。试想，如果经济主体可以毫无代价地获取资源，或者其经济利益的获取毫无成本，那么他就没有必要遵循“理性”或最大化的原则，就没有必要进行投资决策的对比和选择，就没有经济学。可见，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是经济学大厦建立的第一块基石，也是经济学的第一条公理，自然就成为任何复杂经济分析和新古典经济学其他理论假设的逻辑起点。
2我国“理性人”的经济“新常态”
我国的经济“新常态”也应该以经济主体的“理性”或最大化原则的重新发现为起点，更加凸显个体价值。制度安排、政策设计都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3]（P23），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经营、辛勤劳动追求个人利益，鼓励广大经济主体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追求个人幸福。经济“新常态”也应该使人们树立成本观念，通过成本核算、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对比分析实现科学决策，特别是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之下的资源瓶颈约束、环境承载约束，更应该在全社会树立效率意识，营造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收益的“理性”氛围和“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改变过去那种以要素和资源大量投入为条件，甚至不计成本代价的外延经济发展模式，代之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为主的内涵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建立低成本、高效益的产业体系，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所以，“理性人”的经济新常态要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动力从资源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效率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式、外延式发展模式向集约式、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向适当的中高速增长转变。
（二）信息完全假设与我国“信息完全”的经济“新常态”
1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完全假设的内涵及其与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关系
信息完全假设是指新古典经济学家假设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对有关的经济信息具有完全的了解。对个体而言，生产者要对自己产品的成本与收益、供给和需求具有完全的信息，消费者要对自己的效用目标和预算约束具有完全的信息。对整个经济体系而言，完全的信息通过市场价格的灵活、自由变动体现出来；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卖者和买者此消彼涨、彼此强弱的信息，都可以通过自由变化的相对价格反应出来。因此，这个假设包含了两个子命题：自由价格假设和完全竞争假设。自由价格假设是经济学家假定在理想的市场环境中，各种商品的价格应该是自由变动的，即自由灵活变动的价格是理想市场环境的必要条件。对于价格在市场中作用，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三：第一，传递供求信息：一般情况下，价格会由于需求的相对增加而上升，会由于供给的相对增加而下降；反之则反是。第二，刺激效应：传递供求信息的价格会刺激生产者按需求变动的信息进行生产，如果市场上对某类商品的需求量增加，在供给尚未改变的条件下，必然引起该商品价格的上升，生产该类商品更加有利可图，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者势必扩大该类商品的生产规模，进而引导生产资源流入该行业部门；否则生产者就会减产甚至转产，导致生产资源流出该行业部门。同样，价格也会刺激消费者按供给变动的信息进行消费，如果市场上某种商品的供给增加，在需求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必然引起该商品价格下降；在一定收入水平下，以效应最大化为目标的消费者势必增加对该类商品的消费。反之则反是。第三，收入效应：对于市场中的经济主体而言，市场交易是其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就意味着如果交易对方愿意为其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则其收入就会增加；反之，其收入就会减少。在价格的收入效应中，也有刺激效应存在，即理性的市场主体一定会进入社会需求更大、商品价格相对更高、进而能为其提供更高收入的行业就业，而退出那些同样条件下收入更低的行业部门。可见，灵活传递经济信息的价格，通过刺激效应和收入效应，可以实现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上述分析表明，自由价格假设的成立，即价格通过传递经济信息、刺激效应、收入效应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与第一个前提假设密切相关，即只有市场中的经济主体遵循“理性人假设”原则，具有利益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他才会根据价格传递的信息采取行动，价格才具有刺激效应和收入效应，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才会有效发挥。可见，自由价格、完全信息假设的成立以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为基础。反之，是否可以认为只要理性人假设成立，自由价格和完全信息假设就会自动有效发挥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理性人假设只是为自由价格、信息完全假设的成立和有效性提供了主体性的主观动机条件；除此之外，自由价格、信息完全假设的有效成立还需要其他客观条件的配合，如垄断的消除、国家价格管制的放开等。垄断或价格管制会阻碍价格自由灵活的变动，使之不能准确反应供求信息的变化，使自由价格假设本身遭到破坏，进而使完全信息假设不复成立。可见，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虽然是经济学的第一基本假设，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但它只是自由价格假设成立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为了保证自由价格假设或完全信息假设的成立，新古典经济学家又构造了体现其理想市场环境的另一重要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完全竞争市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心目中最理想的市场类型，在这一市场中没有垄断、没有价格管制、没有工会力量等阻碍价格准确反映市场信息的因素，完全竞争假设保证了信息完全假设的成立。完全竞争市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市场上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无限多。由于市场上有无数的商品需求者和供给者，因此每个交易者的交易数量占整个市场交易量的比例极低，他们每一个人是否交易、交易多少都不会对整个市场的价格水平产生影响，单个的交易者无力控制市场价格，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这意味着不存在价格垄断。第二，市场上的商品高度同质化，如果在同一商品市场上出现了不同的价格，则交易者可迅速通过低买高卖进行套利，使价格差别消失，实现商品的无套利定价。这意味着商品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对商品具有同样完全的信息。第三，市场主体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即不存在行业垄断和进入门槛，这意味着所有资源都可以在各行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随着资源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该行业可以自动由某一均衡水平过度到另一均衡水平，均衡价格随之自由调整。可见，完全竞争假设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证“信息完全”假设的成立，使价格能够自由灵活变动，准确反映经济信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2我国“信息完全”的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新常态”也应以具有“信息完全”的特征为理想目标，保证价格可以自由灵活调整，准确反映经济信息，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应有之意。实现“信息完全”的理想目标的目的就是使经济信息的传递畅通无阻，使价格能够灵活准确地反映经济信息，这离不开信息与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及其与各产业的深度融合。在经济“新常态”下，充分发挥现代通信和互联网技术在传递经济信息中的作用势在必行。我国政策当局因势利导，推出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云计算战略等，为实现我国“信息完全”的经济新常态提供了理论基础、技术支持和实现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3]（P10）这是我国执政党站在全局角度，高瞻远瞩，第一次对充分发挥信息网络技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做出战略部署和建议。“互联网+物联网”、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将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传统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国民经济各产业深度融合，使市场供求信息的传递更加及时、高效、通畅，也使各类产业向精细化、智能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为形成统一、有效、透明的大市场扫除信息壁垒、打通联通渠道。借助“互联网+”战略和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使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信息密切融合，使各类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各类生产者的供给成本等经济信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途径及时、迅速的反映和传播。“‘互联网+’行动计划将推动企业为更好适应市场而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来完成产品设计，使得市场需求变化能够通过互联网实时传递到企业生产制造过程中，同时以最快速度完成制造并经过现代物流在第一时间送达消费者，满足需求。”[3]（P34）“互联网+价格”会使市场价格的变动更加灵活、准确的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推动经济新常态向“信息完全”、市场有效的理想目标迈进。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党和政府实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措施，并取得重要进展，到2015年10月“减少行政审批1/3的目标提前完成，非行政许可全部取消”，特别是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行业出入门槛，使新增市场主体呈现井喷式增长。[3]（P30）以上措施既促使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地在各种行业之间流通，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使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另外，我国政府实施国有垄断性行业和价格管制逐步放开，使全国大市场更加统一透明、充分竞争。“一路一带”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利率和汇率机制改革、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推进、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等举措，使我国形成了更加开放的经济格局，使我国经济主体更加深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增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为资源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创造条件。总之，我国的经济“新常态”越来越向“信息完全”、“自由价格”、“完全竞争市场”的理想目标趋近。
（三）市场出清假设与我国“市场出清”的经济“新常态”
1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出清假设的内涵及其与理性人假设、信息完全假设的逻辑关系
对于在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同时有效的情况下，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状态，新古典经济学家证明，在满足信息完全、价格自由等限制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供求相等的市场均衡状态，其结果就是市场出清。因此，“市场出清假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三大理论假设。马歇尔首先论证了局部均衡（即市场的局部出清）的存在。假设在某个商品市场上，由于某种原因导致需求大于供给，在信息完全假设下，价格的自由变动表现为上升，对消费者而言，其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因此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他势必减少对该商品的购买，于是价格上升导致该商品的市场需求减少；对生产者而言，其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价格的上升是该商品的利润率增加，他势必会增加对该商品的生产，于是价格上升导致该商品市场供给上升；直至当供求相等，双方都不在有改变自己行为的趋势，这就是市场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卖者将商品全部售出，实现了最大化的利润；买者也购入了符合心意的商品，实现了效应最大化，在供给和需求对比所确定的市场价格下达到了供求相等，即市场出清了。后来瓦尔拉斯进一步论证了一般均衡的存在，证明在上述条件下市场均衡不仅可以存在于单个市场，而且可以同时存在于所有市场，基本道理与上述思想类似。可见，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共同构成市场出清假设的充分条件，市场出清假设则是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的自然推论。如果市场不能实现出清，则势必会危及到经济整体。
2我国“市场出清”的经济“新常态”
我国的经济“新常态”也应是以“市场出清”为理想目标的“新常态”，这意味着经济“新常态”必然是从原来的非均衡状态逐步过渡到供求相等、市场均衡的状态。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仍然处于产业或局部的非均衡状态，特别是市场低端供给与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新的消费需求、新的装备需求、新的服务需求、新的安全保障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产品供给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出现我国居民去日本去购买马桶盖、电饭煲等现象，因此我国经济的问题更重要的不是在需求侧，而是在供给侧。“虽然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但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不合理、产能过剩严重、区域发展同质化等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3]（P76）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必须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对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行业、过剩产业、低端供给转产关停；按照市场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补足“高端供给”的短板。对于我国具有一定优势而又出现国内市场过剩的传统产业要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通过“一路一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渠道化解或转移过剩产能。对于“区域发展同质化”问题，必须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突出区域特色和优势主业，防止区域发展由于低水平重复建设而造成产能过剩。总之，新形势下我国必须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和供给侧改革，让供给和需求更好对接、良性互动，向“供求均衡、市场出清”的经济“新常态”趋近。
三、结论与启示
（一）理性人假设、信息完全假设、市场出清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假设，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是市场经济主体的终极目标，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信息完全假设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共同构成市场出清假设的充分条件，市场出清假设则是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的自然推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假设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实际，但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其意义不在于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而在于作为“理论假设”的某种合理性，即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理想市场环境的总体条件设计。
（二）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是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清障搭台、创造条件。新古典经济学是兴盛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正是西方国家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上升的时期。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经济理论，其理论假设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对市场环境理想或有效状态的总体条件设计，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借鉴意义。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一届党和政府在“新常态”下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假设不谋而合，据此从理论上可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概括为“理性人”重新发现的“新常态”，“信息完全”逐步实现的“新常态”，以“市场出清”为理想目标的“新常态”。这是我国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新形势下我国经济改革实践与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的呼应和结合，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
作者：李纲要 单位：济宁学院经济与管理系
参考文献：
[1]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弗里德曼文萃[C].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
[2]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册)[M].伦敦：伦敦丹特公司，1955.
[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