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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议题的前沿动向
1.回归阶级分析。
社会阶级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左派社会思潮及运动失败后，“阶级”话语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遮蔽。进入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确立使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职业结构以及文化构成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阶级”的观念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核心话语或政治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在学术界与日常生活中逐渐边缘化。面对阶级分析、阶级话语被消解的社会与学术现状，政经学者呼吁:“按照马克思的意愿阅读马克思。”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师、传播产业从业者、数字媒体技术相关工作者等成为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关注的“知识劳工”。因其较高的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些群体受剥削的本质，并给予其“中产阶级”的假象，从而消解了其阶级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上述新阶级直接参与了对更底层的剥削。莫斯可认为，在新媒体技术引发传播产业革命、传播秩序充满阶级间抗争与协商的新语境下，应在研究中更多地将阶级作为关系的维度(RelationalDimension)和构成的维度(FormationalDimension)来考察。李•阿茨(LeeArtz)批判了“传播的自由市场”假说，解释了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传播技术的运用，为维护现行制度、巩固阶级位置，作为霸权机构复制现有阶级关系的功能。弗吉尼亚•尤班克斯(VirginiaEubanks)发现数字鸿沟争论主流化的后果之一是，对技术和不平等的释义掩饰了妇女与信息技术的日常接触，忽略了女性对技术合理的“批判性的矛盾态度”。
2．新劳工形式。
传播新科技的飞速进步不仅参与塑造了新型阶级构成与关系，也直接影响和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场所与方式。莫斯可认为，在全球化、企业兼并及科技变革的社会语境下，对知识劳工宽泛的定义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所有劳动力。尼克•戴尔•威瑟福特(NickDyer－Whinheford)从理论层面提出了“数字劳工”概念，他汲取马克思“物种”概念用以诠释数字劳工的精神与肉体本质被当下电子网络和生物技术所异化。乌尔苏拉•休斯(UrsulaHuws)关注“创意劳工”群体，讨论了企业与资本必须在其对创新观点的无尽需求和对知识产权及创造性劳动的控制管理中寻求平衡。另外，有学者以好莱坞“制作花絮”短片中创造出的享受劳动并收获导演明星崇高敬意的幕后知识劳工为例，讨论这一形式带来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裂的具体化，遮蔽了好莱坞创意劳动的国际化外包，从而消解了跨国剥削的问题。
二、新媒体语境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焦点
面对新媒体技术冲击下的传播与社会，传播政治经济学积极地开拓诸如网络与社会运动、数字监控、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议题，力图在当下全球信息社会语境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强劲的阐释力。
1.网络与社会运动。
针对网络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学界存在乐观和悲观两种相反的观点。以詹姆斯•斯坦耶(JamesStanyer)为代表的诸多学者更多地关注第三种倾向，即从全球化与新政治运动的具体语境出发来考虑网络新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浪潮的失败致使“替代性”政治逐渐兴起。传统政治运动关注宏观议题，而新政治运动关注微观议题，即日常生活的政治。众多社会议题和挑战都带有全球化的特点，这决定有效地回应也应具有全球性视野。LanceBennett提出活动中“范围的转移”这一概念，认为网络技术的出现使社会运动的规模变大。Tarrow＆McAdam认为，虚拟佣金、超文本传播与虚拟竞争促进了全球推广网络的形成。网络提供给人虚拟的行动，使人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网络参与社会运动。有学者从信息的低成本传播、成员间的互动、运动间的协调和新的抗议系统等角度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网络、运动、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网络对权力的影响体现在信息扩散方面，社会运动者利用有网络连接的个人网络信息、传递信息，网络促进了新的信息的流通和再流通。网络技术使全球网络和全球抗议得以形成并得到协调，而社交网络提供了全球抗议运动从集体行动到连接式行动的转移的可能性。通过网络技术，异质化、碎片化的社会公众被动员起来，新的抗议模式为个人创造表达的机会与空间，网络将个人经历同“个人行动框架”连接起来。由此出发，各领域学者勾勒出传播运动全球拓展的图景，一方面展现了各类另类媒体为寻求传播民主与公正参与，自行组织社会运动的脉络。另一方面则论述了当代主要社会运动尤其是环境保护对媒介的使用及两者间的关系。
2．监控、大数据与云计算。
监控这一传统政治学术语已广泛运用于网络语境中，“网络监控”遂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默多克指出监控的网络化已逐步显现，安全监控、公共监控、商业监控共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监控体系，身处其中的个体无处躲藏。政治、经济、技术上的发展与变化导致了监控的不断强化。政治上，反恐扩大化导致国家监控转向正对大众的饱和性监控;经济上，商业监控大行其道旨在维护信用卡制度，并以此缓解金融危机;技术上，科技发展伙同互联网巨头，推动、促进了监控的强化。然而大众对被监控及生活透明化的处境却毫无知觉，更重要的是虚拟监控强化了真实世界的不平等，因而对某些社会群体脆弱性的约束或控制，应该成为理解网络监控的焦点。传播新科技贯穿始终的社会监控是一个“全景监狱”，但其内部也蕴涵着冲破樊篱的力量。通过建构新型的规则，政府和企业更加透明，同时个体面对新媒体的主体性也得到提高。传播新科技与大众社会的变迁也使数据的存储、抓取方式有了质的飞跃。莫斯可认为，不能放弃历史视角来研究云计算与大数据相关问题。他认为该议题的重要性在于:云计算与大数据不仅是信息资本主义的动力，而且是数字实证主义的推动者与信息效用的重要构成因素。掌握终端控制权的主体，将云计算塑造成为一个漂浮在云端，自由无限制的想象的空间。然而作为存储方式的云计算，实则是有形的且由资本直接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云计算对环境的破坏、对隐私与安全性的威胁作出了如下反思:微观层面，民众个体隐私丧失殆尽的可能性;宏观的层面是人类整体失去主体性的深刻危机。另外，当“云计算”作为科技操作外包的一个组成部分，必将引起现有科技劳工数量的锐减。因此，科技已不仅仅是“科技”，而是关系到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与社会阶级、劳工等诸多问题的集合体。
三、本土视野中的政经路径及新媒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型，使中国大陆原有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本土学者面对新传媒技术、政策与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资源分配日益不平等的社会现状，敏锐感知结构和权力的交结，洞察并揭示传播产业与制度再生产的社会问题。当前本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思想的介绍及其为传媒事件提供的崭新理论视野。第二，是政经视野下，中国本土传播产业中的劳工问题研究，及其新媒体语境中少数族群的社会运动问题。
1．中国语境下的政经理论实践。
在转型语境中，众多学者使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解读中国大陆传播事件，赵月枝、吕新雨、吴畅畅等学者针对当下中国大陆新闻、电视剧、乡村建设及其中相关的阶级、意识形态、公共性等等一系列重要议题展开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论述与研究。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市场积极参与了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关系重构和意识形态整合，并呈现出日趋明显的中产阶级文化优先取向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偏颇。有研究者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版权系统并不一定能提高知识创新的效率;版权的国际化有可能加强世界体系知识传播的不平等。罗昶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视域分析了央视二套的定位演变，认为其在“商品化”上体现出了对整体经济普遍商品化过程的促进和对受众商品的优化选择。在“空间化”上体现出企业权力制度边界的广度与深度延伸。在“结构化”上权力、社会关系与传播实践间产生了相互形塑的作用与影响。他还通过政经路径反思广电新媒体的发展，通过对新媒体的技术逻辑以及广电可能的制度想象综合视角考量，试图为广电发展开拓新路。姬德强将研究聚焦于微博事件的政经解读，认为商品化的微博空间与微博表达的自由与公正绝非简单一致。另外，还有学者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反思与批评。
2．聚焦本土阶级、劳工以及少数族群问题。
政经视野下，本土学人的努力也体现在对转型中国语境下传媒产业中阶级、劳工问题的研究。姚建华在其博士论文中深入讨论了当代中国出版产业中以图书编辑为重要代表的知识劳工，通过对宏观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社会转型，及其引发的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三个不同却相关过程的回溯与阐释，揭示中国出版业及其知识劳工与上述进程相构连的关系。曹晋、许秀云通过对中国上海某综合性网站的民族志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探讨了福利国家向弹性的后福特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知识劳工是如何遭受社会保障体系瓦解、弹性雇佣、强制性消费主义等制度权力的剥夺与宰制。从而揭示其在文化创意经济光环下逐步无产化、贫困化的实质。另外，有研究发现，传播技术以给予“自由”的方式索要人们的精力和时间，娱乐兴趣与网络劳动工作的界限趋于模糊，信息社会知识劳工的弹性兴趣劳动与传播新技术成为“发展的信息化模式”的生产力源泉，资本主义的弹性经济积累与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剥夺更具隐蔽性。邱林川从理论回到实践，聚焦中国当代非精英知识工人，比如电话中心接线员、短信和游戏玩家等新数字工人，及其产生过程和空间分布，并指出新媒体工具是中国大陆草根工人群体海外连接的重要工具。得益于网络新媒体以及平等观念的普及与发展，中国本土诸如同性恋社群、妇女等等少数族群获得了新的抗争渠道。魏伟论述了新媒体作为强有力的动员工具，如何介入到新型的性别倡导与抗争行动中并发挥作用。在新媒体时代，杨国斌敏锐洞察到互联网作为威权政治控制下的抗争阵地，网络动员的公民社会组织迅速增加，网民积极利用这一弱者的武器参与文化、社区与政治事务，从而获得自我实现、社群团结以及草根赋权的新体验，线上斗争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矛盾是紧密构连的。王绍光与何建宇联合写作的《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勾勒了涵盖各类准政府社团和草根组织的完整的社团全景图，论述了网络社团，例举BBS凝聚社群的案例并关注到两大趋势，即网络社团的封闭性和虚拟空间结社转变为现实空间正式或非正式的结社。
四、总结与评述
本文通过对当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关前沿研究的梳理，勾勒出政经路径对正在转型的全球社会及新媒体的积极回应和极具阐释力的分析、重构。通过不同面向的学术讨论，可以看到在全球社会急速转型并走向复杂化的时代背景下，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其兼容并蓄的学科特质所持有的深切的人文关怀与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新媒体技术深刻重构、传播学界学术聚焦的现状中，呼吁并期待学界能够重新发现马克思经典论述中诸如“阶级”、“剥削”、“劳工”等概念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传播新科技对传统议题的隐蔽的深化，从而剥去后资本主义时代全球社会表面的同一性。另外，政经学者并未固步自封，他们对传播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予以积极的回应。首先政经取向的学者肯定了新媒体对公众以及少数群体实现抗争的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在社会运动中新媒体正发挥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积极作用。其次，他们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背后隐藏着的受众隐私、资本集聚数字技术的真实影响力，以及对“键盘行动主义”持有质疑与警惕。值得注意的是，云计算与大数据相结合定量的、相关的、反理论的、具有预言性的数据具有了一定的生产力，一种数量胜于质量、相关性胜于因果关系、数据胜于理论、现代性胜于语境的数字实证主义开始形成。这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社会思潮、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都将被打上全面数字实证的烙印，这也是学者迫切需要反思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学者不再停留于简单的理论引介与综述，而是逐步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理论实践构筑中国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本文很难涵盖政经路径中所有的研究，全面的知识图景可从以下两个读本中获取，一是由JanetWasko、GrahamMurdock和HelenaSousa联合主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其二是由曹晋、VincentMosco和LeslieReganShade联合主编的《传播与社会的批判研究英文读本》。这两个读本对正在经历复杂全球化、本土社会急剧转型以及新媒体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界与社会提供了全球最新的、有力的批判传播研究视野，对本土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作者：徐婧 秦朝森 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