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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假设基础
确定基本假定是经济学分析的基础。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假定首先是对人的行为特征的假定。这个假定至关重要，是经济学的根基。对个体的探讨无法脱离个体行为的假定，长期以来各个经济学派都进行了人性分析。Smith在1776年提出“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每个经济行为人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由于“市场的完美性”和“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从来不存在未来预期的不确定，这样每个经济人都是“完全孤立的”;Marshall(1890)也曾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但经济史学家Karl(1957)曾说过:“人类经济永远是介于经济与非经济之间的”。这样上述假设就存在问题。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假设分析，主体之间的合作显得多余，而网络关系就更显多余。但Smith在其1776年的《国富论》中的劳动分工理论中认为分工带来了专业化，而且通过合作可以提高组织效率;紧接着1890年Marshall《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出版继承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源于“应然”逻辑思维起点，将其理论基础建立在一系列严格而苛刻的人性假设之上，而这恰恰与Smith所提出的分工思想是矛盾的，足见其对人性假设的不合理。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经济人相比，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人”更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Coase(1937)指出要从人的实际出发去研究人的活动，现实制度对人的行为有约束性;Arrow(1951)提出人行为的“理性有限性”;North(1971)认为应该跟随制度演进的轨迹去研究现实中的人如何做决定;在承认特定环境会影响人的选择的同时，Williamson(1987)提出了“机会主义行为”假设，承认了“经济人”的投机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本质做出了一个重新判断，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市场交易的风险由此而提高。新制度经济学通过这一概念，指出了只有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才能实现交易费用的最小化。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石是个人主义，他们以个体行为研究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他们视个人和技术为既定不变，合作是不需要的，即便存在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可见，主流经济学回避了对网络的分析，要想对网络组织进行科学分析，就必须对个体选择行为的微观基础进行修正。以Veblen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独立的“经济人”假设持批判态度，他提出了“制度人”(HomoInstitutionalis)假设。认为“制度人”的行为偏好会受制度影响而发生改变，“好奇心”驱使人不停的“尝试”，而这种尝试就是学习;Hayek(1952)指出由于每个人从环境中所获刺激的不同，人们会在各自的“理性机构”中形成非同质的知识和有限能力，同时强调要通过学习提高个体能力的有限性;Atkinson(1987)提出“学习不是人类行为的特殊范畴，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Marshall(1994)提出由于个体学习的有限性，通过特定机制把单个人的学习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理性结构”，那么个体学习就变成了组织学习;Nelson和Winter(1997)、Steen(1999)强调人是个“学习者”。因此，演化经济学在提出人的有限理性基础上，强调学习创新的作用;Hayek是在严格拒绝构建理性的前提下来解释自发秩序的真正内涵的，强调学习在提升个人理性中的作用。而“合作产生新知识”恰恰是网络存在的重要原因;Podolny(1998)、朱海就(2004)提出要从有限理性和个人认知两方面考虑合作的必要性;林孔团(2007)认为，要分析网络组织，网络中的个人行为假定应不同于新古典的理性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假定，而应该是有限认知的个体;MarianaMazzucato和TommasoCiarli(2014)提出通过创新来研究产业的变化，促进网络形成及演化的一个中心力量就是学习。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说明合作是必须的。人学习的必要性，说明合作的可能性。二者的结合构成了网络组织中的个人假设基础。
(二)企业理论基础
经济学分析的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给出制度安排。基于个人假设的基础之上，相应给出特定的游戏规则，目的就是研究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理解为生产函数，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黑箱”。企业的产出只受生产要素投入的约束，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得到多少生产要素，就将会有多大的产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唯一的企业外部协调机制，企业生产要素的获得是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取的。但这种理论并不能充分说明现实中的问题，为什么投入相同的企业产出却不同?企业之间生产能力的差别仅仅通过市场交易就可以获得?根据现代企业的发展可以看出，这种能力的获得除了要依靠自身发展是不够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对组织之间的合作、组织变迁是持回避态度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在不断批判与继承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前，在对网络组织的经济学分析中，新制度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市场的替代物。Coase(1937)提出企业是一系列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构成的“契约集”;Alchian和Demsetz(1972)提出企业是一个多种资源联合生产的集合契约体;Williamson(1987)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将所有交易还原为契约，不同的契约对应不同的治理结构;随后，以Grossmann、Hart和Moore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契约的不完全性为理论基础，形成了研究剩余控制权配置问题的GHM分析框架，这构成了不完全契约理论;Basil(1981)是团队理论的重要发展者，他也主张把企业还原为契约。在Basil看来，组织是治理多种资源所有者经营契约的集合，它产生于对所有权被分割的实体的管理的需要;张五常(1999)提出企业与市场是同质的，都是契约的集合体。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企业本质的阐述是: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Coase(1937)指出，市场是有成本的，作为节约成本的结果，企业取代了市场;Williamson(1985)、张五常(1999)认为最有效的节约交易费用的方法是不同类型的交易类型对应不同的规制结构;Robertson(1995)提出企业是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有动力实施垂直一体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以交易成本的高低作为企业对不同规制结构选择的依据。演化经济学对企业的分析趋于动态，更加现实(马涛、龚海林，2012)。强调企业是一个资源与能力的集合。Richardson(1972)、Dosi(1994)把能力作为界定企业边界的重要要素，提出在动态、非均衡的状态下，企业的边界不是固定的;Nelson和Winter(1982)提出当企业利润降到企业可“容忍”水平之下，则会触动企业对更好技术的“搜索”;Eliasson(1990)把企业称为是具有异质性或特质性能力的经济当事人组成的团队，强调企业的学习性;Foss(1996)从集体学习的角度提出企业存在的有效性;Nonaka和Ryoko(2002)认为企业在知识(特别是意会性知识)的生产上有着市场组织不可比拟的优势;杨锐和黄国安(2005)提出演化范式，从个体学习、企业内部知识的生产、传播角度解释企业的异质性;Ibrahim和Galt(2011)提出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企业的异质性。在其理论中，企业是一个知识和精神的储存库，由于知识、精神具有内在的意会性和路径依赖性，这就造就了不同企业之间的根本性区别。演化经济学赋予了组织更多的特征。企业不再仅是交易成本的粘合集，还是有效地生产、储存和利用知识的集合，强调相互学习和沟通。
(三)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网络组织分析
Coase最早提出企业与市场两分法，认为企业与市场是彼此存在替代关系的两种机制。后来他自己承认存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状态，但没有对其进行研究;与Coase相比，Williamson(1978)进了一步，他认为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一种中间状态。Williamson的理论是建立在“契约人”假设基础之上的。由于人是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所以William-son把企业作为避免机会主义的装置。同时，在这一人性假设基础上，Williamson根据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把规制结构分为:企业、市场和混合制三种规制结构。Williamson认为中间组织是比市场有效、比企业更灵活的一种协调方式。然而，在Williamson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中间组织却并没有取得与市场和企业相并列的概念化地位，他更多地把这种中间组织看作是不稳定的组织形态。Williamson所认为的网络组织只是一个连续“谱系”的中间状态。所以他用Hybrid(混合制)来表示网络组织。张五常(1983)在《企业的契约性质》一文中用契约表示市场和企业，认为市场和企业只是若干契约中的一种，而在这两种契约之间存在各种其他契约安排;王询(1998)、仇保兴(1999)提出企业与市场中间存在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在这一模糊地带中既存在经济联系也存在非经济联系;陈昆玉(2001)、何雄浪(2006)、徐忠爱(2009)认为:现存三种组织治理模式:市场、混合制度与企业或管理机构。混合制度是企业与市场的“中间状态”，其边界是模糊的。对市场而言，它可以视作“市场企业化”。对企业而言，它可以视作“企业市场化”。综上，这些研究都是对Williamson观点的延续与拓展。演化理论促进了“网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Nooteboom，2002)，其强调从“个体群”的思维对组织进行思考(张敬川，2005);从内部结构上，演化经济学理论强调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JulieM.Hite等(2001)，SGWinter(2014)提出学习是企业成长的需要，企业进入成长阶段早期其网络关系的演变更加基于其内部成本和收益的计算，网络成为了企业的身份标签;从外部空间维度上，演化经济学提出创新的多样性促进了经济系统的变迁(贾根良，2004;于斌斌，2013)，认为产业集聚是企业在自组织及协同演化基础上形成的。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网络组织是一种不同于企业和市场的独立的一种组织形态，由于经济主体的有限认知和学习欲望，形成了这样一个以经济主体合作为载体，不断学习创新、协同演化的实体。
二、基于演化增长理论的网络组织优势分析
企业网络是一个企业打破传统组织边界，实现技术、产品、市场和组织融合的过程。通过对点(个人)、线(企业)、面(网络)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解释网络组织是一个比较契合的角度。这种契合表现在本质的契合，即其人性假设基础是一致的;过程的契合，即企业产生发展的过程可以用演化的观点准确解释;方法论的契合，即网络组织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自组织过程，而演化经济学强调的就是动态和过程。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与传统经济学分析的静态均衡论相比，演化经济学最大的特征就是强调动态演化的分析过程。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他逐渐被广泛应用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分析中。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演变成三个支流:从技术知识积累研究经济增长;从制度知识积累研究经济增长;从技术与制度协同互动研究经济增长。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网络组织是一个“知识集”，通过知识、技术的集聚来实现网络优势，所以本文从技术知识积累角度来探讨网络组织的集聚优势。根据演化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干中学”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是投资或资本的一个副产品，随着投资的增加和资本的扩大，人们边工作边学习，知识和技术不断进步。租金的概念最初起源于土地租金，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扩大，租金的主体也从具体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扩展到组织形式上，从而得出网络租金的概念。网络租金是指在网络组织环境下，每个网络成员在网络环境下所获得的利润与其单个经营时所获取利润的差额，这个概念类似于经济学中的“超额利润”。它表现为交易费用的减少，更重要的是通过协同而获取的资源共享价值效应。网络租金的来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李嘉图租金。基于价值链的整合，处于同一价值链的不同企业根据在网络中的不同位置，都会进行特定的专用资产投资以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对某种核心价值的掌控而获得的优势我们称之为李嘉图租金;其二，熊彼特式的创新租金。网络组织中的成员建立于信任机制的基础上，而且组织内部能够提供平台使不同的人员进行交流，这样通过网络组织这一平台，再加上知识的外溢性，知识在网内形成了一定的知识流，网内企业成员可以及时吸收、消化并学习来自于其他企业的知识技术，从而提升自身的知识价值，通过知识共享的外部增值性而获取的租金就是熊彼特的知识创新租金;第三，张伯伦租金。由消费者剩余的减少而转嫁到生产者剩余上的增加额是张伯伦租金的实质。随着企业之间结网的完成，网内的生产规模在增大，由规模经济所导致的成本下降是网络组织给企业带来的特定“垄断”租金利润;第四，理查德租金。理查德租金强调无形资产给企业带来的积蓄。随着网络组织的形成，网内企业的知识、技术、能力等通过企业之间特定的联结而产生了跨边界共享，这种由网内的资源整合所形成的租金给企业带来了收益。所以网络关系的形成加速了企业获取租金的速度。
三、结论
随着网络组织的发展，网络组织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日益突显。现有的关于网络组织的研究很多，对各种网络形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导。但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已有的理论并没有深入地从经济学视角对网络组织进行研究，如何从经济学视角构造网络组织的分析框架更是少之又少。网络组织理论最早的起源就来源于经济学，所以从经济学视角对网络组织及其优势进行分析能促进网络整体分析框架的形成，及进一步对网络组织理论进行归纳和提炼。
作者：张慧敏 孙国强 单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山西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