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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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问题

摘要:在我国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分别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资源和政策支持四个方面,建立辽宁省绿色经济发展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对2013—2017年间辽宁省内14座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辽宁省绿色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在此基础上,对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纵向趋势分析和横向对比分析,分别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资源和政策支持四个方面提出积极提升辽宁省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辽宁省;绿色经济;动态因子分析

引言

后金融危机时代,为了应对经济复苏乏力、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压力加大等挑战,“绿色经济”的概念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峰会上被确立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步入以增速总体放缓和产业结构转型为特征的新常态,我国提出了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相互呼应,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提升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因此,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必然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期内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引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促进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共赢发展。辽宁省作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主要力量和东北唯一的自贸试验区,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发展以绿色经济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促进了绿色经济的发展。然而,绿色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质量、科技创新驱动和引导扶持政策等诸多因素。因此,以辽宁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深入系统地分析辽宁省在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指出提升辽宁省绿色经济竞争力的方向与着力点,对于构建绿色生态经济体系,加快辽宁经济体制和机制创新,以及建设美丽辽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分析方法的选取和指标体系的建立

首先,分析方法的选取和介绍。动态因子分析法是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该方法综合考虑了样本、变量和时间这三个因素,通过将主成分分析得到的横截面分析结果和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的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因此,本文在多角度选取影响辽宁省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相关因素的情况下,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分别对辽宁省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进行实证分析。这不仅能够对辽宁省14座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进行横向对比分析,还能反映出省内14座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的纵向动态变化趋势。其次,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来源。在参考了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并兼顾辽宁省各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数据的可得性,通过汇总高频指标、借鉴国际权威机构和结合区域实际状况的方法,本文分别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资源和政策支持这四个方面选取16个指标综合构建辽宁省绿色经济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下页表1所示)。为了客观有效地评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以来辽宁省各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的变化,本文选取了2013—2017年辽宁省内14座城市的相关数据,并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9进行动态因子分析。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辽宁统计信息网上各年的《辽宁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的统计年鉴。

二、辽宁省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实证分析

(一)沈阳市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评估

①1.公因子的提取。我们可以分别根据碎石图和主成分分析法来决定公因子的提取个数。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碎石图中的特征值来决定提取公因子的个数(如图1所示),前4个公因子的特征值较大,均大于1;第五个公因子之后的特征值开始迅速变小,均小于1,这说明提取4个公因子是比较恰当的。另一方面,我们根据主成分法对上述指标进行公因子的提取,前4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96.06%,满足累积贡献率大于85%的标准,可以较好地反映沈阳市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因此,综合碎石图和主成分分析两种方法决定提取4个公因子。2.转后的载荷矩阵。在进行因子分析时,为了进一步获知每个公因子的实际意义,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我们采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以有效解决原始变量载荷值区别不明显导致公因子实际含义模糊的问题,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所示)。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指标X1、X2、X3、X4在第一个公因子F1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因子F1主要代表沈阳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经济增长指标。环境资源指标X9、X10、X11、X12在第二个公因子F2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因子F2主要代表沈阳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环境资源指标。社会发展指标X5、X6、X7、X8在第三个公因子F3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因子F3主要代表沈阳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社会发展指标。政策支持指标X13、X14、X15、X16在第四个公因子F4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因子F4主要代表沈阳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政策支持指标。3.静态因子得分。我们可以依据稳定的因子旋转结果得到因子系数得分矩阵,并进一步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分别写出旋转后因子F1、F2、F3和F4的得分表达式。在此基础上,我们以这4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将这4个因子得分进行加权计算得到沈阳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的总得分T,其计算公式为:T=0.4913×F1+0.2116×F2+0.1299×F3+0.1278×F4,并据此得到沈阳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的得分状况。

(二)辽宁省各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的综合排名

我们通过重复上述步骤和过程还可以计算出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盘锦、铁岭、朝阳、葫芦岛这13座城市在2013—2017年间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的得分,并将这五年的平均得分记为平均综合得分,作为该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综合排名的依据,对省内14座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进行综合排名(如下页表3所示)。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通过下页图2和图3,更加直观地对这些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

(三)相关实证结果的比较分析

总的来看,我们可以根据上页表3中2013—2017年辽宁省内各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的平均综合得分将省内14座城市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沈阳、大连和本溪,它们的平均综合得分远高于其他城市,说明这三座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第二类是鞍山、抚顺、盘锦、丹东和锦州,它们的平均综合得分为正,说明这些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较高。第三类是辽阳、阜新、营口、葫芦岛、朝阳和铁岭,它们的平均综合得分为负,说明这些城市的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较低,位于省内平均水平以下。从纵向比较来看,2013—2017年,辽宁省大多数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各城市之间的发展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如上页图2所示)。首先,沈阳、鞍山和本溪这些城市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资金支持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的逐年加大,充分带动了这些城市绿色经济的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其次,大连、抚顺、盘锦、丹东、锦州、营口和葫芦岛这些城市充分依托当地环境资源优势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以相关绿色产业的发展带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尽管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受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而有所下降,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总体上还是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最后,辽阳、阜新、朝阳和铁岭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还相对比较薄弱,区域绿色产业发展规划和地方政府对绿色经济的调控政策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进而导致这些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下出现了显著下降的局面。但随着辽宁省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这些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环保意识等方面比较明显的后发优势,可能会进一步拓展这些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上升空间。从横向比较来看,2013—2017年辽宁省各城市绿色发展绩效水平的平均综合得分(如上页图3所示)。首先,沈阳、大连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居民参与绿色经济的意识较强,本溪在环境资源优势的引领下,政府对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力度明显加大,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迅速提升,因此这三座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其次,在“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以及“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的示范引领下,鞍山、抚顺、盘锦、丹东和锦州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并通过积极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扩大绿色就业,推进绿色创新,有效促进了绿色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些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较高。最后,在辽宁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带动下,辽阳、阜新、营口、葫芦岛、朝阳和铁岭这些城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经济能源、文化科技、制度体系的绿色供给,使得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由于这些城市绿色经济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区域绿色产业发展规划以及地方政府对绿色经济的调控政策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因此这些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还相对较低。

三、积极提升辽宁省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得知,由于不同区域和城市之间资源禀赋各异,生态条件不同,辽宁省各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水平是不均衡的,绿色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各个区域和城市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化的绿色经济发展战略,健全区域城市群的绿色发展联动机制,进而有效提升辽宁省绿色经济发展绩效。首先,在经济增长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辽宁省应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措施,逐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农业为基础、传统工业为支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提升绿色经济发展绩效,实现绿色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其次,在社会发展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辽宁省应强化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并在具体规划环境污染治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扩大污染治理规模,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绿色基础设施多元化投资的力度,提高生态投资资金的利用率,提升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再次,在环境资源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辽宁省应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利用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政策的有利时机,积极争取中央、省级各类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支持,鼓励受益地区和保护生态地区通过对口协作、产业转移和园区共建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机制,通过健全生态风险管理和应急救援机制,提升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推进生态安全屏障的构建。最后,在政策支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辽宁省应基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和生态条件,通过差异性政策的制定发挥政府对绿色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并通过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的双轮驱动,激发区域绿色潜能,发挥微观经济主体对绿色经济的支撑作用,进而提升绿色经济发展绩效,共同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绿色协同发展。

作者:王佳佳 赵思棋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