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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特征是以资本理论为基础。在思想流派划分的问题上，部分经济思想史学者把奥地利学派简单地归类为古典学派的做法是欠妥的。尽管奥地利学派继承了古典学派思想中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储蓄等于投资和充分就业等假设，然而，奥地利学派一旦把资本异质性和生产结构用于对市场过程的分析，就意味着与古典学派的决裂，因为它强调时间的作用和抛弃了货币中性假设。尽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尝试运用微观基础来巩固宏观经济学理论，并且承认理性行为人不会形成系统性错误的预期，但它是以瓦尔拉斯的均衡框架为基础来构建模型的，以此发展出一种分析总量波动的均衡方法。与其不同，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不是一个完全确定性的过程，不能用基于均衡的概念来解释。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是动态的，它把货币、时间、生产要素和企业家精神整合到市场过程的分析中，成为区别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标志。与主流假设资本是同质的不同，奥地利学派假设资本是异质的。资本的异质性不仅仅因为物质上的异质性，更因为使用上的异质性。因此，在资本问题上，经济学家不能忽视企业家赋予资本品各种各样的功能。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开篇就提出“不同级财货理论”，用来说明人类欲望及其满足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门格尔将直接满足人的需要的财货称为第一级财货（消费品），将生产第一级财货的其他财货称为高级财货，离最终消费品越远的财货级别越高。门格尔把资本定义为生产期间保有的高级财货。门格尔强调资本的异质性和互补性，认为“若没有同时支配着其余（补足）的高级财货，则我们要用一个单一的高级财货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是不可能的。”同时，门格尔强调时间是市场过程分析中的一个“本质要素”，“一些高级财货，要在瞬间将其转化为相应的低级财货是全然不可能的。”时间偏好理论是杰文斯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在《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中，杰文斯创造性地运用三角形图解的形式来表示资本与时间的关系，认为“资本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使劳动者能够等候长久工作的结果———使企业的开始至终局，可以距离一个时间。”这直接影响了哈耶克在《物价与生产》中提出的“哈耶克三角”跨期结构分析框架。庞巴维克是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迂回生产理论是基于时间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认为，迂回生产的优势是人们获得的产品比直接生产的要多，以及它是获得某类产品（特别是技术含量高和结构复杂的产品）的唯一方法。迂回生产是一种资本化的生产方式，迂回的过程越长，所产出的资本就越多，从而生产的资本化程度就越高。米塞斯和哈耶克在资本理论问题上整合了时间与货币两个核心要素，创立了商业循环理论。米塞斯指出：“资本是储藏起来的劳动、自然和时间。不靠资本品帮助的生产与利用资本品的生产，其区别在时间。”在《货币与信用原理》（1912）中，米塞斯将门格尔的主观价值理论和边际效用方法运用到货币价值的分析上，并揭示了信贷扩张如何通过相对价格扭曲而导致收入分配的变化并引发周期性的波动。米塞斯突破了古典模型中的两分法（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是分离的），提出“货币非中立”的观点。米塞斯认为“中立的货币”这个概念是自相矛盾的，“货币如果其本身不具推动力，就不算是完全的货币，甚至根本就不是货币。”即使在长期，货币也是非中性的，货币本身就是引起资本结构变动的一个因素。在此基础上，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1931）首次提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结构”的概念，建立了被称为“哈耶克三角”的跨期结构分析框架，阐述货币—产出的因果关系及货币在生产结构中的传递机制，强调相对价格在决定生产数量和方向中的支配性作用。哈耶克的分析框架成为加里森宏观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二、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加里森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主要借助于三个图形工具，可贷资金市场和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从主流宏观经济学吸收过来的，而跨期生产结构主要是以“哈耶克三角”为基础的。加里森认为该模型的新颖之处在于其整合性和运用性。右下方的坐标为可贷资金市场，它反映了不同利率水平下储蓄者的贷款意愿和投资者借入资金的意愿，可贷资金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利率，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右上方的坐标是生产可能性边界，它用来分析替代性产品（投资品和消费品）的生产组合。其中，坐标纵轴描绘了消费品的运动轨迹，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点在坐标纵轴的投影与跨期生产结构（“哈耶克三角”）垂直直角边上体现的最终消费品的产出相一致。坐标横轴描绘了总投资的轨迹。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点表示在充分就业情况下的投资与消费组合。遵循哈耶克在《物价与生产》的分析路径，模型的分析是从充分就业和资源被充分利用这一假定均衡状态出发。左上方的坐标是跨期生产结构，它具有两个维度：价值维度和时间维度。垂直直角边表示价值维度，用于衡量消费品产出的价值，它通过货币价值表示出来；水平直角边表示时间维度，即生产的迂回程度。水平直角边的左端是远离消费品（即资本化程度高）的阶段，右端是靠近消费品（即资本化程度低）的阶段。
从时间轴到斜边的垂直距离表示生产过程中产品的价值。时间偏好的变化创造了获利机会，企业家的预期利润是决定生产结构变化的最现实和最重要因素。当市场主体的时间偏好降低时，人们减少当前消费，可贷资金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到S'，均衡利率下降，原本无利可图的资本化程度较高的产业现在变得有利可图，投资者把资源和劳动服务从相对靠后的阶段转移到相对靠前的阶段，从而使生产过程更加迂回，整个生产结构链条被拉长，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在图形分析上，均衡利率的下降引致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投资与消费组合沿着边界顺时针运动，“哈耶克三角”的斜边更扁平了。从整个生产过程看来，在资本重构的初期经济增长率可能出现短暂性下降，一旦资本重构完成后，经济增长率将会比偏好变化前更高，资本重构（形状发生变化）后不断扩大的“哈耶克三角”。由时间偏好变化引致的资本重构，并不会使消费持续性地降低，而是未来消费增加得更快，因此，资本重构促进消费增加的结果与市场主体时间偏好变化的目的相一致，这种增长模式是可持续的。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理论的根本分歧集中在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以及利率的问题上。凯恩斯认为储蓄与投资是两个完全独立和相互矛盾的过程，他说道：“个人的储蓄行为不是用将来的消费需求来代替现在的消费需求，它是这种需求的一种净减少。储蓄行为除了会减少现在的消费需求以外，还会减少现在的投资需求。”在利率问题上，凯恩斯指出：“即使货币数量大量增加，也只能对利率施加相对较小的影响。因为货币数量的大量增加，会使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此之大，以致由于安全动机引起的流动性偏好会加强。”在凯恩斯看来，投资者的信心状态或信贷机构的信用状态的弱化将引致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并导致经济危机，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内在于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组织投资”。奥地利学派则从资本异质性和生产结构的角度对凯恩斯的观点进行反驳。他们继承古典学派的观点，认为储蓄与投资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它们之间彼此紧密相连，储蓄的增加直接反映投资增加。在解决“储蓄如何有效转化为投资”的问题上，奥地利学派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第一，在资金来源方面，商业企业投资所需要的资金不仅来源于消费者的直接储蓄，还来源于自身留存利润（自我借贷）；第二，在转化方面，市场经济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金融工具，商业企业能够获得扩大经营规模和采用新技术的资本；第三，在因果关系上，认为凯恩斯所坚持的“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不是衰退的原因，相反，它却是此前信贷扩张和随后利率扭曲引致资源错配的结果。投资者信心的普遍丧失和流动性偏好的增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它们并不内在于市场经济中。加里森运用引申需求效应和时间贴现效应，来说明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并把引申需求定义为“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以及由此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在转向资本化程度更高的生产方法的过程中，时间贴现效应是巨大的，它有助于抵消引申需求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在这过程中，生产手段作为产品本身，其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引申需求效应主导较晚阶段，时间贴现效应主导较早阶段。在缺乏资本异质性的理论前提下，凯恩斯关于“储蓄与投资的矛盾性”否定了时间贴现效应，同时暗含着“投资的增加不需要牺牲当下的消费为代价”这一假设，因此凯恩斯往往忽略了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投资与消费组合沿着边界顺时针或逆时针的运动。在利率问题上，奥地利学派认为，尽管在信贷扩张的初始阶段，货币数量的增加确实会暂时性地降低利率，然而，从长远来看货币数量不会影响利率，除非时间偏好发生变化。储蓄—投资—消费的比例是由每个市场主体的时间偏好决定的。奥地利学派认为，信贷扩张是经济波动的制动机制，相对价格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假设市场主体的时间偏好不变，中央银行为应对经济衰退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用△MC表示信贷扩张），信贷扩张引致均衡利率的暂时性下降，人为的低利率向投资者释放错误的信号，激励他们增加资本投入。然而，信贷扩张引起资源的跨期错误配置，生产结构在两个方向受到扭曲，一个朝向早期阶段，另一个朝向晚期阶段，中间阶段经历了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陷入了“双重失衡”。
投资在时间上靠前和靠后的部门中的过量资本并不会产生更多的最终产品，因为并不存在足以完成生产过程的其他互补性资源和真实储蓄。“哈耶克三角”的两条直角边受到两股相反力量的拉动，斜边发生断裂，中间阶段的产出相对减少。根据资本的互补性，中间阶段产品的相对减少意味着市场过程正常运转的各生产要素的恰当比例遭受破坏，这预示着资本重构过程不可能完成。此外，政府的信贷扩张政策不可能无限期进行下去，信贷扩张引致的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压力必将迫使政府收缩信贷扩张力度，原本依赖于廉价信贷进行扩张的长期项目将出现资金链断裂而无法清偿银行的贷款。当银行出现大规模的坏账时，整个金融系统和生产过程就会突然崩溃。根据加里森的分析，信贷扩张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投资与消费组合暂时性地偏离边界，一旦资本重构过程最终失败时，在边界外部的投资与消费组合就回落到边界的内部。第一，在跨期生产失衡出现之前，信贷扩张确实使原来无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得以执行，这也是政府刺激性政策在信贷扩张初期能够获得暂时性成功的原因。第二，当经济出现跨期失衡时，投资与消费组合并不是简单地沿着原来的发展路径向边界上原初的位置折回，而是会落到边界的内部。在长期项目被迫终止时，尽管非专用性生产要素能够在各生产阶段进行转移，但专用性生产要素却不能被转移到其他生产阶段，而不得不被放弃。由此可见，信贷扩张政策在短期内能够刺激投资和扶持就业，但从长期来看却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
三、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启示
1.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是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在资本化程度高的产业。
资本化程度高的产业在信贷扩张的效应下表现为规模扩张过快，这种扩张模式严重依赖于高负债来实现，在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放缓、外部经济复苏不明朗的情况下，高负债意味着高风险。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分析路径，等到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危机必然爆发。在产能过剩引致结构性问题的条件下，单纯运用需求政策，往往使政府的宏观调控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选择信贷扩张的方式来提振资本化程度高的产业，尽管在短期内有助于产业复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产能过剩的困境，相反只会恶化企业债务负担，并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另一方面，过度扩张的资本化程度高的产业与上下游产业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产业网络，若政府放手不管，这些产业的收缩效应将进一步扩散，给宏观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从增长速度上看，中国经济增长已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进入一个结构调整期。下一阶段的重点是，通过改革来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以优化产业结构比例。中国的结构调整是一个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改革可能会导致未来增长率略微下降，但这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发展现象。总理强调：“经济发展不是短跑，而是没有终点的长跑，要有一定的速度，但更重要的是看耐力和后劲。”
2.资本的异质性和互补性，要求在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环境下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资本的异质性和互补性要求各要素相互配合才能实现生产的目的，然而有效率的资本组合并不是自动达成或由某个超市场力量（如政府）的意志决定的，相反，它主要依赖于市场过程中的企业家活动。在动态的生产结构中，异质性资本的有效组合，实际上就是企业家头脑中分散的知识如何通过价格体系有效地实现跨期协调的问题。企业家依据价格和预期利润来配置各类资源，或采用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工序，或引进更具盈利性的商业组织形式。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引擎，企业要持续地获取利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已有的竞争优势上，他们必须持续地创新，避免模仿者的模仿行为终结企业家的利润。另一方面法治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它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至关重要。哈耶克明确指出：“经济领域中的政策应当由法治支配。经济活动的自由，原本意指法治下的自由，而不是说完全不要政府的行动。”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哈耶克强调：“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一个功效显著的市场经济，乃是以国家采取某些行动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动对于增进市场经济作用而言，极有助益；而且市场经济还能容忍更多的政府行动，只要它们是那类符合有效市场的行动。”鲍莫尔关于“游戏规则在决定企业家精神配置到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活动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的分析，极具启发意义。实现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离不开法治和政府的监督作用。法治和政府监管职能的缺失，必然使企业家沿着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路径去追求财富。政府在创设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充分利用好三大清单，即利用“权力清单”来限制政府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利用“责任清单”来限制政府的“不作为”，落实政府监管职责；利用“负面清单”来保护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利，以此来激活市场活力。在缺乏法治的环境下，放任市场自发力量所带来的破坏性经济后果，是个人和社会都难以承受的。
3.资本的异质性和互补性为政府在危机时期如何有效调控经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当经济发生系统性危机，政府不得不实施干预政策来拯救经济时，政府的调控措施必须尊重市场原则和生产规律，改革和创新宏观调控手段。新古典关于资本同质性的过于简化的分析，并没有为政府的有效调控提出具可操作性的建议，那种认为只要增加投资就能刺激经济的观点，其实是一种误解，它忽略了“耐用的投资品并不代表增加产出所需要的一切资本”的事实。要实现预期增长，政府必须把与耐用投资品互补的其他资源投放到生产过程中，以实现各级资本品需求和消费品需求之间恰当的比例。因此，政府在对市场结构进行调整时，不能仅仅关注投资的货币数量，更需要关注生产结构中各种资本的合理配置，重点扶持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防止累积性的结构失衡。总理在谈到政府职能和调控方式转变的问题上，多次强调要“激活力、补短板和强实体。”“激活力”要求政府为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生产性作用优化宏观环境，激发巨大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补短板”要求政府在结构调整过程中通过定向调控、精准发力的“微刺激”政策（如定向降准）来修补生产结构中的缺环；“强实体”突出了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金融市场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实体经济是因，金融表现是果，两者决不能相反。一旦实体经济中的生产结构出现资源错配，最终其经济问题必然在金融市场上得到强烈的反映。
4.政策制定者需要准确理解总量性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之间的关系。
利率对异质性资本价格的不同影响，可突破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为理解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新的切入点。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助于改变市场主体对未来前景的悲观情绪，起到鼓励投资和刺激消费的作用。然而，在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看来，即使货币当局通过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的措施来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经济也可能出现跨期失衡，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简单地将价格稳定作为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的标志。在市场过程的分析中，我们不能忽视通货膨胀对相对价格的扭曲效应：某类资产价格（尤其是资本化程度高的产业）能够对信贷扩张迅速作出调整，而有些价格则调整得很慢。信贷扩张引致的相对价格的变动向市场主体发出了如何配置资源的信号，这些扭曲性的价格将导致资源的低效乃至错误配置。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的合理性。
四、结语
在哈耶克看来，“资本问题当然是超过一切其他经济问题的最重要的问题，自我们这门学科出现以来，就一直是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然而，在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奥地利学派在资本方面的贡献一直被经济学家所忽略。以资本为基础的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是市场过程的动态研究方法，它把整体社会经济运行作为考察对象，深刻地揭示了以没有真实储蓄为基础的信贷扩张不同于实际生产资本的增加，它并不会导致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反，只会导致资本结构的扭曲。同时，加里森的宏观经济学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有效调控和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对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郑健雄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