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传统文化范例

【摘要】

本文主要就近代天津中西合璧建筑的背景、形式特点、设计方法等三个方面法来阐述近代建筑对现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

中西合璧；天津；近代；融合；建筑环境设计

1天津近代建筑环境设计的背景

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由于九国租界在天津的设立，使其成为近代史中特殊的城市。此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留洋归来的建筑设计师，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文化冲击。首先，处于近代的天津建筑，正值国际建筑的发展。此时城市建设因租界也发生改变，英、法租界形成古典主义银行建筑风貌，法租界劝业场一带形成新的商业中心，自成体系的意租界成为住宅区等等。中西建筑风格杂糅直接影响近代天津形成独特建筑风貌。其次，在这一时期内，西方各国建筑还基本上都处在由传统向现代主义过渡的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古希腊建筑、古罗马建筑、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古典复兴建筑、巴洛克建筑、洛可可可建筑、新古典主义建筑、折中主义建筑等。中西建筑元素融合，是形成独特建筑风貌背景的关键原因。

2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相融合的建筑形式及装饰特点

也许这种只改其表面不动其根基的做法无异于旧衣新补，并不能真正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但却在客观上使得中国改良了“万马齐喑”、闭目塞听的社会风气，在中国近现代化的实践上迈进了一大步，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催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引起了中国文化、经济等一系列的反应。刚开始时大多数人们认为“，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2]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上来讲，它却是西方文明的一扇橱窗，使得更多的中国人直观地认识到了西方文明，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严重不足，以其之长弥己之短。历史的车轮从记忆中碾过，我们回望这段得出结论，历史注定要让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相伴而生。但是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从历史层面上来讲，西学东渐是从何时并且为何逐渐畸变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缴械投降呢？西学东渐之路究竟去往何处？这将是一个国家的选择，一个民族的选择，之所以慎重之慎重，是因为，“选择的失范，意味着价值的迷失和价值坐标的消解。选择的危机，说到底就是价值的危机、人的文化存在本身的危机”[3]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在“西学东渐”下得悄然变化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以此为标志，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资产阶级经过革命、失败，再革命，再失败，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开始反思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与此同时，这时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成为此时西学东渐的主流，并且出现了一大批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名家，诸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开始时，他们主要以报纸杂志为阵地，通过小说、杂文、评述等形式批判陈旧的传统文化，并撰文对比中西文化之优劣，通过不断的宣传，便使得接受西学的社会阶层进一步的扩大，如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对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介绍和对中西文化的对比；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传播；鲁迅的白话小说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胡适对实用主义的宣扬等等。在这一阶段，西学东渐最大的贡献便是将马克思主义介绍进了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许多仁人志士看到了些许曙光，此后，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尽管封建纲常伦理观念还浓厚的存在着，但是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平等共和等思想文化越来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去糟粕，取精华

西学东渐不仅直接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填补了许多中国文化原本没有的元素。自然科学中的声、光、化、电、医学等科学技术随着西学东渐逐渐融入到中国文化当中，并且通过具有先进思想之国人的学习与研究，中国本地的近代科学也开始形成并且逐步发展。不仅如此，关于近代科学的分类也渐次趋向专门化，形成比较系统的领域。近代的中国随着西学东渐在发生着改变，新式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改变了中国古老的思想文化领域，新领域的开拓和新科学的建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的结构。

取其糟粕，取其精华，乃削己糟粕，取人精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等因素的制约，中国近代始终未能建立起超越西方的中国特有的完整文化体系，使得精华始终未能升华，但是凭借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向西方学习”不断递进，层层深入，从“器物”到“制度”；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照搬照抄别国的道路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自己的“特色道路”，我们终会达到去己糟粕，取人精华，并将精华得到升华的结果，并可从中窥探“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的脉络。

1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程

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无疑是一种引进型的形式。在谋求富强的功利意识的指导下难免出现许多偏差，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来看，西方文化基本上是以强势的态度对中国文化进行排挤，最终的传统文化甚至到了被清理和筛选的地步，而这一切都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进程所造就。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渗入到了当时社会形态的各个领域，包括西方体育与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体育直接的接触、纷争与融合。在这段时期武术出现了两种形态表现：一种是以孙氏武学体系为代表的民间武术的自身整合与发展，它是在西方文化强势压迫下，传统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展现自己精华一面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另一种便是以中央国术馆的国术体系为代表的近代武术的转型，它是本土体育与西方体育交流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体育形态，可以说是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它是具有西方体育形式的本土体育。两种武术形态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及指导意义。

2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拳与道合

清末民初，外强凌入，叛乱四起，内忧外患的动荡社会为武术的兴起与传播提供了土壤，民间秘密组织的发展，村社民团的成立，对武术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西方火器的传入，渐渐弱化了武术在军事战场的实用性。1900年的“庚子拳变”标志了在热兵器时代武术彻底的从战争被淘汰。此时盛行于民间的武术，摆脱了纵向秘密发展的束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与发展，各门各派开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许多优秀的拳师“各家拳法兼而习之”形成了自己的武术体系，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孙禄堂的孙氏武学体系。孙禄堂先生自幼习武，天赋异禀，在深得太极、形意、八卦三拳的奥妙之后，深参诸子思想，继承前人的武学研究下，合三家为一家，曰：内家拳。结合自己一生的武术实践创立了武、道结合的武学体系，孙氏武学体系以《周易》《丹经》为理论依据，参以儒、释、道三家学说对武术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把武术与传统哲学中的道相结合：万势起于“无极”而终于“一”，提出了武学的“三层道理”“，三层功夫”“，三层练法”。其中最高层次的“炼神还虚”，“洗髓”，“化劲”或是“金丹”都旨在“本良知良能面目，复还先天”，养一身之正气，也就是儒家孟子的“浩然之气”。通过意识和形体的练习，以完善人的品格，达到儒家所提出的“仁”的境界。而这种术与儒家修身哲学的融合确实能从中西文化交流中找到根源。在《形意拳学》自序中孙禄堂先生说到“然富强之道，在乎黎庶之振作，振作之主义在精神，若无精神则弱矣。人民弱，国何强？欲图国强，须使人民勿论何界，以体操之不可缺之一科。”这一段话中民强则国强的观点，来源于19世纪初的“国民主义”的思潮，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许多的先进份子已经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即国民是一个国家的有机构成分子，国民的强弱承载着国家的强弱。而以传统儒家修身哲学来增强国民精神又是当时“国学”“、国粹”在武术中的展现。庚子事变以后，顽固守旧派彻底瓦解，一度出现了“无人敢谈中学”的情景“，全盘西化”的论调猛然兴起，正如起初顽固派们提及的“变夏为夷”的忧虑一样，许多怀揣传统文化的士大夫们感到了中国文化生存的危机，他们在西方思维的影响下，不再是像顽固派那样固守传统文化，而是提倡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认为中西文化均有优劣，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们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对人民进行的奴隶教育的“伪儒”知识，而先秦诸家的思想和儒家修身哲学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特别是一战后西方各国出现的经济危机，让更多信奉西学的人都冷静了下来，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们为了资源和利益野蛮的进行争夺，丝毫没有文明可言。严复也尖锐地批评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而此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重情义、重和谐的思想正是西方物质文明所欠缺的。“以中国救西方”的思潮把儒家文化的修身育德，探求人的良知良能的人伦哲学推向了高潮。孙禄堂先生饱读各家之经典，深得诸家之思想，而最终把术与道合的道归于儒家的修身之道，正是文化交流下，传统修身文化顽强展现自己的外在表现，也是热衷与传统文化的士大夫们为求传统文化生存做出的努力。

3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近代武术的转型

虽然中西方文化在交流与磨合时期充满了坎坷，一度出现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的极端现象，但文化的交流还是产生出了可喜的成果，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兼顾中西，相互融合，而又不同于中方，也不同于西方，却更适合时代的发展，这个过程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转型阶段，而以武术为主的传统体育也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走向转型，其结果便是运用西方体育来构建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中国体育”。近代武术出现了三次次序性的转型尝试，第一次尝试是1911年左右，马良创立的中华新武术，它的主要贡献是把门派众多，拳术繁杂的传统武术简化为拳脚术、棍术、剑术等几个科目，又把摔跤纳入新武术，其主要形式是模仿德式体操，在当时北洋政府的助推下在学校教育系统中开展。其次是具有民间性质的武术组织———精武会。其宗旨是“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它对武术的传播以套路演练为主，提倡包括民族舞蹈、音乐和西方体育及音乐等多元化文化形态。最后便是兴盛一时的中国国术馆的国术体系。1928年3月中央国术馆在南京成立，由东北军高级将领张之江发起并担任馆长，以“发扬武术国粹，增进全民健康，化除派系，整理教材，训练师资，统一教学，研究改进，务求普及，以达明耻教战，强种救国之使命”为宗旨，成功总结并推行了包括马良新武术和精武会的成功经验，对民间武术进行整理改良，编排成统一教材，出版武术书籍及刊物，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的习练与传播。在西方竞技体育的标杆下，推出了散手、短兵、长兵等最初的竞赛武术，并在1928年与1933年举行了两次国术考试，编排和实践了最早的武术竞赛规则，开设教授般、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以“泛学博通、文武兼修“为教学原则，教授了一大批技术全面的武术人才，其中大多都成为了近现代武术发展的中流砥柱。在1936年的德国柏林奥运会，中国武术代表团以精湛的武艺震撼了西方世界，从而把武术推向了世界。中央国术馆国术体系，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渗透到体育范围中的杰出成果，与马良新武术和精武会相比，它是武术现代化转型相当成功的案例。马廉祯教授对国术体系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具有现代体育特征的民族体育体系”。虽然国术体系在民国开展的声势浩大，确实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民族危机让每个稍有民族意识的人都感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国强兵，保家卫国是指导国术开展的重要原因，而这是完全与西方的体育相违背的。国术体系虽以体育的标准来改造，却不是以体育的形式来开展。

4对两种武术形态的评价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对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无庸讳言，多年来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现代压制传统的问题，本文想就古代文学研究教学中这一重要而尚未受到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古今之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核心问题。哲学史家冯契曾说：“古今中西之争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1]这里的古今中西之争其实可以简化为古今之争。   因为受过五四新思潮熏陶的文化人一般都认为中西之分实际就是古今之异。西方先于东方近代化，因此是今；东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   在这个区分里面蕴含着价值判断，表现为“今”是先进的，好的；“古”是落后的，不好的。因此，古今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晚清以来的几代知识分子都陷在古今之争之中而不能自拔，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大势就是以现代改造古代、解释古代的历史。   大体说来，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也是在古今之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况且，现代宰制古代的局面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因此，总结百年来这一学科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今后的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带来有益的启迪。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   中国古代文学史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晚清五四以来以西方近代思想逐步建构起来的。这一建构过程的得失，值得我们审思。   现代我们熟知的学科分类，比如文学、史学、经济、法律以及物理、化学、生物等等，都是移植西方的作法。中国传统的学问分类，当然不会是这样，而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   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也与近代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传统的学校是私塾和书院，教授的主要是诗词歌赋和五经四书之类，侧重的是修身之事。近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教育制度无疑也是挪用西方的结果。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当然也就没有中文系，自然也就没有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学问。虽然“文学”一词，本为中国所固有，然而五四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概念，却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截然不同。中国传统讲的是一种泛文学观，如《论语》先进篇孔门四科论学，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   其中所谓文学，对德行、政事而言；所谓学文，对力行而言。中国五四以来所采用的文学概念，是沿袭近代西方的文学观念。现代西方关于文学是富于想象与情感的作品的理解，是从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那里开始的。1759年莱辛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才初步赋予“文学”一词以现代意义。1800年法国斯达尔夫人发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一文，标志现代意义“文学”的真正确立。当代美国学者米勒也认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西欧。”[2]学校是按照近代西方模式建立的，“文学”也按照近代西方重构了，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就逐渐建构起来了。这个建构的途径，就是采用“反向格义”，对传统文学里的诗文评和文苑传进行改造。所谓格义，是在佛教初入中国之时，为了便于理解，学者们拿本土的老庄思想来解释外来教义的一种方法。由此看来，格义只是一时权宜之计，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逐渐式微了。晚清五四以来，中国学人自觉地以近代西方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分析中国的文本和思想，这种方法就是“反向格义”。[3]   “反向格义”说穿了就是“以西释中”，即以西方近代的思想观念为依据解释中国的传统。   也就是说，通过“反向格义”，我们用西方近代的“文学”替换了传统的“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渐以抒情者衡文学，于是诗歌、小说、戏曲被视为文学，而史传、论文之类被排斥在文学之外，传统的泛文学观被改造成了狭隘的现代文学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根本性的转变？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史，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西学东渐之后，中国的文化谱系开始转变，即以近代西方的思想观念为核心重新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来自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成了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随着新文学的成功，这些理论自然成了读书人的常识，它的欧洲血统反而被遗忘了。五四新文化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把中国古代文学史逐步建构出来了。   二、“古为今用”，古代成了现代的奴婢   既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立是以西方近代思想为核心的，那么，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势必成了一堆没有灵魂的东西了。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文学成了论证西方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材料了。   为了服务五四新文化思潮，中国古代文学被无情地阉割、改造、重组，弄得面目全非。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各自从古代文学里挑选适合自己口吻的材料，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深受启蒙运动影响，追求世俗化、平民化，语言上也要摆脱高雅的拉丁语，主张民族的日常用语。这一思潮对五四新文化人影响深远，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是显著代表。此书极力为五四新文学张目，认为白话文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着千百年的历史渊源的；且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有价值的都是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是毫无价值的。   总之，在胡适看来，白话的，通俗的，大众的，才是好的。像杜甫的《秋兴》八首，姜夔的《暗香》《疏影》历来被广泛称颂的古典作品，简直是难懂的诗迷，全无文学的价值。#p#分页标题#e#   五四之后出现的其他文学史虽没有胡著《白话文学史》这么明显的偏颇，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深受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则是勿庸置疑的。   五四以来，还有所谓的“整理国故”，这里的“国故”当然包括古代文学，那又该如何“整理”呢？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纲领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其中的关键就在“输入学理”，说白了就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从乱七八糟里寻找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找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找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找出一个真价值来。”[4]在新潮派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简直是一团漆黑，毫无价值。其实，“国故”一词已经给传统文化定了性了，表示这些都是老古董，没有生命力了。   对于如何理解传统文化，胡适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就是“配眼镜”。他认为我们学习了西方的理论就等于配了一副眼镜，看问题会看得更清了。其潜台词无疑是说中国人的眼光不行，都是近视眼。然而，胡适给国人配的不是近视镜，而是各式各样的有色眼镜。比如他本人就学会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不但用它建构了中国第一部哲学史，还用它来指导古代文学的研究。   然而，戴着有色眼镜看到的古代势必不是古代本身，而是各式各样的近代西方思潮。于是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实派、反映论等等近代西方理论充斥着中国古代文学史。   所以，尽管胡适也强调要回到历史中去，“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小说还给明清。”[5]好像也很尊重历史，然而，戴着各种有色眼镜看到的历史，不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在整理国故上，周作人基本同意胡适的意见：“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才能有点成就。譬如研究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说。倘若照中国的旧说讲来，那么载道之文当然为文学正宗，小说、戏曲都是玩物伤志，至少也是文学的未入流罢了。”[6]国故被这样“整理”之后，它的灵魂必然变成近代西方的。   纵观1949年以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概而言之，为“五四”新文学服务，为时代的新思潮服务。不但自由主义一派如此，左翼的一派亦是如此。   建国以来，在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我们一直强调“古为今用”，即古代社会的一切思想资源都必须为当今社会服务。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价值。其实，“古为今用”理应包含对话的意识，但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大多数人偏向于简单的理解，即单向的古代为现代服务，而不是双向的对话交流。   三、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出现的偏颇   这种以西方近论观照中国古代文学的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其合理性的，那就是为“五四”以来的反封建、建立新文化服务。时至今日，封建制度与文化断无复辟之可能，再按照原来的思路走，其偏颇之处日益显见。总结“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偏颇，大致如下：   （一）一味强调为现实服务，而忽视了作家和作品的主体地位   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偏颇，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古代”被“现代”彻底压制，被剥夺了发言权，“古代”于是变成了“沉默的古代”，任由“现代”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阉割改造。对人文学科而言，在宗旨上提倡为现实服务当然有其道理，只是我们做的不够好，显得太过牵强，太着痕迹。   《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和《长生殿》在过去被称为五大名剧，尤其是《西厢记》和《琵琶记》，更被称为双璧，对明清的戏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了变化，五大名剧变成了四大名剧，《琵琶记》被从中剔除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原因很简单，《西厢记》和《牡丹亭》可以解读为宣扬反封建的爱情作品，《桃花扇》和《长生殿》也可解读为爱情作品，其中还有现代读者可以接受的家国之思、兴亡之感。唯独《琵琶记》，它的内容是宣扬封建忠孝，又有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不能和五四以来宣扬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主流思想相比附。于是，它的文学史地位一落千丈，被排挤出一流文学作品的行列了。   在古代文学史上，我们赞美某些作品是反封建的，其潜台词就是认为他们的作者具有较为先进的思想，一定是站在比封建思想更高级的地位，也就是站在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反封建。然而，王实甫和汤显祖作为封建士大夫，他们的思想除了孔孟佛老之外，能有哪怕是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思想吗？   《西厢记》《牡丹亭》宣扬的是爱情吗？   古人从没有这样解读过。现代所谓的爱情，即建立在一夫一妻平等人格基础之上的爱情，根本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出现，封建社会也不可能提供一个场合给青年男女去谈恋爱。于是，不少戏曲作品都不得不虚构一个后花园，让青年男女在此相遇相爱。对于这样的叙述，当作庄生之寓言来解读是比较恰当的。然而，五四以来受过西学训练的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用反映论来解读，于是，他们在虚无的后花园里发现了“真实”的爱情。   总而言之，把古代作品解读为“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做法，是现代人的发明，完全没有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其合理性应当受到质疑。   （二）过分地强调斗争的层面，而忽略了和谐的层面   #p#分页标题#e# 中国传统的思路是强调和谐，比如阴阳这一对范畴，看似矛盾对立，但在落脚点上却是归于和谐。所谓阴阳和合，化成天地。对这一观念，张载在其《正蒙》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达：“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然而，五四以来我们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思想，把传统的思路全然抛却，开始用斗争的眼光看问题了。于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成了充满斗争的历史。   比如，文学史上讲戏曲小说等叙事性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方面必讲矛盾冲突，好像离开矛盾冲突我们就无法讲文学了。金圣叹、毛宗岗等人是不知道矛盾冲突的，他们一样能把《水浒传》《西厢记》和《三国演义》解读得生动传神。   再比如，文学史对明代诗文的流变一般都归结为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焦点集中在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竟陵派之间。好像复古派是反动落后的一方，而公安竟陵是代表进步的一方。然而，人们想不到复古派却是提倡民歌，反对八股的；而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他的精神导师李贽却是对八股文大加赞美的。这真叫人大跌眼镜。历史是复杂的，貌似对立的双方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试图用分清敌我的斗争理论来厘清历史的真相注定是徒劳的。   更有甚者，如茅盾《夜读偶记》试图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简化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这种以理论强行剪裁历史的做法注定也是要失败的。   （三）机械硬套，简单比附，极力寻找中西之间的相似性   由于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是“以西释中”，即以近代西方为参照系来观照中国，因此，寻找中西之间的相似性，简单比附，必然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惯用手法。   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现代中国人看来，他成了浪漫主义诗人。其实，古人自有一套话语评价他，如“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又如“太白天才豪逸，”“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严羽《沧浪诗话》）然而，这一套话语被现代人视为笼统模糊，基本舍弃掉了。   李白诗多用神话，想象奇特，好像与浪漫主义诗歌颇为相似，但“相似”不是“相同”。   当然，我们不否认用浪漫主义的视角审视李白，自然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但被遮蔽的东西同样很多。概括地说，这一做法把古人给现代化了，我们看到是一个西装革履的李太白。这无论是对李白还是对浪漫主义都是伤害。   现代学者的“以西释中”往往是把“相似”当作“相同”，荒诞可笑。黑猩猩和人类很相似，基因组图谱相同更在98%以上，难道会把黑猩猩当作人，好像没有人会这样做。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然而在更需要严谨的学术研究中，类似的错误却比比皆是。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与国际接轨嘛，要尽可能让外国人看明白我们的古典文学。   然而，现实却让人难堪。有德国汉学家直截了当地告诉陈平原，“我学汉学三十年没有买过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书，看我买的是什么，你们的资料集。你们的资料我需要，理论我们自己有，眼光见识我们自己有，我们要的是中国的资料。”[7]我们不是说要和国际接轨么，要和西方对话么，可西方的学者甚至汉学家连我们写的书都不看，真是情何以堪？其实，人家之所以如此，也自有道理。因为我们的理论框架来自西方，再怎么翻，也出不了如来佛的手心。对这一套东西，人家比我们熟悉，看你的书干什么？四、“古今对话”，构建古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依然处于“以西释中”的简单比附阶段。中华民族要复兴，绝对不仅是物质的极为丰富，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重建与更新。因此，我们要重树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以中为主，融会中西，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其中“忠实的传承者”这一提法颇有新意，以前的主流提法是“批判地继承”。其实，只有传承，才能谈得上弘扬和发展。而所谓传承，就要尊重古人，对古人以同情的了解。   因此，我们应该逐步由“古为今用”转变到“古今对话”的思路上来。要按照历史的脉络理解历史，而不是简单地找材料为当代服务；要把古代文学当作源头活水，而不是把它对象化、工具化；要还古代文学以尊严，还古代作家以尊严，把他们当作有生命的对话者，而不是任由今人随意摆弄的僵尸。   那么，究竟该如何构建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新局面呢？   （一）提倡文化自觉，重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看法可以带给我们有益的启发，他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8]这说明端正心态，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抱有一种温情，充分了解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才可能增强文化转型、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二）逐渐摆脱“反向格义”即“以西释中”的尴尬局面。这就要求我们不但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要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有一个较为透彻的了解。只有了解，才不会误用和乱用。比如，如果能明白中国传统文论是如何评价李白的，又能清楚地了解西方的浪漫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这类不伦不类的说法就可以避免。  #p#分页标题#e# （三）古今对话，激活传统。这种作法不是回归，也不是复古，而是传统与现代相遇之后，激发出新的生命力。佛教进入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许可以带给我们有益的启发，禅宗和宋明理学就是佛教思想与本土文明相互对话的结果。   （四）具体到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上，也应作适当的调整。较为空洞的文学史应该压缩，古代经典作品的比重应大大加强，引导学生直面古代经典，增加感性认识。另外，关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绍也要加深，不能停留在概论的层面，最好对近代西方文学思想方面的关键词进行知识考古，梳理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脉络，使学生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了解它，这样才不致于生搬硬套。   当然，这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只有教师的观念转变了，对传统的理解加深了，对近代西方的理解也增进了，这才可能在课堂上引导学生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新形势下激活传统，最终形成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的新局面。

一、中国企业文化的渊源——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族整体主义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以家族利益为最高目标。在家族企业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可以视为“一个小家族”，如果对“整体意识”加以改造和利用，保留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所强调的“爱人”思想也对企业管理有积极意义。“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学问必须面向现实，关心现实，为现实服务。一方面要积极入世，既重视人生理想，也重视现实；另一方面是朴实无华的民族性格，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吃苦耐劳、勤奋的员工。同样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我们民族的美德，在企业发展中需要员工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不断在自我追寻和发挥价值中促进企业的繁荣。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仁义”含义除了生生不息、伦理道德之外，还有制度的意思。通常所说的“仁政”就反映了这一点。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早就提出“儒商”的理想人格追求：智慧与道德相交融，做人之道与经营之道相统一，在商业活动中坚持“守信与重义”上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就渗透到各个领域并被灵活运用，到近代乃至现代，中国商人一直深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讲究以义取利，合义取利，义利并举，不赚不义之财。企业发展中积极吸取这些精髓促进企业科学管理。

二、中国企业文化的内容

如果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出现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算起，中国企业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虽然中国企业文化冲突现象大量存在，没有形成稳定的模式。但是在民族文化、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伦理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企业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

1.实业报国、服务社会的理念。

近代知名企业家范旭东和侯德榜创办经营的六大精盐长、永利制碱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所构成的企业集团，坚持并公布了这一理念，使得当时很多企业受到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理念更是让很多企业以及员工极其具有社会责任感，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2.艰苦奋斗、勇争一流的精神。

［摘要］

“跨越性批判”是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比较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而得出的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新认识。跨越性批判在延续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特质认识基础上，强调这种辩证批判的动态性和立场的传统性。从跨越性批判方法论视角来看，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以“文化自信”为根本出发点、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要方法的传统文化观，不仅传承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中的辩证法精神，同时通过对批判立场的转换回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的实践困境，开创了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和新进展。

［关键词］

传统文化观;马克思方法论;跨越性批判;批判继承;文化自信

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的比较发现，马克思自称为辩证法的学术批判方法，其实质是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转换的动态性“跨越性批判”。从跨越性批判这一方法论视角审视传统文化观，我们可以发现的传统文化观既是对“批判继承”原则之合理性内核的理论传承;同时，又通过对“中国梦”的历史衔接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地位确认，实现了批判继承的立场转换，从而回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之实践困境的学理原因，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

一、从破到立:中国传统文化地位的百年巨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列强的侵扰。为摆脱中国近代落后屈辱的现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从而使中华民族重新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国人遍寻救国救民之良方。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经历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包袱到时期的“四旧”，最后回归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一文化自信的百年嬗变。一百年前的今天，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阶段。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有着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用源自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武器，拉开了旨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迅速推开，并起到摧古拉朽的思想启蒙作用，其背后既有清末后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中体西用”实践失败的现实刺激，更有经严复结合中国现实需求而转述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潮的学理支撑。在进化论的思维范式下，空间意义上并存的中西文化被解读为时间维度上的古今序列。而近代中国的没落也由此被用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过时性。反过来，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看做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甚至是保守腐朽的历史阻挡力量。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孔孟儒学则首当其冲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基于此，留日归来的吴虞一提出“打倒孔家店”，便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盛行的口号和标志。另一方面，由于儒学主张孝为仁之本、百善孝为先，新文化运动自然也将批判孝道、鼓励新青年勇敢走出“吃人”家庭作为改造旧社会、重塑国民性的重中之重。甚至为了对抗文化传承的历史惯性，胡适等人还曾提出废除汉语等全盘西化计划。实际上，为了深入批判“三纲”、旧礼教，鲁迅、吴虞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礼教吃人”说。但此说并非新文化运动首创，早在乾隆年间，早期启蒙思想家、汉学家戴震即有理学“以理杀人”之说。［1］然而，李贽、戴震等人对儒学的批判是从儒学真伪或从儒学道统与政统的区分层面来进行的内部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不乏思想启蒙意义，但其宗旨还在于维护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学道统。一旦把对儒学的批判纳入进化论框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只剩下存废与否的零和选择。现代新儒家梁漱溟正是看到这一批判的深层逻辑，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力图通过将中、西、印三种文化视作空间并存、各有优劣的文化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承续的合理性。然而，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面前，传统文化的艰难呵护不仅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被看做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无谓挣扎。这大概也是梁漱溟何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新儒家的原因吧，毕竟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纠结中自沉湖底。正如严复译作《天演论》是基于爱国主义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先锋也面临着成长于斯又激烈批判之的情感冲突与逻辑困境。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让企盼中国走向新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生存与文化自尊有机融合的可能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阶段论同时为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性和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实存性提供了理论论证;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论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认肯，也为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由此出发，提出辩证看待、批判继承的传统文化观。然而，建国后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实践中沦为有批判无继承的全面“破四旧”运动。文化的时代性成了直接判定文化落后程度的直观标识，甚至文化本身也成了亟需革命的对象。不难想象，孔孟儒学、乃至孔府、孔庙本身在时期会有什么命运。改革开放后，面对长达八十余年的反传统运动所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学界和社会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一时间，诠释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蔚为壮观，并与新一轮的译介西学思潮颉颃并存。然而，真正系统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具体提出传统文化现代化方法的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建立“文化自信”，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传统文化观。由此，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由破到立的百年巨变。

【摘要】京剧是我国的国粹，也是一门具有文化底蕴、艺术内涵和人文思想的传统艺术。提倡“京剧进校园”不仅是教育课程上的重大改革，更是向弘扬我国传统文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将京剧引入小学音乐课堂，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都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本文结合自身教学经验，对京剧走进小学音乐课堂的意义进行了双重探析，希望课堂注入京剧文化这一新举措能对未来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京剧；小学音乐课堂；深层意义

引言

我国的新课程改革一直提倡教育创新，但对于创新的定义却很模糊。其实，教育的创新并不仅限于外来知识文化上的创新，更应该将我们逐渐被遗忘的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为课堂教学注入真正的新鲜活力。而“京剧进课堂”正是教育创新这一目标的具体表现。

一、京剧走进小学音乐课堂的教育意义

（一）丰富小学音乐的课堂内容

在传统的小学音乐教学中，一般以教师范唱、学生模仿、知识创编为主；教学内容也多为儿童民谣或发声训练等单一教材，这使得课堂气氛变得异常枯燥，极大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学习效率。而将京剧引入课堂，能有效缓解这一尴尬的局面。京剧包含“唱、念、做、打”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曲目也极为丰富，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多样化，也能让学生在赏析的过程中对京剧产生浓厚兴趣，激发其学习热情。如在京剧的基础知识学习中，教师可以给学生介绍脸谱，通过对红脸、白脸、黑脸等各具特色的脸谱进行图片或实物展示，能够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可以使学生产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1]，让师生在寓教于乐中尽情享受音乐的魅力。

【摘要】档案文化是传统文化组成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档案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又是传统文化传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与传统文化传承相辅相成。与其它的文化相比，档案文化不仅有其它文化的共同特征，在文化传承方面也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它记录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各种文化的前世今生。

【关键词】档案文化；传统文化传承；地位

作为普通的公民，人们对“档案”的理解可能只认为它是存在于人社局或者公安局的几张见不到的A4纸。它好像随处都在，又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见到。其实，这种感觉是对的。在近代社会变革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资料开始公开化，透明化。档案不再锁在深宅大院里面，它可能就在我们的茶几桌椅上。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些典籍，它们以前就是一个时代的档案，现在已经不再是政府垄断的资料，只要我们想要获取，随时可以去档案管理部门调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所以说，档案文化给我们的感觉越来越近了。那么，档案文化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为什么需要它？政府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代价去保护它呢？甚至专门制定了针对档案的《档案法》呢？那是因为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不仅有很重要的作用，还能帮助我们为生产建设、处理重大的事务提供参考依据。

一、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其中传统文化的传承却没有丢失。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有档案记载。档案从古代到现代的宗旨都是记录国家以及各种重大事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档案对于文化的流传都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从殷商之前的甲骨文档案到后来的纸张记载的档案再发展到现在的电子档案。凡是传统文化几乎都有所摘录。档案记录了各个时代的各种文化、机构、传统技艺，这其中包括传统文化的各种工艺、文件等等。档案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它自身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档案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档案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它为各种传统文化的考证与查实提供了确实可靠的依据。所以说，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无可取代的。

二、档案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查实和考证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小到一门手艺，一本名著传记，大到社会工程，历史战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对于这些种类繁多的传统文化又该如何考察它们的起源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传统文化呢？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让它流传下来了呢？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翻阅各个时期的档案进行查询，也可以从各种器物，各种历史典籍与传记来加以推理分辨。相比较而言，肯定是前者的档案查询更加方便与准确。档案文化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档案文化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档案对于传统文化的查实与考证的重要性是极其重要的。档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最真实最可靠最准确的信息记录，也是最重要的信息资源和历史考证。档案文化虽然没有具体明确的价值估量，但是它的价值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肯定是影响深远的，比如说：它不仅减少了我们文化考古中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也更加准确地记载了各种传统文化的前世今生。所以说，档案文化在历史传统文化的考察中是最重要的。不仅过去的人们重视档案文化，现在的我们也更加应该重视档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