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制教育范例

当前边防部队法制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由于教育资源和其他相关因素的限制，只有部分基层部队能接触到教育讲师团和领导干部宣讲的授课，教育形式也相对单一。有些基层单位开展法制教育仅仅局限于上几堂法制课，照本宣科，内容空洞枯燥，导致官兵们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不高；有些单位不注重区分教育对象，没做到因人施教；还有的单位把法制教育定位于“以刑为主，一讲众听”，错误地认为只要能预防官兵犯罪，教育就成功了，忽视了官兵整体法制观念的增强和法律素质提高的重要性。尽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很多单位在法制教育上仍然实行一位教师、一块黑板、一本书的传统授课教学模式上，未能与时俱进，也使得法制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三）法制教育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差一些基层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法制教育的内容和官兵思想实际贴得不紧，不能对症下药的问题。“少数人得病，多数人吃药”，“不论患什么病，都吃一样的药”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单位对法制教育认识不到位，思想有偏差，随意性较大，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不能区别对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缺少交流。教育者只顾传授法律知识，忽视受众的接受和理解，导致“我讲你听，我说你通”、“想不通慢慢想”等现象普遍；被教育者则盲目接受，没有深入体会。对法制教育认识不足，还导致很多边防单位在做法上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使得部队的管理工作法制化进程出现阻滞，尽管部队的条令条例不断完善，但仍有部分干部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在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官兵权益问题上，也常遇到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维护官兵权益的口号喊得很响，真正遇到涉法问题却不知如何解决，或解决得不是很理想，往往存在处理形式简单的问题。如果法制教育始终处于空谈文本的真空状态，不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帮助官兵避免违法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部队法制教育终是难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改进边防法制教育工作的思路和建议

法制教育是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搞好边防部队法制教育，使干部战士能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实际涉法问题，对提高边防官兵的政治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公安边防部队不同于一般的军事部队，既是战斗部队又是武装执法力量，只有掌握了法律武器，广大官兵才能更好地投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搞好针对性的专题教育，使边防法制教育落到实处，是提高广大边防官兵法律素质的重要手段，具体应抓好以下几点：（1）结合边防工作实际，开展岗位应知应会法律知识学习；（2）依据基层单位掌握的情况，进行针对性法制教育；（3）把握时机，根据官兵实际遇到的种种涉法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学会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4）在教育方法上，应由“书面抽象”向“日常实践”转变。法制教育应能“请进来”，并且能“走出去”。“请进来”就是加强部队与军地司法机关、院校的联系，邀请军内外专家做专题报告或系列讲座。“走出去”则是部队官兵走出军营，到社会去体验民主法治的进步，通过切身感受提高法律素质。

真正服务于基层边防官兵法制教育不只是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行为教育，因此把学法和用法统一起来，能学以致用才是关键。利用普法知识讲座、法律知识比武、法律知识辩论会、模拟执法现场、典型案例分析、遵纪守法典型事迹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对干部战士进行学用结合的教育，多在“怎么学法、怎么用法”上做文章，进而突出法制教育的实践性、应用性。学用结合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加强边防干部的法律素质以提高部队依法管理的能力。学习法律知识并非只为学而学，更重要的是用来养成守法的习惯，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进而使法律意识在守法执法实践过程中被重新认知和不断强化。现在部队的条令条例不断完善，在实践条令条例的过程中，干部只有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自身素养，才能正确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当今社会信息交流渠道多、方便快捷，很多战士在入伍前受到西方某些思潮影响，法纪观念淡漠、强调所谓的“民主自由”，对法律知识一知半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干部必须充分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依法带兵、处事有礼有节有据才能做好管理工作。第二是运用法律武器帮助边防官兵依法解决个人的涉法问题。近年来，官兵家庭遇到的涉法问题大量增加，主要涉及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债务纠纷、军人合法权益保护、转业和优抚安置政策问题等。面对此类涉法问题，很多官兵由于不懂法律束手无策，或者对法律一知半解不能很好保护自己权益。因此，在法制教育中应加强对这类问题针对性的讲解，使官兵们能受益于法制教育，促使其主动地去认识法律，并自觉运用法律，只有通过帮助官兵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遇到的涉法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法制教育的效果。第三是普及相关军事法律知识及刑法知识，防患于未然。边防法制教育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预防执法犯罪。在预防执法犯罪工作中，除应大力提倡“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原则外，搞好官兵法制教育更为重要。法制教育要做到三勤，即：脑勤、嘴勤、手勤。所谓脑勤，就是针对问题和隐患勤于思考分析研判，争取在问题出现之前做好预案，想好应对措施，问题一旦发生，又要善于琢磨如何应对；所谓嘴勤，就是勤于查找法制教育中发现的问题，警钟常鸣，重点易发的问题反复提醒；手勤，就是对上级需要贯彻的指示精神、近年部队发生的典型案例及法制宣传教育内容要勤于记录下来，便于平时学习及在遇到问题时查看。

法制教育在注重“义务”的同时，还应当强调“权利教育”，权利教育与义务教育缺一不可、不能偏废，这样才能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守法实质上包括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长期以来，有些人把守法仅仅理解为对义务的承担，这是一种误解。作为军人，在履行了义务的同时，还享有很多法律所赋予的特殊权利，例如，我国《婚姻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都规定现役军人的婚姻受法律保护，就是军人享有特殊权利的典型，所以当边防官兵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应学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前，边防官兵及其家庭权利方面的涉法问题有逐渐增加趋势，其主要表现为“三多”：一是婚姻家庭不稳固所导致的涉法问题较多；二是财产继承和债务纠纷所致的涉法问题较多；三是军人合法权益受损久拖不决的涉法问题较多。面对上述涉法问题，一些官兵仅仅知道法律条文，但却不知如何运用，导致在涉法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因此，拓宽法制教育内容，强化权利意识教育，使法制教育真正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基层边防官兵解决实际问题，是边防部队法制教育的另一项重点内容。#p#分页标题#e#

边防部队法制教育的目的是保证边防官兵具有合格的政治素质及较强的法律意识，从而保障各项边防工作顺利开展。为此，边防部队法制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把国家的法律法规、部队的条令条例等讲清，也要把一些和战士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讲明白，这就要求在教学中要努力改进教育方式方法，采用多种教育形式以增强教学效果。边防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各地区现有的信息资源和力量，进行丰富多彩的法制教育，重视基层配备媒介的作用，如让边防官兵通过收听法制节目、播放法律案例视频、阅读法制报纸等办法，增加法制学习的渠道和方式。在边防部队中还可以采用组织学习小组的方式，让边防官兵互相交流研究遇到的案例和问题，改变传统灌输式的授课模式，让官兵们在互动中学习了解相关法律知识，这些以讨论交流为主的学习形式和方法既能规范边防官兵的自身行为，又能对相关法律知识进行活学活用，进而形成法制教育良性循环的局面。总之，法制教育是边防部队经常性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必须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抓出实效。针对当前公安边防部队法制教育的特点，只有积极研究法制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改革创新法制教育的方式方法，才能调动广大官兵参与法制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官兵学法、用法、守法，从而保证公安边防部队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本文作者：孟宇 单位：辽宁省公安边防总队）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法制教育活动

根据地法制教育是主体运用一定方法将根据地的法制传送给大众，影响大众身心的活动及其过程。因此，法制教育涉及到谁教育谁接受、教育什么以及如何教育的前后逻辑相继的三个要素，即法制教育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根据地法制教育的教育者。根据地法制教育的教育者非常广泛。从政权组织系统来说，根据1931年的《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的规定，乡、市级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是法制教育的教育者。在军队系统，根据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的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要的任务。”［4］(P2)而具体承担宣传群众、进行法制教育的组织是中国工农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其中最基层的党的连支部、党小组是直接承担者。在红军中还专门设立宣传队，进行包括根据地法制在内的宣传工作，如《红军纪律歌》中的“打土豪，分田地”等均是根据地法制的重要内容。此外，政权其他各级组织或部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以及其他群众性组织等，也都承担着法制教育的责任，如选举委员会承担着“宣传选举法”的职责;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十家代表”承担宣传根据地法制的职责。除上述正式组织是法制教育的教育者外，有关政策和法规还明确了干部、党员、团员、积极分子等都承担着根据地法制教育的职责。如乡(市)苏维埃代表作为个体，负有将上级苏维埃的命令、指示和法律法规传达给其所代表的居民的职责。又如“村是基层行政单位，……其下设‘十家代表’，即每十家工农群众选出一名代表”，代表负责“宣传政府法令。”［5］(P187)组织和个人的法制教育责任相结合，既保证根据地法制教育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完整性，又保证根据地法制教育的普及性、自我教育性、相互教育性。

根据地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大众。土地革命时期，虽然仍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大革命的失败证明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不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完成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只能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因此，相对于大革命时期法制教育受教育者的广泛性，土地革命时期法制教育受教育者的范围开始缩小。《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政纲》使用“民众”概念，其范围限定于“工农兵”。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使用“劳动群众”、“劳苦民众”概念，其范围是“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2］(P8)。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富农及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属于法制教育受教育者的范围，而属于专政对象。表面看，受教育者的范围非常明确。而实质存在一些“边缘人”，他们究竟是受教育者还是专政对象?不同时期曾有过争议。在“左倾”路线时期，常常把农民中的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即城市中小商人与学生、游民等排除在受教育者之外。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条对苏维埃共和国目的的规定是“……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2］(P8)而到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时将第一条修改为:“……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2］(P13)上述对受教育者范围的确定是宏观的，而作为受教育者的个体，在社会中存在角色差异，有的仍旧是普通民众，有的可能成为党员、干部、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分子等。普通民众毫无疑问是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但对于非普通民众，诚如上文所言，他们还负有向普通民众进行法制教育的责任。因此，非普通民众具有双重角色，既是根据地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也是法制教育的教育者。当他们是后一种角色时，法制教育就成为典型的大众自我教育模式。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制定了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1934)、《劳动法》等在内的几乎涉及了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民法、社会法、诉讼法等所有部门法的革命法制。面对如此丰富的根据地法制内容，斗争形势的严酷性，以及法制教育的目的是动员大众参加革命，不可能将全部法制内容详细地教授给作为受教育者的大众。因此，法制教育选择了“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的内容，并针对不同对象确定教育的重点。主要针对劳苦民众最关心的政治地位、土地、工酬、劳动时间、妇女地位等，重点教育《宪法大纲》及苏维埃代表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刑法，而其他的法律法规则相对较弱。在上述法制中，也主要宣传教育法制的核心价值观。如，土地立法不仅明确规定了没收土地的对象、没收范围、对被没收土地者的处置，而且规定了分配土地的对象、分配办法、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查田等诸多具体制度。劳动立法具体规定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1)共12章75条，规定了劳动法适用的对象、雇用手续、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工资、青工及童工、劳动保护、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地方组织、社会保险、劳资纠纷的解决等。有关婚姻的立法，不仅《宪法大纲》有明确规定，而且在有关婚姻法中规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原则外，还具体规定了结婚的实质要件、形式要件、离婚、军婚制度等。但法制教育则主要传授反映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如原川陕苏区反映土地法的红军石刻标语是“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法令”，“雇农、贫农、红军家属、定要分好田，中农的土地不够要补足，雇农要领导贫农、联合中农加紧查田运动”。反映劳动法的标语是“实行劳动法令”，“工作八小时制度”。反映婚姻法的标语是“男女平等”，“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实行一夫一妻制”等［6］。

根据地法制教育的主要载体。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了许多报刊、杂志，出版了大量书籍，最著名的报刊当属《红色中华》。这些报刊、杂志均是法制教育的重要载体。但相对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最有特色的是墙壁、岩石、木板、门板等载体，以及各种培训教育载体、群众性的法制实施活动载体和大众化的司法活动载体。墙壁、岩石、木板、门板是随处可见的存在物，不易毁坏，而且公开性及持续性非常强，以此为载体进行法制教育，可对大众施以持续且持久的影响，传播面也非常广。因此，受到当时教育者的重视，如福建省尤溪县发现的当年红军刻在木板上的宣传标语，其内容是:“工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青工每日工作6小时;童工每日工作4小时。”［7］标语至今仍清晰可见。在赣南一带的许多农村老屋的墙壁上至今还保留有大量当年的法制教育标语、漫画。各种教育培训活动是法制教育的特色载体之二。当时，中央根据地、地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根据需要与可能，创办了培养干部的学校，以及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的各种教育、培训组织，如识字班、读书班。这些众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机构，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根据地法制，如1932年中央人民委员会第6号命令要求，文化程度稍高的政府工作人员“要成立读书班，以中央颁发的训令、通令、法令、条例和《红色中华》为教材。”［1］(P220－221)又如1930年初，红七军在右江革命根据地恩隆县平马镇举办一个培训班，“宣传土地革命政策和土地法制”，培训内容主要有《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暂行条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共耕条例》等［8］(P46)。根据地法制实施活动是法制教育的特色载体之三。根据地法制实施即法制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活动。根据地法制实施主要是实施选举法、苏维埃组织法、劳动法和婚姻法等。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地向大众宣传根据地法制，并且严格执行根据地法制，“在实践中宣传和执行民主法令”［9］(P13)，使大众分得了土地，得到八小时工作制，实现了婚姻自由，从而切身感受到根据地法制给自己生活带来变化，当然就更深刻地理解和认同根据地法制。大众化的司法活动是根据地法制教育的特色载体。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法庭的群众化”，可以说是今天“大众化司法”的最初表达。大众化的司法审判主要体现为人民陪审制和公开审判制。由职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选举产生陪审员，与司法人员一起进行案件审理。《革命法庭条例(草案)》还规定:“在未判决之前，主审应向群众征求对该案之意见。”［10］(P330)而大众化司法审判的另一种形式是公开审判。要求审判前公开审判案件的情况，审判公开，允许群众旁听，甚至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此外，还组织巡回法庭，“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查清案情，迅速及时地处理案件，扩大人民司法教育群众、威慑敌人的作用。”［1］(P470)大众化的司法不仅确保大众监督司法，更通过大众化司法让大众了解根据地法制的具体规定，以及根据地法制的价值观。上述载体的运用常常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如根据1933年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2号训令的规定，对选举法的宣传就综合运用了大众传播媒体、墙壁木板门板等特色载体、教育培训活动载体、根据地法制实施活动载体等。#p#分页标题#e#

根据地法制教育的表达形式。当时，根据地法制教育的表达形式多样，主要有文字语言、口头语言和文艺形式、美术形式等。美术形式即通过图画、漫画等方式进行法制教育，现赣南一带的农村墙壁上还可发现一些当年宣传根据地法制的漫画。文艺形式包括所言的“化装宣传”，通过戏曲、歌曲等形式宣传根据地法制。口头语言即通过演讲、座谈、谈话等形式以声音、形象等符号进行法制教育。应当说这种形式在当年应用得最多，是通过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等进行面对面的艰苦的根据地法制宣传教育，取得巨大的成效，但由于非物化性而较少保存下史料。“文字宣传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适时印发宣传资料及报刊专著，印发传单，捷报、墨书文献，标语口号，錾刻标语。”［6］其中最具特色就是大量的口号、标语。由于作为受教育者的大众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甚至是文盲，因此，针对这种情况，不能教育根据地法制的全部内容，而应如同志所提出的要有针对性，简洁。口号、标语简单明了，易于传播，而且传播速度快，也易于大众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宣传口号、标语，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宣传标语、口号。1928年《湖南省委通告》规定的宣传口号是:“工厂归工人管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土地，分配农民耕种。”［11］(P157)至今保留在赣南一带的许多农村老屋墙壁上的标语有“实行婚姻自由，反对买卖包办婚姻”;“反对翁姑虐待媳妇”，“废止童养媳”［12］。另一方面对标语、口号的书写提出规范。1929年4月红四军政治部134条标语的同时，特别规定了九条书写标语的注意事项:不要写草字、省笔字。慢一点写，力求写得好看，不要性急乱涂。不要写错，不要遗落字，……一律用笔写上墙壁，不准偷懒改用纸贴等。1929年10月，红四军前委宣传科编写了《宣传须知》，标语不仅被列为第一个宣传方式，而且再次明确了标语宣传的技术［12］。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法制教育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启示

抗日根据地的法制教育活动

法制教育活动包含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基本范畴，体现了谁做，为谁做，做什么，如何做的前后相继的逻辑关系。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各根据地被分割开，没有形成适用于所有根据地的统一的法制法规。法制教育的规定也有所不同，但各根据地对法制教育及教育者有相应之明确规定。如有的根据地法制明确规定：“区公署（所）作为县政府的助理辅佐机构”，其主要职权之一就是“传达”上级命令、法令等事项［3］（P345）。行政村村公所，根据工作需要一般都设有文教宣传部门，承担着宣传根据地法制的任务。各根据地对政府干部的奖励条件之一是“广泛宣传并具体实现边区施政纲领及政府其它政策法令”［3］（P366）。监狱管理制度中坚持教育原则，“主要是组织犯人学习边区政府的重要法律文件”，如抗日民主政府施政纲领、主要的刑事法规［4］（P563）。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1941年5月10日的《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还规定司法人员承担向普通民众进行法制教育的义务，规定奖励的条件之一就是“广泛宣传，并积极执行施政纲领和政策法令成绩优异者”。根据这些规定，根据地法制教育的教育者主要是政府组织中的区公署（所）、行政村村公所、法院、行政机关、教育机关、监狱管理机关等，它们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承担着相应的法制教育责任。党组织依据党的纲领、政策也是法制教育者。此外，中国共产党员、干部和其他积极分子也是法制教育的实际担当者。由于法制教育是为了动员和组织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就应当是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就受教育者的具体范围来说，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认为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小地主、学生等在内的“革命营垒”。

1937年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则使用了“人民”、“人民大众”的概念，应当同上述“革命营垒”的范围相同。而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使用了“民众”概念，指出要“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进这个统一战线去”［2］（P348）。显然，此处所言之“民众”应当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些社会下层百姓。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使用了“大众”概念，是指“工农兵”。而在根据地法制中，使用得较多的是《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等文件中提到的“人民”概念；而《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则使用“国民”概念。虽然使用了不同概念，但根据法制教育的目的和法律依据来说，作为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大众”应当是拥护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地主中的部份拥护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但主要群体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反向来界定，“大众”应当是除那些与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的人以外的中国人。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法律文件共约1　150余件”［3］（P358），涉及宪法、民法（包括婚姻法）、社会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几乎所有部门法，而且法律法规数量庞大，内容十分丰富。但是根据地法制教育的目的决定了法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宪法、民法中婚姻法、社会法中的劳动法，以及经济法中的土地法、刑法中的汉奸罪；并且主要教育法律核心价值。

第一，宪政的民主性与人权性。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主要有各根据地的施政纲领、人权法、选举法等，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39、1941）、《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1）、《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0）、《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l　941）等。但法制教育却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宪法性法制的核心价值，即政权的民主性和保障人权。政权的民主性体现在一方面保护大众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徒与通信之自由；另一方面宣传大众的选举和被选举权；三是宣传政权组成的“三三制”。三个方面的宣传均将法律条文的规定提炼成非常简练的语言。保障人权也是抗日战争根据地法制的特色之一，法制教育当然要将这一特色作为重要内容。各根据地的人权法规规定的人权内容较为丰富，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规定了平等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居住与迁徒、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与通讯、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以及如何保障这些人权之实现。《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还规定了对财产权的保护。尽管各根据地之人权立法内容丰富，但在法制教育中则将人权概括为平等权、选举权、自由权、财产权等予以宣传教育。

第二，经济法中的减租减息。为团结包括地主、资本家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形成抗日之合力，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策略，而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在《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0）、《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1）、《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1942）、《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4），以及土地立法中确定了“减租减息”制度。土地立法还涉及诸如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减租减息办法等。法制教育时，教育者充分提炼该制度的核心价值，一是明确“减租减息”之目的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5］．二是尽管有关政策和根据地法制表述比较丰富，但教育者以“减租减息”概括这一制度，一般直接以“减租减息”为口号或标语进行法制教育。

第三，社会法中的工人劳动保护。有关劳动立法主要有施政纲领中的原则性规定，以及《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关于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标准之决定》、《晋西北工厂劳动暂行条例》等法规。这些法规涉及到劳动法的原则、劳动合同、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工资、女工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劳动争议解决等各种具体的劳动制度。但劳动法的教育集中于劳动时间、劳动工资以及劳动保护这些重要的制度，一方面通过相关政策的宣传来传播这些制度或原则，另一方面直接宣讲有关根据地法制对这些制度或原则的规定，目的在于“调节劳资双方利益，巩固阶级团结”［1］（P46）。#p#分页标题#e#

目前高校法制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学生法制意识和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多种外因相关。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在学生成长过程的诸因素中，家庭是基础，学校是中心，社会是环境，三者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大教育环境。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三者之间严重脱节，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教育体系，使学生的成长过程受到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学校教育，更是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体制之下，过分而片面地强调了学生的学校成绩而忽视了对学生的法制道德教育和心理生理健康的引导，从而导致了学生在思想、心理、行为上的异化。现在很多高校经历了或正经历着合并、改制、扩展等改革过程，而且往往是处在城乡结合部高教园区。学校管理的集中和校区的分散，使校区间人员、物资、信息流通更加频繁，教育产业化、后勤社会化带动了校区商业活动的空前兴盛，大量外来人员居留其间，产生了很多治安问题，通过公安机关一项调查得知，在我省大多数高校周边，存在很多管理上的“真空”或“死角”，打架斗殴、偷窃、违规租房等违纪问题层出不穷。如去年针对某校区所进行的一次摸底调查中，发现约有90%以上的摊点系无证（照）经营。另外，当地居民擅自出租私房，“房东学生两不知”的现象普遍，租房被盗、房东学生发生纠纷等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给学生的行为意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加强和改进法制基础工作的对此

开放观念。校园周边环境的复杂化和学生宿舍管理的社会化，使法制教育所面临的客观环境日趋复杂。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和方式方法的多样化，对法制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制教育工作就是要具备开放意识和开放精神，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站在战略的高度对高校法制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进行超前的判断和把握。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在不同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相互渗透和相互激荡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校法制教育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市场观念。要透切地了解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学校的发展形势及学校机关机构改革和后勤的社会化对学校、学生所带来的各种影响。要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站在受教育者的角度，分析和把握他们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观念、感受和意见、要求；要摸索出一条路子，使市场经济意识与法制意识相适应，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与法制宣传工作相结合。运用利益奖惩原则，扬善抑恶，使法制教育工作产生积极的价值导向功能。时效观念。建立一套快速的信息反馈机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做到一有新情况马上能摸清底数、及时拿出解决方案；准备充分，要确保“人、财、物”的及时到位，努力营造出宣传氛围；紧密结合社会形势，找准宣传点，对宣传材料进行深挖掘、深加工。服务观念。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改变以往法制宣传“一堂灌”、“上对下”的带有浓厚政治说教色彩的作法，突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做好他们的顾问和先导。在服务方式上要做到超前服务、跟踪服务、主动服务；在工作作风上，要依法循章、文明礼貌、实事求是，公正严明。

建立领导机制。要强化校级领导小组的权威性和组织管理功能。要在教学管理和后勤服务过程中贯穿落实法制教育。学生工作部门要走出去，扎下去，把工作重点放在校园双文明建设上。只有学生的文明（法制）意识加强了，日常行为规范了，才能真正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学生工作部门要适当改变原有的职责。逐步削弱它作为行政机构的指令性职能，转变为学生社会活动和自由活动的指导顾问机构。完善组织机制。加强对法制工作队伍的建设，在“校—院—团总支—学生会—学生”之间自上而下形成法制教育网络，以教工、学生两条线建立法制教育队伍。强化已建立的教工治保队伍，加强对她们的工作落实。加强对学生会治检部和学生社团的指导，鼓励他们深入到学生个体当中，开展一系列富有学生特色的活动，把法制教育活动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

强化动力机制。建立和健全各项检查制度。在查处奖罚中落实法制宣传工作，加强对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检查，在检查中落实法制教育工作，校创安办和保卫部门在创安考核、治安检查和查处案件时落实法制教育工作；教学部门要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落实法制教育工作。要建立责任制，一旦出了问题就要逐级追究责任。建立合作机制。深入贯彻落实“创安”工作，开展定期检查，严格奖惩制度，把教研部门、行政管理与后勤服务部门的法制教育工作统一纳入到“创安”考核范畴内，真正使“创安”工作起到应有的监督、指导、考核作用，为法制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争取当地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充分发挥周边居（村）委会治保组织的作用，把法制宣传阵地往校外拓展；联合当地工商、文化、城监、公安、卫生、新闻等部门对校园周边的娱乐场所、商业摊点和暂住房等进行检查整顿，为法制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促成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良性互动。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学生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行为规范形成的基础。要争取得到家庭的大力支持，要使家长明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配合学校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做好“三个结合”，突出互补性和趣味性。经常性教育和阶段性教育相结合。以往工作中我们在阶段性教育上花的精力最多，在节假日来临之际、创安考核评估之际、某类案件频发之际，尤其强化了法制教育的力度。但是，在经常性教育上做得很不够，有时陷入被动。今后，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转到经常性教育上来，实行长效管理。全员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在做好个别教育的同时，着重做好全员教育。将法制课并入法律课中，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实行全员教育。开展新生入学教育和法律课、道德修养课的讲授；增加国家安全法、保密法、网络安全法规的讲授，增加校纪校规以及治安处罚条例的讲授，增加消防法规和消防知识的讲授。走出去教育与请进来教育相结合。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法制图片展示、实际案例分析、广播影像播映和学生自办刊物宣传等同时，着重做好走出去教育与请进来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如组织学生参观反邪教图展、反吸毒图展等，组织观看消防电影，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法庭审判过程等，让学生尽可能多地参加社会法制实践。#p#分页标题#e#

摘要：文章首先阐述了医学类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现状，然后分析了医学类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医学类高职院校法制教育路径，包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制教育的融合、健全法制教育的制度化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关键词：医学类；高职院校；法制教育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应该包括科学立法、公正执法、严格司法和全面守法，只有集这四个方面于一体才能真正实现全面依法治国。而全面守法的实现必须通过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做到信仰法律、遵守法律、服从法律、维护法律，尊重法律的权威。然而，法制教育在高校教学中、社团活动中等具有普及面窄、法律理论知识片面化、教学方法单一化等缺陷，本文结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程的教学，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为指导，联系医学类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探索出完善法制教育的方法。

一、医学类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形式的多元化、各国文化的交融，市场经济对于全民法律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高校的法制教育势在必行。法制教育始于1985年提出的全民普法规划，这是我国全民普法教育第一个五年规划。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法治观念的提出，以及2016年教育部印发的《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年）》、教育部联合司法部等部门印发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施行，医学类高职院校积极推进学校法制教育，联系办学特色、人才培养规划制定出由保卫处、学生处等相关部门牵头的校园法治文化建设，同时也将法制教育列入学校内涵文化建设的任务当中[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结合，随着1998年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方案的施行，明确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融合为现行的“基础”课程。目前，医学类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法制教育主要是以传统教学与新媒体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即在大一学年开设的“基础”课程与大二学年开设的卫生法学课程，以课堂讲授方式与互动教学实现法律理论知识的教学，提高学生法律意识。其次，法制教育的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是辅助思想道德教育的，而且大多集中在教材的后半部分。最后，法制教育的教学方法主要是理论教学，并未涉及实践教学及社团活动。法制教育在医学类高职院校的提出与开展有利于推进全民普法的进程，也有利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但目前，法制教育在新形势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还需要结合实际，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二、医学类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医学类高职院校，法制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不断融合，在“基础”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不断深化，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制教育的有效结合，但是法制教育在教学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急需改善。

一、高职院校加强法制教育的意义

法制教育是国家和社会有目的的通过多种形式的法律知识的普及和宣传，使人们形成一定的法制观点、法律信念和法律信仰，从而最终达到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知法”“、守法”“、护法”和“用法”教育目的。

（一）高职院校加强法制教育是依法治国方略得以落实的基础保障

目前我国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不仅仅需要制定完备的法律制度，更需要有全社会中所有成员具有法制观念和法治意识，逐步使全社会公民都能够树立一定的法律信仰，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是这项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能够形成的，需要后天学校和社会环境的教育和培养才能逐步形成和增强，最终实现全社会公民的共同意识和价值观。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院同样作为高等教育活动中法制宣传的重要基地，其所培养的大学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高技能知识型人才，因此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法律素质和法制观念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加强高职学生的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深远意义。

（二）高职院校加强法制教育是高职学生成人成才的现实需要

21世纪的高职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职学生的素质良莠不齐，高职教育既要避免学生因不懂法而实施违法行为，同时还要避免有些人因私欲膨胀作怪，将所学知识与能力用于犯罪。高等教育阶段是学生人生理想、信仰的完善和成熟阶段，高职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认识水平，强化他们的法制教育，能够使其对法律产生较深的认识，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但是高职生又不同于一般的大学生，加强其法制教育有着特殊的意义：其一，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职业人才的主要阵地，首推“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重点是突出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这就决定了高职学生在校期间的理论学习时间比较有限，那么如何将学生的理论学习时间高效率地利用起来完成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利用项目化学习的方法来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法律教育质量和水平，使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律修养和法律观念，甚至在步入社会后形成法律信仰。其二，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高级性、技术性、职业性和基层性的特点，比较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理论学习能力，这样就会导致高职院校在进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通常会忽略学生的整体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因此，随着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的平稳发展，必须要同时强化高职学生的法制思想教育。其三，高职生毕业后面临的工作岗位大多在生产第一线。由于接触的社会层面比较复杂、特殊，通过校园法制教育强化他们的法律意识可以使其增强是非判断的能力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也可以帮助他们树立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二、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的必要性

(一)农村科学发展的现实要求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终身学习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不断学习已经走上致富之路。然而，那些贫困山区脱贫的步伐却依旧缓慢，经济发展不起来甚至进入死循环。很多农民固步自封，不愿意学习新东西，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漠视不理，继续粗放式发展生产，从事不利于自身健康、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工作，这与整个新农村建设的科学理念、和谐氛围格格不入。因而，为促进农村社会管理与治安稳定，形成淳朴民风村风，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迫在眉睫。

(二)建设法治中国的客观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而，解决好农民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全面提升农民的法律素养，使其法律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成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将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三)农民自身法律素养提升的应然要求

法律社会化，指通过主体与法律的交互作用，使个体的法律共性与个性共同形成的统一过程。一方面，通过法律教化，使主体在法律环境的作用下，掌握法律文化，造就法律共性;另一方面，通过个体内化，使主体积极作用于法律环境，选择法律文化，塑造法律个性。构建学习型社会，农民的学习问题值得关注。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素养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现实，要提升农民自身的法律素养，着眼于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理应成为一个突破口。具体来说，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就是使农民从自然人成为法律人，就是促进农民逐渐学会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并为现存法律体制所接受，就是促进农民法律态度、法律信仰、法律意识形成，也是促进农民理性认知、利用和改造自身所处法律环境，从而使山区农民养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习惯，形成积极学法、遵法的优良风气。

我国国防生法制教育的现状

目前众多院校将国防生与普通学生集中进行教育培养，从而忽视了国防生作为特殊群体与普通学生的区别，国防生与普通学生在法制观念上的差别并不明显，表1中国防生和普通生认为，宪法和法律在各种社会行为规范中享有至尊地位的比例分别为71．92%和73．56%，两者对社会行为规范中究竟谁占据至尊地位的认识相差较小，而相对于普通生，更多的国防生则认为党的政策和章程享有至尊地位。国防生长期接受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其纪律观念强于普通学生并不意味着国防生的法制观念就强，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国防生加强法制教育以提高法制观念的原因之一。国防生在校期间不但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要参加各种必要的军事、军政训练，这一系列举措培养了国防生基本的军人所具有的某些素质。在国防生教育中，政治素质处于首位，而政治素质中也灌输着各种法律对军人的基本要求，如《国防法》、《现役军官法》、三大条令等对军人权利义务的规定就是最好的例证，国防生凭借着这种政治素质也能够分辨是非。但是，国防生一旦遇见具体的法律问题或者基本的法律常识时却没有办法用政治素质来辨别。表2中具体问了法律对公民一般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问题，除了16．34%的国防生答对之外，83．66%的国防生所回答的均是错误答案，这从正面反映出国防生法律知识的欠缺，遇见具体问题时只能凭主观愿望去回答，其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

许多国防生主观认为，只要严格遵守部队的相关规定就可以，没有必要学习众多法律知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和储备有助于国防生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提升。当前，我国国防生法制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由部队的一些规章制度来进行自觉的调整，这就使得国防生的法制教育没有一个系统的过程，缺乏整体性和连续性。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国防生法律信仰的形成比较艰难，目前其法律信仰仍未建立(表3)。表3中当问到了对我国法院公正判决的信心时有52．22%的国防生没有信心或者说不清楚，这一点明显可以看出一大部分国防生对司法机关公正判决持怀疑态度，尽管其未真正涉诉，体现出国防生法律信仰的缺失。而大多数国防生在做出某一行为时主要还是基于自己的道德标准。

高校与驻校选培办共同培养和教育是国防生教育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法制教育同样不可避免。国防生平时的法制教育主要由高校和驻校选培办共同负担，但其分工上稍有不同，主要体现在法制教育的内容和时间上。高等院校对国防生的培养教育与普通学生基本一致，将普通学生与国防生纳入统一的教育范畴，统一对其进行法制教育。其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民事法律法规以及刑事法律法规。驻校选培办则专门针对国防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以及部队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教育和培养，有些驻校选培办由专门负责法制教育的干事负责组织实施。当前国防生法制教育依然不够完善，驻校选培办对国防生法制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太够，缺乏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相关主管干事和教师对国防生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法制教育。驻校选培办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大多数是请外校的法律专业的老师或者军队内部兼职教授进行法制教育和宣传，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较为单一，教育内容无法与国防生的学习和训练生活有效结合在一起，无法调动国防生的积极性和热情。国防生法制教育与普通学生法制教育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差别不大，无法让国防生明确树立法律信仰和法律信念的价值和意义。法制教育上师资的缺乏无疑是当前国防生法制教育的瓶颈，各个高校与选培办在联合培养和教育上的联系还不够紧密，无法形成联动效应。

我国国防生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究

国防生法制教育与普通生法制教育相比似乎更具有挑战性，其任务更加具有艰巨性。当前我国普通大学生法制观念和法制教育问题依然很严重，全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的案例触目惊心，其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的淡薄程度让整个社会为之汗颜。血的教训使得各高校逐渐加强和重视起大学生法制教育问题。国防生作为普通大学生，其同样也面临着各种问题，法律意识的淡薄同样也会致使他们因为违法犯罪而离开国防生队伍甚至留下终生遗憾。加强和重视作为普通大学生和后备军官双重身份的国防生法制教育，就必须明确当前国防生法制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而为国防生法制教育问题的更好解决提供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国防生法制教育关系着我军依法治军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程度，国防生素质的高低，特别是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我军吸纳怎样的人才补充到基层部队中去。目前，我军大学生士兵越来越多，部队法制化建设迈向了一个新台阶。如果国防生法制观念和意识淡薄，如何才能适应部队法制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国防生在校期间，自身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惑，各高校和选培办忽视国防生这一主体的特殊性，加强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混淆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制教育的区别。法制教育的核心在于法律信仰的建立，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仅仅在于要求国防生严格按照军队的规定办事，忽视了对法律精神和理念的养成。

驻校选培办和高校由于合作机制问题，其分工中缺乏专门的法律专业师资力量，没有专门的法律干事对国防生进行系统的法律知识讲解以及法制教育。在平时需要对国防生进行法制教育时，只能依靠当地的军事法院的军事法官或者军内的相关法律工作者，缺乏专门的人才队伍。各个高校尤其是综合类大学，其师资力量相对较为完善，然而缺乏了解和熟悉军事法律法规的专业人才，法学院的老师只能就民事或者刑事等方面对国防生进行普通生活中所需要的法律知识的传授，但依然缺失了特殊主体所应该熟悉的军事法律知识。人才队伍的不完善给国防生法制教育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这也同样是驻校选培办不重视或者忽视国防生法制教育问题的原因之一。国防生法制教育主要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或者专门对相关法条进行枯燥的讲解和记忆，各个高校将国防生与普通学生集中进行法律知识的宣讲，集中体现在对法条的具体规定进行的详细阐述或者播放相关犯罪类型的视频警戒大家。法制教育方式和方法的单一使得国防生无法充分培养起对法律知识学习的兴趣，仅仅是为了完成驻校选培办或者学校的任务，几乎没有实质效果可言。教育方式单一的另一体现是没有建立长效的交流和咨询机制，法制教育不仅仅是传授法律知识以及法律对于某一件事情如何规定，这些除了法律专业的学生熟知外几乎没有哪一位学生专门进行系统的学习，而交流和咨询机制的建立则可以为国防生法制教育以及法律信仰的建立提供交流平台，目前我国各驻校选培办还没有建立具体的法律咨询平台。#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