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家族调查报告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会计舞弊案件对审计制度的启示
【摘要】一个公司的健康成长发展,离不开公司内部的有效治理和公司外部法律法规的有效管理的。近年多起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不仅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还违背了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使得金融市场之间的逆向选择严重化,优等产品被中劣等产品逐渐驱逐出市场,还损害了各个预期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利益,使得社会造假的事件越来越盛行。根据COSO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每年美国因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行为造成的总损失,占美国全年GDP收入的5%。
【关键词】财务;审计;会计舞弊
1案情回顾
2015年2月,日本证券交易监视委员会(英文缩写SESC)收到了来自东芝公司员工举报,同月SESC对东芝公司展开财务报表舞弊等问题调查,根据SESC调查,认定东芝公司涉嫌进行多项会计处理不当违规问题。2015年7月,东芝公司的财务造假事件才得以全面曝光,东芝公司连续七年财务造假其中涉及该公司的4大部门和3任社长。根据其调查报告显示,东芝公司于2014年虚增累计利润高达年度利润总额的30%以上。该公司的会计处理不当的方式,包括有会计处理方法中的完百分工比法处理不当,产品运营费用即确认推迟,存货高估价值等等一系列的错误记账方法。通过完工百分比法推迟会计确认,进而使该基建项目利润亏损没有及时进行会计确认,推迟计提损失使得该公司虚报净利润高达44亿日元。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根据调查报告显示该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累计虚增年度利润总共累计1518亿日元的利润(即合约76亿人民币)。产品运营费用(其中一部分计入存货成本)确认推迟导致的成本大额度低估,导致东芝公司的税前利润被大额高估。于2015年7月东芝公司以现任CEO田中久雄为首的东芝公司8名高层管理为多年的会计舞弊行为,引咎辞职。2015年11月,SESC(日本证监会)决定提出对其(东芝公司)进行约70亿日元(即约3.5万亿人民币)的罚款。东芝公司财务造假案件的丑闻曝光后,令人不禁的对当今企业治理及审计弊端进行深思和反省。传统的日本企业大多都会受社会背景及家族式经营模式影响,通常在这种家族式经营模式下运作的董事会会严重缺乏透明度,因此,股东利益就会被削弱,正因为许多的日本公司并不会对利润感兴趣,相反倒是期待公司能够更长久的存活下去。这种经营模式有利也有弊端。然而这种家族式的经营模式是建立在一个绝对信任的机制内的,其领导者必须是无私的。但是,这种“无私”的领导者对于现实中的激烈的资本竞争市场是不适应的。为了使得每一年的销售利润更加的“美观”,许多高层管理人员和领导者都会选择去掩盖企业经营弊端,又或者立下一些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进而才会引出这一系列的财务丑闻。
2东芝公司会计舞弊案审计监管失效
内部审计本来应该是财务报表错漏报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不起作用的时候,外部审计就要发挥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了。很明显东芝公司的会计舞弊除了公司的审计部门人员内部化之外,外部审计公司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当东芝公司的财务报表出现严重舞弊时,外部审计甚至是向东芝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妥协的。根据第三方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在2014年时东芝公司尚未公布该公司的第三季度的财务报表的时候,当时的东芝公司在任社长田中久雄就警告当地的电力系统部门:如果他们特意隐瞒3.96亿美元的财务损失那么他们就会引来所谓的大“麻烦”。然而,当时负责东芝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事务所认为,东芝公司在美国核电西屋公司的损失应该在账目上得到体现,并且东芝公司应该接受西屋公司的3.32亿美元的资产损失准备,并且应该以此当作底线。但是,当时的东芝公司内部审计主席久保诚想要让东芝公司的财务损失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在2.25亿美元以内,但最终久保诚还是达到了他的愿望,剩余的1.07美元的差价就被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认定为未更正的财务报表错报,仅仅是这一个数值就占了当年东芝公司的第三季度税前净利润的四分之一。这一种外部审计机构揭发雇主的财务报表错漏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是相当于使自己少了一笔生意可以做,因此,当雇主发生财务错报的时候,外部审计机构是不会主动揭发雇主的错报的。这种审计机构组织与审计单位(委托人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十分的错综复杂了,由于这样的关系存在就间接导致外部审计失效了。
3东芝公司会计舞弊案对我国审计制度的启示
文化资源论文:思南文化结构解析
本文作者:秦坤 单位:贵阳学院
思南因为濒临贵州高原的母亲河———乌江,自古便是黔、川、湘、鄂物资交流与文化的通道,她所拥有的文化,便成了一种具有突出特质的地域文化。由于区位与地理状况的缘故,思南的地域文化呈现出一种贵州省境内其他地区没有的独特性。一是处于乌江中游要冲的思南,在古代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状态下,早已成为贵州高原通往川、鄂、湘等地的要冲。南来北往、西进东出的物资大半需要透过水路运输与交流。清道光年间,境内商业已经十分兴旺,县城内的大小商号已达数十家。多以食盐、棉布、百货、烟酒为主。其中的唐桥镇其时已享有“小南京”之称。由于思南地理区位濒临乌江,建制在贵州境内又较早,因而,历史文化的积淀相对较其他县区深厚。一部描述思南文化的著作,曾经将思南称为“花灯之乡”。[2]其实,花灯只是思南文化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思南文化内涵的主体并不着落在花灯上。作为黔东南地区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区,思南虽未列入自治县,其土家文化的厚重却非常具有典型性。对于思南来说,不仅有“黔东首郡”“、乌江明珠”的美誉,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古朴淳厚的土家民族风情。思南历史文化是一种集贵州多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堪称贵州历史文化的缩影。在思南,人们不仅可以找到贵州文化神奇峻美的自然风光,找到贵州母亲河乌江的神韵;发现有如贵州高原在封建中央王朝时期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领略到土司文化对贵州社会进程的影响;还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对革命事业的追求。促进文化的大繁荣与大发展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在实施思南县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重新对思南的历史文化进行梳理,深化对其内涵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做出相应的价值评估,是一项重要的前期工作。
如果对思南文化的结构进行解析,那么,思南文化的结构应该包括乌江文化、黔东地域历史文化、土家族民族文化三个板块。其中乌江文化与土家族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地域历史文化方面,由于县境地处古代巴蜀、楚湘与贵州高原的结合部,开发相对较早,经历长期的历史沉积,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故也不可忽视。作为贵州高原第一大河的乌江,北源六冲河出赫章县北,南源三岔河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东,两源汇合后流到息烽县乌江渡,抵达思南县,再经沿河县出省境,至重庆市酉阳折向东北,于涪陵汇入长江,全长1018千米。历史显示,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大都源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哺育贵州高原各族人民的乌江文化,同样集中体现在她的中游重镇思南。
1990年在思南县建立乌江博物馆并非偶然之举。它是贵州省文化部门,对乌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后做出的决定,亦是对思南在乌江流域范围内最具文化代表性的认同。目前,乌江博物馆仍然属于我国境内唯一以江河命名的博物馆。这至少说明如下两个事实:一是,思南县境内的文化集中了乌江文化的精粹;二是对迄今为止,沉浸在现代化与工业增长中的人类对江河文化认识的不到位。就这一点而言,至少对当今的社会是一种启示:总有那么一天,当人类意识到未来社会不能过度依赖于科技与工业,必须更多地考虑我们这个资源有限星球如何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乌江博物馆的设立,会带给后人更多的思索。现有的乌江博物馆设于思南县文庙大成殿内,以图片和实物等形式浓缩千里乌江的自然人文风貌。图片以空间为序,从贵州威宁石缸洞的乌江源头到重庆涪陵汇流长江处的江尾,不仅涵盖了乌江自上而下的自然风光与资源,还包括乌江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等历史文化,沿江的古渡、古纤道、古今码头、各大滩险、摩崖石刻等文物名胜尽收其中。该博物馆还忠实记录了村寨城镇与各个民族的生存变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秘而美丽的乌江。博物馆建立以来,参观者已达13万余人。[3]乌江博物馆所展示的无疑是乌江文化的精华。但什么是乌江文化,迄今我们尚未看到关于它的学术界定。几乎所有涉及乌江文化的文章所陈列的都是一些乌江流域范围内的文化表象。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乌江文化,立足于贵州文化资源的视角,不仅需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去观察,更应从它在山地高原这一特殊地形地貌条件下,在贵州一体多元民族社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上去加以符合实际的评价。贵州是一个通道文化特征尤为显著的省区,是祖国大西南的交通枢纽,其区位上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大西南片区的政局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元明以前省际驿道未曾开通的历史时期,民间小道与水路是地区交往的主要通道。我们只要由此出发去思考问题,那么乌江文化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无疑尚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的内容,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可展现出更广阔的前景。民族文化是思南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文化结构的主体之一。土家族是我国56个少数民族之一。一些学者在论述土家族文化时认为:土家族传统文化不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风格独特。它不仅在单纯的文化艺术领域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巨大成就,还在政治、军事、教育、生产技术、医药卫生、哲学思想、古代法律、历史典籍、古代建筑、书画雕塑、名胜古迹和出土文物等多种领域,也呈现出丰厚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有深富的文化内涵,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进程。[4]
然而,众多的论著并没有将土家族文化空间是一种什么文化这个问题说清楚,学者们述及的土家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特征,除了表现形式外大都类同,这显然不利于对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由于土家族在民族分布上相对集中,地理上与汉民族居住区较其他民族接近,彼此间的文化渗透较多,固有的民族文化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吸纳了较多的汉文化的因子。因而,古今土家族民族文化的变迁程度较大。总人口68万,地处武陵山腹地、乌江流域的中心地带的思南县,虽然未列入土家族自治县,但土家族文化的这一特征,表现得甚为显著。从整体上考察,思南土家族文化集中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以思南花灯为代表的土家族艺术文化;二是以傩堂戏为代表的土家族宗教文化;三是以生活习俗为代表的土家族民俗文化。既往的研究者对上述几方面虽曾刊发过不少相关文章,却未从土家民族文化的分类上进行深入探讨,以至思南土家民族文化的研究长期未能形成系统。花灯是我国民间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歌舞形式,注入戏曲情节以后发展为以花灯为表现形式的戏种。贵州是花灯流行最盛的省区之一,除省境东南较少见外,黔南、黔北、黔中、黔东北都较普遍。尤其黔东北思南、印江两县的花灯特色独具,有“高台戏”、“花灯戏”之称。#p#分页标题#e#
在思南,全县近六百个村(居)委会及较大的自然村都有花灯队。足见这一民族艺术形式在当地扎根之深。思南花灯早在宋元之际即已广泛存在于民间,较之其他地区清末民初才流行开来要早六百余年。从思南花丰富的内容,优美的曲调、活跃诙谐的风格等方面,不难发现这种艺术表演形式与土家族民族性格之间的内在文化联系。正由于此,思南才能够在全省范围内赢得“花灯之乡”的美誉。傩堂戏是思南土家族宗教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有关部门开展的“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思南傩堂戏的情况得到了科学的展示与评估。调查报告认为:“在思南地区,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相互融汇,开成了以‘信巫鬼,重淫祀’为特色的地域文化环境与氛围。[5]傩坛活动的保留及生存,一方面缘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迫害,广大群众无法生存,被迫逃往深山密林,聚族而居,长期与世隔绝使许多原始宗教文化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在以家庭为单元的小农经济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心理十分脆弱,灾害瘟疫、疾病死亡处于无力把控与预测状态,也是傩堂戏能够长期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铜仁市辖区而言,思南傩堂戏历史最悠久,属于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享有“戏剧活化石”之美誉。傩堂戏一般结合傩仪,在农历的冬腊月或正月里举行,其中的《甘生赶考》、《秦童买猪》、《媳妇告公公》等戏目,由于风格幽默,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深受思南群众喜爱,亦受到学术界人士高度关注。
上市家族企业风险承担研究
【摘要】
新经济常态下,终极所有权结构、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已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探讨家族企业终极所有权结构、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如何更好的发挥社会情感财富的功能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本文将风险承担决策的研究由第一类问题推进到第二类问题,有助于揭示在集金字塔控制方式下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深层次规律,丰富企业风险承担研究的相关文献;另一方面,能够进一步丰富终极所有权结构安排和薪酬激励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具体路径与方式,有助于具体深入地考察其影响动机、机理与后果,而且将进一步增强研究成果的实际指导意义和价值,为我国企业和政府相关决策与政策制定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上市家族企业终极所有权结构;薪酬激励;企业风险;影响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中国近三十多的发展历程,民营企业可谓功不可没。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超过60%;另据福布斯2015年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统计,中国50.3%的民营上市企业都是家族所有或经营的家族企业。因此,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家族企业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家族企业经营者由于“短视”,通常不愿意或者较少进行创新等风险投入。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决策已成为企业持续生存的核心问题。家族企业通常被视为一种相对保守的组织形式,相对于非家族企业之所以更加保守是因为家族企业将非经济目标的追求作为家族企业重要的决策参照点,普遍认为家族所有者是风险厌恶者。然而,Gomez-Mejia等基于行为理论构建了社会情感财富模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释了家族企业风险感知。家族所有者在面临潜在的社会情感财富损失时往往会倾向于承担更多的经营风险。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情感和亲缘关系的国家,因此,在中国开展基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研究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上,本文将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委托理论出发,深入探讨分析家族企业终极所有权结构和薪酬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商业银行反洗钱内部审计建模思路
近年来,国内外多家金融机构受到了来自监管部门的反洗钱指控,国外如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德国商业银行、意大利圣保罗银行均因反洗钱措施不力被美国监管部门处以罚款,巴基斯坦最大银行哈比银行甚至因此退出美国市场。国内大型商业银行的海外分行也多次受到当地监管部门的反洗钱调查,其中包括中国银行米兰分行、中国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纽约分行等,对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声誉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提升反洗钱水平是实现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手段。而在反洗钱活动中,作为第三道线的内部审计部门扮演着重要角色。商业银行反洗钱三道防线如图1所示。
一、大数据应用在商业银行反洗钱内部审计中所具备的优势
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洗钱行为呈现出手段专业化、主体组织化、资金来源多元化等新特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也需要引入新手段或方法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借助于大数据分析手段来分析问题、查找漏洞、防控风险。
1.大数据应用是实现内部审计全覆盖的有效路径
一方面,在传统的商业银行反洗钱内部审计模式下,由于人力、物力等资源有限,审计人员一般采用抽样审计,通过部分样本的审计结果来推测总体情况。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普遍开展的分区域、分业务的反洗钱工作将洗钱风险评估局限在一定的特定范围,对跨境、跨省、跨行的洗钱活动难以准确把握。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打破“用抽样样本推断总体”的传统审计思维方式,实现审计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消除监督盲区,助力审计全覆盖的实现。
2.大数据全量分析是对客观事实还原的有效手段
随着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支付手段的广泛应用,洗钱资金在不相关的客户群体间流动更为快捷、方便,使洗钱的数据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如果依靠传统审计手段,只能进行局部分析,而大数据全量分析手段的应用可以将信息碎片有效衔接。
畲族的族群意识综述
一、畲族的原始族群意识
形成于隋唐之际的畲族,其称谓各地不一,有称苗人、瑶民、峒蛮、畲民、畲客,或统称“溪峒种类”,所谓“至闽、粤、川、滇等处苗、瑶、畲民,随地易称。”①在中原流民入迁闽粤赣边区之前,畲民就已经和“内地民”﹙汉人﹚杂处一起了,与汉人有交往接触。但因畲民的原始图腾崇拜和生活习性,使得畲汉两族族群界线分明,畲民的原始族群意识也表现得异常强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族群中广泛流传畲姓盘、蓝、雷、钟同一祖源的“盘瓠传说”。史书上记载盘瓠传说,最早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其他散见于先秦神话、《山海经》、干宝的《搜神记》、郭璞的《玄中记》、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等。其中范晔的《南蛮传》描述最为详细。虽传说中盘瓠子孙是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的“蛮夷”,但内容与畲族流传的盘瓠传说大同小异。传说故事梗概是:高辛皇后患耳疾三年,医生从其耳中挑出一条三寸大虫,用金盘覆盖,后变作五色花斑龙麒,高辛帝见了欢喜,赐名金龙,号称盘瓠。其时番王来犯,边陲紧急,高辛帝张榜发文,能斩番王头者以三公主妻之。盘瓠挺身而出,揭榜而行,潜入番殿,乘番王酒醉,咬断其头,回国献给高辛帝。盘瓠与三公主结婚,生下三男一女。高辛帝赐长子盘姓,名自能;赐次子蓝姓,名光辉;赐三子雷姓,名巨佑;女儿嫁钟智深为妻。盘瓠喜好自由,不愿为官,携妻儿眷属寓居潮州凤凰山,山田任其耕种,永无税纳,族内自相婚配,繁衍子孙。“盘瓠传说”是反映畲族祖源的神话,虽不足信,但它是畲族的原始先民对本民族的民族起源、生活理想、价值判断的精神假想,用古老的传说来解释原始图腾。如果说这种原始先民集体无意识进行艺术加工的神话传说蕴涵了朦胧的族群意识,那么,畲族人民为了永世不忘祖源,把祖源传说编写成便于口头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高皇歌》﹙也有称《盘瓠王歌》、《祖源歌》﹚,甚至还把它载入族谱,则是畲族人民极力维系族群内部感情的集体行为,是族群意识的强烈体现。
其次,悬挂“祖图”祭祀,缅怀始祖盘瓠,对族人宣讲盘瓠王的丰功伟绩,不仅有教育意义,还有重要的收族功能。畲族非常重视祭祀始祖盘瓠,如史载散处浙江温州的畲族,“温处畲客,极重祭祖。祭坛前,有画幅,长可数丈,上绘盘瓠衔犬戍将军头故事,或高辛氏以女妻盘瓠故事。时常高歌,且恣饮啖。”①笃信盘瓠成为畲族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过去,畲族每家每户厅堂正中堂壁都设有香案,祖宗牌位上书“本家寅奉堂上高辛皇氏敕封忠勇王汝南郡﹙或冯翊郡,或颍川郡﹚生长香火祖师历代合炉祖宗之位”,每年除夕、正月初一、十五和子女成年礼都要在家中举行祭祀仪式。祭祀仪式非常特殊,各地不一。广东畲族“每岁除夕,举家必席地而食,以为狗吃,必在地也。”②福建一些畲民“在大年除夕必悬狗头神像,家中依次衔猪骨一枚作狗状绕桌匐行,继则向狗头祖像叩拜而歌。”畲族男子年满16岁要举行“做醮”的祭祀仪式,即成年礼,在祖堂悬挂画有盘瓠像的祖图,焚香祭拜,由名望高又熟悉做醮的人主持仪式,并为成年男子起法名。除每户家中祭祀盘瓠外,还有举行较大规模的族人共同祭祀盘瓠活动。有单姓族人在祠堂祭祀,也有盘、蓝、雷、钟四姓聚集在公共祠堂悬挂祖图共同祭祀。祠堂悬挂的祖图形制较大,一般是把盘瓠传说衍画为十几米长的连环画式彩色图画,展现始祖英勇杀敌、登朝取姓、山岩田猎的光辉形象。祭祀时,敬献三牲、果品、茶酒,鸣炮缅怀始祖形象,合族敬祭,围唱《高皇歌》,跳祭祀舞,然后组织队伍,鸣锣开道,举牌擎幡,游行村中。畲族祭祀活动很频繁,“每年祭祀三、四次,各地时间大同小异,多半在除夕、大年初一、二月初二、五月节、七月半,或春秋二祭。以往有隔三年大祭一年,后改大祭一月,又后改大祭三天。”祭祀仪式无论在家中还是在祠堂举行都是秘密进行的,祖图也秘不示人。如此频繁而隆重的祭祀活动,表现出了本民族的共同心理和集体意识,可以巩固本民族内部的感情和团结。
再次,畲族族内规定盘、蓝、雷、钟四姓自相婚配,不与外族相通,族群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畲族族内婚配在古代神话、史志、文集中都有大量的记载。干宝的《搜神记》﹙卷一四﹚云:“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清代长汀范绍质在《汀州府志》卷四十一《瑶民纪略》中记述:“汀东南百余里,有瑶民焉乡人呼其名曰‘畲客’以盘、蓝、篓﹙雷﹚为姓,三族自相匹偶,不与乡人通。”清乾隆黄惠修《龙溪县志》卷十《风俗》载:“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两家自为婚娶。”广东明嘉靖刊本的《惠州府志》卷一四《外志》载:“﹙瑶﹚自信为盘瓠后,家有画像其姓为盘、蓝、钟、苟,自相婚配,土人与邻者也不与通婚。”此外,古代的文人笔记、小说,如明代邝露的《赤雅》、谢肇膌的《五杂俎》、清代梁章巨的《归田琐记》等,均有关于畲族自相婚配的记述。畲族群众在日常祭祀围唱的《高皇歌》也唱道:“皇帝圣旨话认真,蓝、雷、三姓好做亲﹙婚配﹚。当初皇帝一句话,女大莫嫁哈佬﹙汉人﹚去”。从广为流传的祖源歌看来,畲族人早就假托了高辛皇帝传下族内婚配的旨意,着意保持民族血缘的纯洁性,维护族群内部利益。族群意识之强烈可见一斑。
二、客家地区畲族族群意识变弱
随着封建统治阶级加强对畲民的统治和欺压,以及汉文化的强势侵入、推行,畲民为逃避压迫与歧视,隐去畲族身份,逐渐打破内婚制,与汉人通婚,接受汉族文化,淡化甚至放弃民族信仰和禁忌。在闽粤赣边区的畲族,则与客家先民通婚,接受中原文化,历经数百年之后,畲族被居于强势文化地位的客家先民同化,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文化、客家先民为主体的客家民系。畲族姓氏也仿效客家编修族谱,附会“宁化石壁”的迁徙历史,以示客家﹙汉族﹚之正统。如,上杭庐丰蓝氏修族谱溯祖源时,以“相传源于汀之宁化石壁,其详不可尽考”,①来敷衍历史,附会客家。由此,从客家民系的孕育之始,即唐宋之际,到整个封建社会结束、新中国的建立,畲族的族群意识出现由强到弱,由显到隐的变化。
初中美术教学资源的开发与探索实践
摘要:
区域资源是重要的美术教学资源,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是美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美术教师恰当地引入区域资源,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关注并深入了解地域艺术文化。该文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选取优秀的区域资源和教学实例,进行初中美术教学资源的开发与探索实践。
关键词:
初中美术;区域资源;有效教学;开发;探索
区域资源是重要的教学资源,美术教师需要引入区域资源作为教学素材,结合艺术课程内容合理开发教学资源。泉州市泉港区蕴藏着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资源,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乡土艺术文化资源。如何将区域人文资源更好地融入初中美术课程,成为美术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美术教师可结合新课标的教改理念和核心素养时代的教学观,从学校实际和学生学情出发,有效地开发泉港区域人文资源。笔者依据自身地域人文艺术资源的挖掘、教学、研究经验,多方面探讨如何联系课堂内外资源进行有效的美术教学。
一、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区域资源下的艺术素养教育
泉港有丰富的历史名胜、文化资源、地域特色,拥有古民居(樟脚古民居、土坑古民居、黄素古石楼等)、古寺庙(涂岭虎岩寺、沙格灵慈宫、峰尾东岳庙等)、古街巷(圭峰古街、涂岭老街、割山楼下街等)等建筑艺术资源,还拥有惠屿岛、圭峰塔、金钟潭、红星万亩生态园、黄氏家族造船名匠、民俗奇葩七星灯、沙格灵慈宫独特的剪碗雕塑以及精湛的石雕艺术等众多旅游景点(区)的自然、人文资源。泉港地域性的建筑艺术、人文景观、民俗风情是当地人智慧的结晶。如,古民居、古寺庙、古街巷遗留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源让学生不仅可以从美术角度进行学习、欣赏,还可以从历史的角度了解家乡的文化,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美术教师可以利用众多的旅游景点(区),从美术教育角度进行艺术教育。如,学生可利用学校社会实践的机会进行校外采风,凭借高清相机或者手机拍摄一些优美的景物,从不同的角度拍摄,拍摄的照片可以作为美术课堂教学的素描素材或艺术欣赏课的教学资料。美术教师需要深入挖掘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区域资源的优势,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品格。
中小企业融资信用现状研究
[摘要]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备受关注。需借助金融科技力量,优化社会信用体系,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
据中国人民银行《2018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1]。2018年以来,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叠加,中小企业发展面临巨大考验。党中央、国务院多次研究部署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8年11月河北省政府办公厅根据本省实际印发《河北省支持中小企业融资若干措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得到一定改善,但依然是金融服务的短板。
1河北省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1.1企业资金短缺
河北省的民营企业中,高能耗产业占有较大比重,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任务较重,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我省大力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但科技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企业自有资金难以满足需求。根据对河北省200余家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89%的企业存在资金短缺情况,科技研发、扩大生产规模、原材料与人力成本上升是企业融资的主要原因。企业资金短缺,筹措资金无法及时到位,导致部分企业停产,偿债能力下降,企业信用受到重大影响,部分企业因此破产。
1.2企业融资渠道少
论私营企业发展的困境及举措
1私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1.1内部原因
企业的筹资数量有限,资本文化程度不高,没能够很好的为企业的发展筹集到资金,企业的规模化不能很好的实现。产权归属不清楚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是家族成员之间的产权界定不清楚,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家族企业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在经济利益的影响下渐渐的有所松懈,家族成员之间的忠诚度受到资本利益的驱动变得腐蚀变质,从而使得企业整体的竞争力有所下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企业和外界产权界定模糊。一些企业在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为了尽量的减少政治上的风险,在国有或是集体单位的名称下进行“戴红帽子”的行为,这样虽然使得企业获得了短暂的利益,但是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和法律纠纷影响重大,从而影响了企业的持续发展。
1.2外部原因
1.2.1企业的融资道路不通畅
现在的私营企业存在着很严重的融资问题,也就是资金问题,这也是困扰私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建立的开始阶段私营企业主要是依赖于自我积累和民间借贷来筹集资金,当企业的发展进入到规模经济发展的层面后,就需要外部的融资,虽然我国政府已经很明确的指出私营企业可以向银行进行贷款,还可以向当地的政府和相关部门请求帮助,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很多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在贷款这个问题上,难度还是很大的。影响私营企业融资难度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国有经济在我国的经济中占主体地位,贷款给国有企业所要面临的风险小,所以,银行的投资体系和融资体系主要是依靠国有企业的力量,私营企业的贷款受到不公平对待。二是私营企业的规模比较小,主要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的信用情况不好,没有有效的信用支持,没有贷款所需要的抵押物质保证,很多的私营企业的产权不清楚,像这方面的原因导致了银行给私营企业贷款的风险变大,私营企业融资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1.2.2政府职位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