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共育论文范例

摘要：中国公共管理硕士教育发展已经由数量扩张阶段进入质量提升阶段，地方高校MPA教育发展面临着院校之间竞争日益激烈、招生规模和指标逐步萎缩、越来越注重培养质量和国际化的新形势。地方高校MPA教育发展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的选择不够新颖、精品课程和特色课程建设进程缓慢、教师课堂教学水平和能力有待提高、MPA论文写作和指导过程中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为此，必须立足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从优化MPA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启动MPA精品课程建设工程、严格规范MPA论文写作与指导制度、采用“内联外通”的合作方式推动MPA教育国际化战略等方面引入改革的新思路，以期开创地方高校MPA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地方高校；MPA教育；新思路

一、引言

自2001年开展中国公共管理硕士（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MPA）教育以来，中国MPA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步确立了其使命、理念与目标，在特色建设、培养体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强大影响力。[1]据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2016的全国MPA院长工作会议材料显示，截至2016年8月，全国范围内共有223所培养院校、225家培养单位。经过2015年MPA专项评估后，全国共有214家招生单位。共计招生录取单双证MPA学生159431人，年均录取10629人；共授予学位99597人，年均授予学位7114人。其中单证MPA学生共录取108126人，年均录取7208人；双证MPA学生共录取51305人，年均录取8551人。可见，中国MPA教育为公共部门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提高中国公共管理水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也需要认清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MPA教育注重量的扩张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今后MPA教育的发展重心将转向以质量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正如在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毫无疑问，MPA教育也必须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之需要，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取得更大的成就。

二、地方高校MPA教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一）MPA培养院校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随着MPA培养院校数量的持续增加，竞争日益加剧。以浙江省为例，原有培养院校只有浙大、浙师大、宁波大学三所院校，新增院校包括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温州医科大学以及浙江省委党校，从原先的3所迅速增致9所。从江苏省和上海市来看，MPA院校之间的竞争更是激烈，上海市MPA培养院校数量达到12所，江苏省MPA培养院校数量达到17所，南京市内MPA培养院校数量就达到11所之多。全国范围内MPA培养院校则由最初的24家增至225家，区域范围内的竞争十分激烈。（参见表1）在“僧多粥少”的格局下，部分地方院校必将面临MPA生源紧缺的压力，甚至会出现难以为继的现象，以至于出现个别院校不惜通过争取异地生源和合作办班的手段以维持MPA教育的发展。当然，从异地办班的情况看，总体上属于个别现象，但长期来看不利于MPA教育的良性发展，因为异地办班对于如何保证MPA培养质量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也是全国MPA教指委明令禁止异地办班的原因之所在。

随着医学研究技术的发展和手段的进步，科学实践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伦理学问题，包括伦理委员会审批和知情同意原则［1］。医学期刊在报道医学科研最新成果的同时，无法回避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早在1964年，世界医学大会了著名的《赫尔辛基宣言》，该宣言详细制定了涉及人的医学研究道德准则，同时也提出了不符合伦理要求的医学研究论文不应发表的要求［2］。“知情同意”也是国际公认的处理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的基本原则［3］。目前，与国外相比，国内医学期刊对研究的伦理学审查要求起步晚，不够严格，存在的差距还很大。汪谋岳［4］曾对国内医学期刊和国际四大医学期刊进行对比，发现与国际知名医学期刊相比，国内医学期刊对获得伦理学审查及知情同意的比例明显偏低。《中国学校卫生》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主要反映我国学校卫生、儿少卫生和有关学术研究为主导内容的中文学术期刊，早在1992年就被评选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生物医学核心期刊，虽然不是临床研究类的医学刊物，但研究对象是中小学生，同样需要遵循医学伦理学审查和知情同意原则。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学校卫生》近5年载文的知情同意及医学伦理学审查情况，为更加完善期刊学术质量并与国际接轨提供有效改善措施。

1资料来源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以《中国学校卫生》2015年1月～2019年6月所刊发的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为研究资料，涉及的栏目主要有学生营养、健康教育、心理卫生、疾病控制、生长发育、重要论著和专题文章。

1．2方法

通过查阅《中国学校卫生》2015年1月～2019年6月所刊发纸质期刊，仔细查看以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章的“对象与方法”中有无“知情同意”或“获得伦理学审查”等相关信息。本文中知情同意包括本人知情同意、家长知情同意、本人和家长均知情同意。

1．3统计分析

摘要：小学教育专业是师范教育领域出现时间较晚的专业，各专业无论在性质、人才培养目标，还是课程设置及实施方面，均处在探索、试验阶段。对于小学教育专业建设而言，其核心在于课程的建设，因此，必须结合当前小学教育人才需求，加快构建完善的小学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以某高校为例，结合其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情况，探讨了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若干策略以更好地完善小学教育专业课程体系。

关键词：高校；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

为了确保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顺利落实，课程设置情况科学与否十分关键。自南师大首个小学教育专业开办以来，小学教育专业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课程设置也基本成型[1]。但根据当前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情况来看，课程结构依然亟待调整，课程设置无法满足小学教师的培养目标，也难以满足新时期对小学教师素质所提出的新要求[2]，因此，必须结合高校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情况，理性地分析所存在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思路与策略，以更好地促进小学教育专业课程建设，促进专业教师人才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

一、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现状分析

结合当前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情况，国家、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并未制定统一的设置方案，因此，多由高校结合自身情况自主进行课程设置。本文以某高校为例，探讨了该院校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该校设立小学教育专业较早，目前该专业分别了设置了文、理两个方向，其课程设置在同类院校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课程设置情况

当前该校小学教育专业各课程一共2499个课时，学分一共141分。此外，教育见习两周修2学分，毕业论文共5学分，实习8周修8学分。根据课程类别而言，小学教育专业课程包括公共必修、选修类，专业必修类、选修类课程四种。根据总课时情况，必修类一共2035个学时，学分一共115。而选修类464个学时，一共26学分。对于公共必修类课程而言，开设英语、政治、体育、计算机基础四门课程。教学大纲及要求与其他专业相同，而计算机基础第1学年开设，英语、体育为第一、二学年开设，政治课前三个学年均开设；对于专业必修课程而言，根据学科的不同也存在差异性，文科学时1208，理科学时共1210，学分数均为68；对于公共选修课而言，必选课程包括十个，任选课不同学期可供选择的课程不同，一共180个学时，10学分；而对于专业选修课而言，包括文、理、教等课程，共284个学时、16个学分。就课程内容而言，课程包括通识类、教育类、学科类三种类型。以文科课程而言，通识类课程共53个学分，如政治、英语、体育、计算机等必修课和统一要求的选修课；而教育类共32个学分；学科类共56个学分。

摘要：毕业设计是湖南省高职院校各专业必修的综合性实践课程。结合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毕业设计的相关数据，指出了学生毕业设计质量监控的研究视角、范畴、方法等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构建并逐步推进“双质共治螺旋提升”的毕业设计质量监控方法，管理质量加教学质量依托校本毕业生数据中心，强化毕业设计的教学过程管理可追溯性。

关键词：毕业设计；质量监控；高职

湖南省高职院校的毕业设计抽查结果，既是评价学校办学水平、专业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也将作为国家和省级职业教育重点建设项目申报、遴选的重要依据。①始于2015年，启动高职学生毕业设计抽查试点，抽点关注学生毕业设计成果的质量，有利于推动学校强化毕业设计的质量意识，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坚持以“两查三赛”为核心，编制了19个专业大类的毕业设计指南，包含我院编制的公安与司法大类毕业设计指南。《2019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提出并逐步完善了“由学生成长成才、学校办学实力、发展环境、国际影响力和服务贡献力构成的‘五维质量观’及其第三方评价的指标体系”。［1］建立常态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可持续的诊断与改进（以下简称诊改）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院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型发展。②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国外研究现状。职业教育源于西方，最早确立实践教学研究重要地位的是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的“做中学”。影响力较大的毕业设计质量评价模式主要包括“教育评价之父”R．W．Tyler的行为目标评价模式（单项封闭系统）、斯塔佛尔比姆（Stufflebeam）的综合评价CIPP评价模式（C背景、I输入、P过程、P成功评价，意在为决策提供有用信息过程，为了改进）、克龙巴赫（Cronbach）教育评价观（评价的重点放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只关心目标到达的程度）、以古巴（EgongGuba）等人“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国外教育评价过程由封闭转为开放；评价内容从片面到全面；评价功能由单一转为多元，再进一步发展到全方位评价；评价手段由定量转为定量与定性结合，再进一步到收集多方信息，进行解析论证，作出价值判断。总体来看，国外毕业设计教学环节的监控采取了监控主体多元化（如德国主张监控主体是“企业”），多监控和评价对象全面化、监控与评价手段科学化、监控与评价过程动态化等特点是实践教学质量评估中比较常见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主要从毕业设计选题、设计、答辩等环节给出各种方法来提高毕业设计质量。桂文龙提出从论文谈高职毕业设计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践；马文姝等提出高职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并行的质量保障体系；栾奕娜等提出了“两级三层”的毕业设计质量监控体系；段向军等提出从毕业设计选题、双师协同等方面加强校企协同育人，优化毕业设计与顶岗实习并行机制；李常茂等从毕业设计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和处理阶段三个方面探讨了PDCA管理模式在高职毕业设计管理中的应用；魏欣提出基于L/S模式的高职毕业设计的质量管理体系的研究；鲍风雨和栾燕提出通过内环和外环的控制与评价，保障和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张会琴等［2］提出引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PETOE）到毕业设计，通过轻结果重过程，适用于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通过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运用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从研究的视角、范围、方法、信息技术分析，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早期校内质量监控体系成果，未能突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多方协调的毕业设计质量评价与反馈体系研究，其借鉴性不强。近期诊改缺少建立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相适应的多维质量监控体系，未能及时修订教学质量保障相关配套制度。2．研究范畴存在局限性。已有的研究多基于某个专业的毕业设计质量监控研究范畴，缺乏适应高职院校特色专业群学生毕业设计监控模式研究，缺乏由行（企）业、学校、学生、第三方机构作为质保体系的共同主体，开展内外互补的毕业生质量“画像”监控体系，并且实证研究相对匮乏。3．研究方法相对保守。已有的毕业设计质量监控方法研究缺乏如何利用云技术进行“一站式”云服务过程监控，帮助提高高职生毕业设计管理信息化水平，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的操作和管理，缺乏如何充分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使毕业设计质量监控更加实时、动态、有效等研究。

本文作者：肖来付 单位：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近十年来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

目前高职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对以“通识教育”为主题检索出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论文数量仅占全部通识教育研究论文总数的4．8%。实际上，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研究不论是论文、论著的研究数量，还是研究人员的数量及构成，与普通本科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相比，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与目前高职院校已经占据国内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实际地位是极不相称的②。如果说CNKI的文献可以反映高职通识教育研究的广度，那么，硕博学位论文则能够反映高职通识教育研究的深度。选取“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包括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增刊)，以“通识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共得到835条结果;若以“通识教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得258条结果;而以“通识教育”为题名加以检索，则得到118条结果。若再以“高职”+“通识教育”为主题，在上述数据库检索，则得结果46条，去除与高职通识教育不相关的文献后，其中有效结果为10条。若以“高职”+“通识教育”为题名再次在以上检索结果中进行检索，则只有3条有效的相关研究文献，分别为“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研究”(刘秀波，2006)、“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吴地花，2007)、“通识教育视阈下的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吴继红，2009)。在研究通识教育的硕博论文中，以“通识教育”为主题进行比较，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论文仅为全部论文数的5．5%，若以“通识教育”为题名进行比较，所占的比例仅为总数的2．5%。可见，目前对普通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进行研究的硕博论文占了绝大多数，而真正对高职通识教育展开深入专题研究的硕博论文目前尚不多见，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高职院校虽然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但却并未真正地进入公众视线的尴尬现实境遇。

近十年来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的定性分析

建国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和苏联的影响，在“一面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下，我国大学也以当时苏联老大哥专业教育模式为模板，大多是以专业教育来培养当时各行各业所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上个世纪就提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学者逐渐开始重视和研究通识教育理论。通识教育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考究法、调查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虽然运用调查法、比较法的研究文章也在增加(尤其是在介绍外国著名高校的通识教育以及我国部分高校通识教育的实践做法)，不过，由于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检索、梳理与挖掘，目前学者多采用文献法进行研究。因此，通识教育的研究论文中，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定量研究，但是多数仍为定性研究。同时，我国通识教育实践存在着教育目标不够明确、课程设置不够合理、课程体系较为分散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由缺乏科学的通识教育理论的指导所致。当前，能够查找到的最早的通识教育相关文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卫平等人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及启示》一文。上世纪末，当时的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通识教育或者说素质教育，随之在国内的各大高校加以推行。在通识教育的研究人员与队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如杨叔子、胡显章、王义遒、季羡林、顾明远等)，而自90年代以来，通识教育的研究群体主要是各高校的专职研究与管理者(如潘懋元、李曼丽、乐毅、张慧洁、檀钊等)、教育界的理论工作者(刘曙雄、甘阳、王晓渔等)、在读博硕研究生等。其中，成果被引用比较多的是王义遒、潘懋元、李曼丽、甘阳等人所做的理论与调查研究。而通过对高职通识教育论文作者的工作单位进行分析，发现: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人员多数集中在高职院校系统内，多数为高职院校的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以及专门从事高职教育研究的相关研究人员，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高职通识教育尚未引起整个教育学界的关注，当前教育学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更多的是实行专业教育而带来众多问题的普通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

通过对检索到的论文主题进行归类分析，我国学者对高职通识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通识教育的基本理论、支持技术、实践与应用等三个方面:通识教育基本理论。包括通识教育概念及内涵、通识教育理念及与其他教育理念(如专业教育、素质教育、自由教育等)的关系、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意义和价值、通识教育的必要性等研究。国内学者对于“通识教育”的涵义众说纷纭。通识教育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它既是一种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同时也是一种是体现通识教育理念、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一种人才教育模式。李曼丽将通识教育表述为“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有志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1〕18。”陈卫忠〔2〕、梅醒斌〔3〕、陈智〔4〕等人对高职对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理念、策略，彭振宇〔5〕对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实现途径作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识教育的支持技术。这里主要是指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包括通识教育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等，如计算机科学、互联网技术、管理制度等。“近年来我国通识教育的深化进程并不理想，很多大学的通识教育遇到了发展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通识教育还缺乏足够的制度化保障。”〔6〕88不管是落实通识教育理念，还是深化通识教育的实践，都必须以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管理制度为前提的。刘训华从生源、教师、社会、学校与学校管理四个角度对高职通识教育的影响因子做了研究〔7〕。吴地花在其硕士论文《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中认为:当前人们对做人与做事同等重要和对于“学会做事”的新诊释、校园文化概念的提出以及高职教育目标与通识教育目标的契合、特别是高职的实践课程等，为高职通识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更多的可行依据〔8〕。#p#分页标题#e#

目前，对于高职通识教育可行性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很少，尤其是对高职通识教育实行过程中的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的研究更少。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是檀钊2007年7月在《高校教育管理》上发表的《高职院校应慎行通识教育》(该文随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9〕。檀钊认为，尽管通识教育似乎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必然趋势，然而，现时的通识教育已经步入了尴尬的境地。高职院校的许多特点实际上也正是其弱势所在，主要表现在生源素质不高、师资欠缺以及学制问题上，为此，高职院校应慎行通识教育。这在当前主张推行高职通识教育的众多观点中，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认知。通识教育的实践与应用。主要包括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如课程编制、授课形式、课程评价、设置标准以及课程师资等;港澳台地区和欧美等国通识教育的历史发展、当前进展、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我国大陆部分著名高校实施通识教育的调查与分析。彭振宇、向丽、韩凝等人对当前大陆的高职通识教育现状、进展作了一定研究〔10〕;王前新〔11〕、李斌〔12〕等人对高职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提出了一些建议，盛光希对高职高专通识教育课程评价及效果检测作了一定分析〔13〕，而王秋梅、黄星君则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为例，对湖北省高职院校通识课程体系建设做了个案式的实证分析〔14〕;蔡景界〔15〕、徐辉、季诚钧〔16〕、陆启光〔17〕、冯增俊〔18〕等人对国外与港台地区的通识教育及其课程设置进行了较多的分析。对于高职院校应该如何具体开展通识教育，刘秀波在其硕士论文《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研究》中，较为深入地阐述了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就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存在问题和原因作了分析，并从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体制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9〕;吴地花在《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着重分析高职通识教育可行性的同时，对高职通识教育的实施内容和实施途径也作了深入的研究〔8〕;而吴继红则在其硕士论文中从通识教育的角度考察了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20〕。“但国内研究者更习惯于在一种应然的状态下论述通识教育的概念、内涵、意义、效果或方法，面对操作进程中的问题大都采用问题呈现的形式，论及实践中怎样解决或理论上怎样分析时，就有些不知所措了。”〔6〕87

摘要：本论文以中国知识期刊网自1979年至2018年发表的花儿研究文献内容为分析对象，从音乐文献学的视角出发，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花儿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进行呈示。从数量看2001年是分水岭，数量比之前陡增十倍；从内容看，花儿研究动向与国家大政方针密切相关，也体现出音乐文献学对花儿研究方法的导引价值。

关键词：音乐文献学;花儿歌种;发展趋势

“文献”一词最早的提出者是生活于2500多年前的孔子。他对学生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现存资料关于“文献”一词的最早记载，也是孔子感慨文献不足而无法深入去考证夏商之礼。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是如此，缺少文献的支撑使很多领域的研究都处于滞后甚至空白状态，文献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音乐文献学在音乐领域的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音乐文献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音乐文献学是通过对音乐文献的研究，揭示音乐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发展规律，并为音乐文献的使用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门较新的学科。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需求，音乐文献学本体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产生于明代的花儿作为广泛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音乐形式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花儿的研究近年也越来越得到学界专家的重视。

一、1979年—1989年花儿研究发展趋势

从1979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检索到有关花儿研究内容的文章共113篇,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的比例差异明显，以普通刊物为主。（一）文章研究的对象花儿音乐分析、花儿演唱、创作的花儿剧、花儿音乐民俗文化、不同地域花儿的相互关系、花儿的历史形成以及花儿音乐审美等方面。（二）文章的叙述内容从民俗学的角度对花儿、花儿会的民间传说、口头故事等进行介绍；从文学的角度对花儿歌词的语法、方言、词式结构等进行分析。（三）文章作者的学术身份1.花儿演唱名家有朱仲禄、苏平等，他们对花儿音乐的类别、音乐表现和演唱技艺等进行了介绍。2.高校民俗学、文学等方面的学者有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柯杨。他在1980年与雪犁合编《花儿选集》；在1981年香港的《文丛》第3期发表了《西北高原的一颗明珠——甘肃莲花山花儿漫记》，把花儿音乐介绍到了海外。此外，还有郗慧民、屈文焜、卜锡文、魏泉鸣等学者。3.专业音乐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乔建中于1987年在《中国音乐学》发表《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一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花儿音乐的形态从音乐材料的分析到其历史成因和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一时期总的来说，对花儿的研究还是以文学性研究为主，对花儿的曲令音调的研究较少。

二、1990年—2000年花儿研究发展趋势

从1990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这十年内发表的花儿研究文章为106篇，这一时期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核心期刊中有关花儿的研究比上一时期明显提升。1.民俗学、文学角度的研究，从介绍、描述型发展到较深层次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系统研究。如柯杨于1997年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的《花儿会——甘肃民间诗与歌的狂欢》一文。2.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如杜亚雄1997在《民间文学论坛》发表的《“洮岷花儿”与生殖崇拜》已经涉及社会学方面的问题。3.文章研究涉及的内容与前一个十年大致相同，但在结构上有了一定的调整，花儿研究中音乐旋律分析比例有所增多，逐步由文学性研究向音乐性研究倾斜。

摘要：经过十年发展，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生源质量稳中有升，但学位授予总体规模偏小。实践创新能力是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重点，“两段式、双导师”是中药学专业学位培养最有效途径，高新科技企业是中药学专业学位培养的主要阵地和坚定力量。

关键词：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2010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首次增列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开启了我国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历史。会议还审议新增另外18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通过了《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设置与授权审核办法》等文件，标志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快速发展、制度完善阶段［1］。2017年全国专业学位硕士招生数量首次超过学术学位硕士，增长幅度达到43％，远超研究生总招生数20％的增长幅度［2］。2020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指出：“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发展专业学位成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重点。截至2020年1月，我国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开展十年，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由2010年首次增列的43个增加至48个。广州中医药大学是全国首批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迈向新征程之际，笔者回顾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开展情况，总结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基本经验，查找存在的问题，继往开来，推进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创新，以全面提高本校中药学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质量。

1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情况

1.1招生规模与质量

1.1.1招生规模

2011年至2019年，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增长了12倍，由2011年首次招生的4人，增长到2019年48人，占全校硕士研究生招生比重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达36.4％。与之相对的中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年均增长率仅为0.1％，见表1。

作者：袁长江 陶芳标 单位：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十分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扬州会议”的召开，在教育部、卫生部的直接领导下，各级政府对学校卫生工作均给予了高度重视，学校卫生工作网络逐步健全，一些地方成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使得我国学校卫生队伍日益壮大，能力不断加强，对推动学校卫生工作的开展、促进各项学校卫生措施的落实，提供了有力保证。为进一步提升我国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服务与工作的能力，不断拓展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教科研的职能，切实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有效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和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不断创新探索，努力融合多方资源，积极搭建“三个支撑平台”，实施“三个行动计划”，为促进我国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和学校卫生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

1搭建“三个支撑平台”，提升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科研能力

2008年以来，在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积极创新、引导和团结下，《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联合全国10余家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进行广泛科研合作，至今已基本形成了校所联合的合作模式，打造出了“三个支撑平台”，即“以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为主形成科研技术支撑平台，以各地中小学卫生保健所为主形成科研现场支撑平台，以《中国学校卫生》杂志为主形成科研成果支撑平台”。通过打造三个平台，有效地整合了全国资源，并形成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进而提升了学校卫生工作的能力，拓展了学校卫生工作的新领域。

1．1搭建三个平台，实现共利多赢“三个支撑平台”的建立，形成了互利多赢的良好局面。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建立并提供科研技术支撑平台，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了收益:一是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4年来，协作开展了国家“863”计划项目1项、卫生行业专项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等;二是实现了全国性科研大协作，进一步推进了学院科研课题的申报工作，完成了我国青少年身心病理症状、体育锻炼行为、睡眠质量、饮食结构、自伤行为数据库;三是经过科研现场的锻炼、学习，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促进多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培养高水平的科研人才奠定了基础，协作单位共发表SCI论文3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0余篇;四是成为推进我国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如开展我国儿童青少年发育与健康队列研究、中国儿童青春期第二性征发育、中国儿童青少年用眼行为等课题研究。通过科研合作和技术培训，不仅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专业人员科研能力提升“授之以渔”，同时也使高校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能力得到提高。全国各地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科研现场支撑平台的建设，一是打破了中小学卫生保健所长期以来主要以开展学生体检工作为主的僵局，在高质量完成日常工作的基础上，推动了学校卫生工作的全面开展;二是转变了中小学卫生保健所长期以来形成的“日常工作难以开展科学研究”的旧观念;三是有效提升了中小学卫生保健所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四是部分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在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帮助下已开始积极申报当地的科研项目，并有成功范例;五是开始收获高质量的科研硕果，一批高质量的科研论文已在《中国学校卫生》杂志以专版刊出，在学校卫生研究方面发出了中小学卫生保健所专业工作者的声音。《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搭建的科研成果平台，一是真正实现了从被动“编”杂志到主动“办”杂志观念的转变，全面提升了期刊编辑水平;二是通过科研合作、协作和积极融入，进而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三是确保了杂志高质量的稿源，使组稿和约稿走向科研前沿，实现订单式约稿。

1．2搭建三个平台以来所取得的成果2007年12月30－31日，由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联合发起，在合肥首次召开国家“863”项目“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方法的建立与应用研究”课题培训和协作组会议，邀请全国9个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和部分高校参与课题研究，来自哈尔滨、北京、太原、武汉、重庆、广州、贵阳、绍兴、蚌埠等地共22名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和高校的儿少卫生专家参会。安徽医科大学科研处与9家课题协作单位签订科研合作协议，并给予科研资助。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先后派出30余人次的专家和研究生到现场指导，2010年顺利结题。目前这一研究共发表文章30余篇，其中在SCI，SSCI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9篇;合作单位发表文章21篇，在《中国学校卫生》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15篇，并于2010年第12期出版了“绍兴市研究专版”。2008年8月，召开了国家“863”课题资料分析会议，9个地市的16位中小学卫生保健所专业工作者参会并得到培训。同时，邀请8位来自全国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的专家参加了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承担的国家“十一五”教育科学重点项目分课题“中小学健康体检表标准研究”的咨询。2009年10月，成立中华预防医学会儿少卫生分会青春期学组，邀请广州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贵阳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太原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专家担任常委或委员，16家中小学卫生保健所专业工作者参加了“青春期发育与健康”论坛。2010年8月13－15日，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发起“青春发动时相提前及其健康危害效应”论坛及全国协作组会议，来自哈尔滨、沈阳、天津、上海、广州、昆明、武汉、郑州、太原、宁夏、重庆、马鞍山等地的25名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和高校的学校卫生专业工作者以及儿少卫生学专家与会，共同研究我国儿童青少年青春期身心健康问题和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健康危害效应，提出了研究策略和研究选题，形成了来自哈尔滨等13个单位合作的“中国儿童青春发动事件评定标准协作研究组”，部分研究成果在《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率先发表，近期在国际上发表我国城乡男女儿童青少年青春期主要发育事件的时间进程、评定标准等方面的论文3篇，再次展示了校所联合开展大协作研究的成功经验，为制定中国儿童青春期性和第二性征发育评定标准提供了基础性数据。2011年4月22－24日由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儿童青少年发育与健康监测与队列研究论坛暨全国协作组会议”在合肥市召开。本次会议是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全面提升学校卫生工作科研水平而召开的。来自北京、广州、中山、阳江、厦门、重庆、郑州、沈阳、呼和浩特、太原、西安、乌鲁木齐、新乡、蚌埠等地市的16家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的学校卫生专业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我国儿童青少年的主要健康问题、精神健康状况和评价方法的挑战、世界范围内重要队列研究等进行学术交流。陶芳标教授和与会的27位中小学卫生保健所专家就我国儿童发育与健康队列研究设计构想、我国青少年身心健康与行为监测研究设计构想等内容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初步达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青少年身心健康与行为监测”、“中国儿童发育与健康队列研究”两个协作研究。几年来的实践显示，三个平台的建设推进了我国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科研能力、服务能力和信息提供能力的提升，对促进我国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10年9月，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与沈阳市教育局、沈阳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全面合作，认真总结沈阳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30年来发展的经验以及在学校卫生保健工作方面的成就，全面反映中小学生健康状况的现状和变化，5篇较高质量的论文在《中国学校卫生》杂志2011年第5期发表。同时，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还与沈阳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合作。这一合作模式正在全国部分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推行。2008年以来，广州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利用全国合作的课题，成功地培养了博士生1人，硕士生2人。#p#分页标题#e#

1．3三个平台在未来学科发展中前景广阔展望未来，三方合作力度将会不断深入，合作前景极其广阔。正如陶芳标教授所言，通过高校、学术期刊以及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的合作，必将锻炼一支高水平的学校卫生队伍，这支队伍不仅具备应对学校卫生工作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还能结合日常工作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并创新研究内容;建立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儿童发育与健康研究队列，利用我国学生人口基数大、民族多样、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特点，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家庭、教育、营养、体育锻炼等因素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策略和措施;建立一个多产出的青少年身心健康与行为监测体系，在青少年生理病理症状、心理病理症状、意外伤害、故意伤害、体力活动行为和静坐少动的生活方式、饮食模式和心理社会促进因素以及评价教育、健康促进的效果等方面，每2年形成一个专题报告，为教育和卫生部门开展决策咨询和政策规划等服务;形成一批科学研究成果，通过5年合作，在中国儿童生长发育规律及其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青少年健康和发育评价方法、儿童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以及学校健康服务策略及措施研究等领域，形成具有大样本、多指标、多产出、应用强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儿少卫生与学校卫生研究领域展现中国学者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