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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语课程趋向规范化
在1922年以前，由于各个差会自行其事，没有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从总体上而言，教会中学普遍比较重视英语教育，但是由于学校类型不同，教会英语教育方式呈多样化的趋势。教会中学分成六种：高初两级的中学；高初两级的中学，设有商科和师范科；教会大学附中；英华式中学；职业中学，如师范、农业等；初级中学并附设学校。其中，“英华式”的学校仍然实行中学、西学分班教学，英文程度很高，如福州鹤岭英华中学、苏州桃坞中学、上海中西女中等等；两级中学普通科英语教学较为规范；高初两级中学，设有商科、师范科以及职业中学的英语教学则侧重英语的实用性；教会大学附属中学在英语教学方面更多地受到大学英语教学和外国新式英语教学的影响；有的教会较保守，不太重视英语教学，导致教学水平不够高，如江阴励实中学的英语水准就落后苏州晏成中学两个年级。不同类型的教会中学英语教育重视程度、师资、教材、教学方法是不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教会中学的英语教育发展。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加强了对教会中学的管理，教会中学逐步与公立学校接轨，被纳入国民政府的教育体系之中，成为其重要的补充。1922年北京政府学制的颁布对教会中学影响很大，各校纷纷依制由四年一贯制改为三三两级中学，同时实行学分制，英语课学分虽略高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规定。由于不断受到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1927年以后，各教会中学纷纷向国民政府立案，英语课教学时数、课程大纲与公立学校进一步趋同，此外教会中学还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会考，教会中学的中国化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如苏州的萃英中学，1924年与新学制接轨，设立初高两级中学。1924年实行新学制后，课程设置有较大的调整。初中部实行学分制，3学年共180个学分，主要科目为国文科为48个学分，每周9学时；英文科和数学科各为30个学分，每周5学时；宗教科2个学分；历史地理科各为2个学分；自然科6个学分，其他如体育、艺术、社会等科目的学分就更少了。与1923年6月全国教育会联合刊布的《初级中学课程标准》比较，总学分及数学、自然等学分与之完全相同，国文增加了16个学分，历史、地理有所增加，外语、艺术有所减少。萃英中学的高中部实行学分制和选修制，必修科主要科目有国文科，30个学分，每周6学时；英文科36个学分，每周7学时；博物理科22个学分，每周4—5学时；其他如宗教科2个学分，每周2学时；地理科、历史科各6个学分；社会科有8个学分。与全国教育联合会刊行的《高级中学课程标准》相比较，高中部的课程有一定差异，国文、自然基本类似，但英文科的分量明显加大，教会中学课程呈商业化、世俗化的趋势。部分教会中学因仍保留英语教学特色，其英语教学水平仍然高于普通中学，富家子弟为学好外语而考入或转入教会中学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
二、英语教材呈多样化、本土化的趋势
优秀的英语教材应该具有科学性、思想性、实用性以及可操作性等特征。而早期教会中学的英语教材多数采用英美国内使用的原汁原味的教材，适合于英语为母语学生的学习，但是对于处于异质文化的中国学生而言，了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语境就显得较为困难。课文中的语言内容往往与学生日常生活环境相脱节，因此，学生很难将所学的语言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中。为了使教材更具有更加符合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个别教会中学试图编写了一些具有本土化倾向、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简易教材，从而改变以原版教材为主的单一局面，努力地使得教会中学的英语教科书朝多样化的趋势发展。这一趋势在进入民国之后，随着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出现而日趋明显。1936年华北基督教教育协会曾对华北地区的40所教会中学的教学用书进行了调查，英语教材为外国原版书为23%，中国人自编的占52%，外国人编写在中国出版的占25%。1928年湖北省武昌文华中学初中的英文教材为：《英文活用读本》、《开明读本》、《英文津逮》、《英论说文范初级》，高中的英文本科为《英文作文》、《英论说文范二级》、《精选英文短文小说三集》、《近代戏剧》。其中林语堂的《开明英语读本》和格雷比（Graybill）编写、伊文思馆出版的《英文津逮》为最受欢迎教学的两种教材。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我国出现了一些编写英语教材的专家林语堂、张士一、周越然等。其中以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最具有影响力，该教材在1927年出版共3册，总计2356个单词，其主要特点为：从口语入手，重视语音训练和习惯表达方式，全书使用国际音标；语法训练着重抓关键问题，着重比较；课文生动、活泼，重视兴趣；重视词汇、句型的重现。读本由外国文学故事、学生生活会话和习惯性词语与句式的系统练习三部分组成，内容丰富，并由丰子恺绘制精美插图。这套教材出版后深受欢迎，纷纷为全国各地的中学采用，曾陆续发行20多年，取代了原来畅销的周越然《英语模范读本》成为与《英文津逮》并列的主要英文教材。另一套较有影响的教材为1919年出版的《英文津逮》，共3册，总计1299单词，是当时天津北洋大学堂的一位老牧师格雷比专为中国学生编写的综合教材。其特点：采用直接法，重视听、说、读、写的全面训练，而以语法为主要线索；课文、语法、练习综合编排。课文分讲读课、语言课；主要练习以课文形式出现，占30％—50％，方式多样；突出重点和难点，有教师参考书。著名英语文学研究专家杨周翰在《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对这套书进行了评价：“是一套由浅入深的教材，可以打好英语的基础”。
三、推广直接法以及阅读法
晚清时期教会中学大多采用语法翻译法，一种以书面课文为基础、系统介绍语法和词汇的方法。该法主张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逐字阅读课文，分析语法结构，分析词汇的意义；要求学生用死记硬背的方式练习这些结构和词汇，并完成书面作业。其结果是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语法基础和词汇量，但是不会灵活地运用语言，造成英语学习中耗时低效的现象。因此，为了提高英语教学的效果，教会中学率先尝试用直接法来教授英语。直接法最初是由岭南学校英语教授在1905年中国教育年会上发表《教授一年级学生英语》一文中做了详细的介绍。他认为初学英语的学生词汇量有限，要通过实物直观法加强学生对英语词汇的记忆。例如，学习英语单词hand，就可以联想到人体各部分的名词：arm,shoulder,foot,leg,eye,ear,face,nose,mouth,head等；学习到bike这个单词，又联想到交通类的名词bus,car,taxi,train,plane,ship,boat等等，这样举一反三。在教授单词的同时，还加以情节以加深学生如何正确使用语言的印象。如“我正在捡到一本书”（Iampickingupabook），教师一边说出这个句子，一边表演捡书的动作。然后把这本书扔在地上，让学生来捡，然后说“youarepickingupabook”，有了这样句型后，句子中的主语、谓语和宾语可以不停地变化以便学生掌握句型。一些教会中学在推广直接法的同时，还强调在英语教学的入门阶段，重视拼写和音标的教学。当时岭南大学附中的教师批评了当时英语教育中因先教字母，后教音标而造成了字母的名称和声音不一致使得学生无法把音标和字母音对应起来的误区，鼓励学生在初期就要学习国际音标。为了提高学生英语习得的能力，他们提倡用直接法进行英语教学。从第一节课开始就注重口语练习。从学生学习英语的第一天开始就应该得到听、说的机会。老师从简单的课堂指令如“张开嘴巴！打开门！打开窗！翻开书本！他们一边听一边做动作。然后，他们逐个地练习。把提问词What、Who、Where、How、Then大量地使用在口语的练习中。阅读为语言输入的重要途径，因此岭南大学附中重视阅读法，主张用多种方法来使用阅读材料。如教师大声地朗读，然后叫全班同学齐声朗读。他用图片来解释课文中的生词，并表演出来，很少用中文来解释。再朗读这个故事，并要求学生在几天后会背诵。或者给学生一个故事，要求他们默读，读完后要学生举手，老师记录最快和最慢者的速度。并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重读，各自找出困难之处，教师逐一加以解释。目的在于促使学生自愿而快乐地去阅读以便及早地培养自由阅读的习惯。岭南大学附中采取了在教室里放一个书架或书桌，摆设不同的书本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有时老师可以介绍一、两本书，教师应鼓励学生阅读而不是强制他们阅读的方式。教师通常罗列题材不同的书籍，包括：儿童书本、神话、冒险故事、传记、旅游书、科普读物、儿童杂志等等。这些书语言简单，学生不用查单词就可以读懂，内容也符合初中生的兴趣与爱好，使学生能快乐地进行英文阅读。这些文学作品隐含对西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文学熏陶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教会学校鼓励中国学生读英文文学是他们推行文化渗透的手段之一。
四、结语
从总体上而言，国民时期，教会中学为了维护其英语教学的特色而在英语课时规定、教材、教学法以及教学的管理方面等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尝试。由于以上几方面的转型，教会中学英语教学的效果得到了提高。根据1931—1937年中央大学艾伟教授主持的“九省高中英语默读测量”，对苏、浙、鲁、粤等省的71所中学（其中教会中学19所）184个班级的8277名高中生进行测试，教会中学的学生明显高于非教会中学，其中以广东省的差异尤为显著，两类学校之间的平均分差22分。教会中学在英语教学方面的经验与启示为当时非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提供了一定的典范作用，尤其在推广直接法教学方面更是让人耳目一新。与此同时，教会中学还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具有扎实英语基础的中学毕业生，他们中的不少人从事与英语有关的工作并成为中国外语界有影响的专家，如王佐良、钱锺书、黄德嘉、许国璋、杨周翰、王宗炎等等。
作者：陈雪芬 单位：浙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