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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职业教育陷入“向农”与“离农”的两难境遇
（一）“向农”是农村职业教育对浪漫主义乌托邦的向往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升，由此农村集聚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教育部适时颁布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提出大力开展农村职业培训，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第六阶段是发展面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职业教育（2010年至今），农村职业教育重新走上了“向农”服务的新征程，这也是在新农村建设与劳动力转移达到一定规模的背景下提出的。从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历程来看，总体上是朝着“向农”方向发展的，农村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然而城乡教育发展方向的定位各异，于是便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就是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由此针对农村职业的办学方向就会出现两种趋向：一方面，要求农村职业教育为农业生产劳动服务，要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农村地区的学生具备农业生产与经营的相关技能；另一方面，还要在精神层面能够留得住学生，培养农村学习者热爱农村、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的奉献精神。以上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服务定位，愿景可谓十分美好，能够纠正农村教育远离乡土生活、脱离农村实际等方面的偏颇，但却不自觉地陷入了过于“向农”的陷阱。诸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厄迪尔在其著作《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所言：“教育作为社会文化再生产的工具，具有维护社会不平等关系的重要功能。”一味地将农村职业教育偏执于“向农”教育，以“社会本位论”定位农村教育，从农村的发展实际来看，这也仅仅是一种对浪漫主义乌托邦的向往。如果将农村职业教育单一面向“农村劣势文化圈”，那么将会导致农村学生的劣势地位，从事劣势的农业生产工作，农民也将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
（二）“离农”是农村职业教育对淳朴乡土的逃离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城乡统筹发展不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离农”教育在开放的城乡社会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农村职业教育目的异化较为严重。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与“工具性”色彩，提高受教育水平以逃离农村成为大部分农村学生的希望和寄托。为了迎合农村居民对于教育的希冀，农村职业教育也不例外地走上了“脱农”的道路，大办“离农”教育，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这种典型的“社会本位”的教育取向与价值追求，仅仅重视社会发展而排斥了个人发展的差异性，从深层次来看，忽视了每一个受教育者的个性培养。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就曾对我国乡土教育城市化倾向的问题进行了痛斥：“中国乡村教育完全是走错了路，它教人逃离乡村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粮、做房子不植树、行走不造路；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农民……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更弱；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更穷。”⑤因此，这种忽视学生个人差异的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是无法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尽管在某一层面上为农村学习者脱离“农门”提供了很好的范式，但长期来看也不是有效的、可持续的。
（三）“向农”与“离农”——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价值选择悖论
首先，发展取向上存在“向农”“离农”悖论。⑥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要面向广大农村学生，要求其扎根于农村，服务于农村，为农村发展奉献力量。尽管某种程度上能够增加农村发展的后劲，但长期来看阻碍了农村学生向上层社会流动，也违背了教育公平与社会发展公平。另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学生“跳出农门、流向城市”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导致农村职业教育疏远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个人理性层面，选择“离农”教育有利于跳出“农门”，实现个人由农村向城市发展的转型，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在社会理性层面，“离农”教育不利于农村社会发展，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反之，“向农”教育亦然。由此可见，农村职业教育在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其次，功能导向上存在“向农”“离农”悖论。在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导向上人们还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认为农村职业教育抑或“向农”，抑或“离农”。⑦一方面，“向农”教育倡导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发展提供直接服务，满足农业生产与经营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离农”教育要求农村职业教育为城市发展服务，满足其对劳动力人才的需求，培养能够脱离农村与农业而且能够适应城市主流文化的人才。最后，主体意愿上存在“向农”“离农”悖论。一方面“，向农”教育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价值选择，从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政策能够看出，“农村职业教育定位于培养思想上和技能上都能为农村发展服务的人才”；另一方面，作为受教育主体的广大农村居民，则偏向于“离农”教育，并且一直为跳出“农门”、改变农民身份而努力。总之，农村职业教育的“向农”与“离农”的价值选择悖论反映出政府与民间两大主体间的意愿冲突。
二、农村职业教育“向农”与“离农”的选择悖论归因
（一）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的阻隔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是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所致。⑨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曾指出：“二元社会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普遍现象，主要源于两种不同经济性质的国家经济结构。一是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二是以现代化工业生产为首的城市经济。中国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是由于实施了错位的城乡发展战略（先城市，后农村），以至于形成了失衡发展的城乡二元社会”。⑩总体来看，我国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外显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很大的发展差距，城乡分化较为严重。以现代工业为先导的城市，集聚了优秀的产业、人才与资源，不管在生产资料，还是居民收入水平都远远超过以农业为主导经济的农村。以经济为传导体，城乡之间的二元形态还表现在教育、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最终形成了对比鲜明的城乡二元社会体系。另一方面，城乡二元对立还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封闭与分割。具体来看，城乡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各自成为一个较独立的社会系统，分别在各自的系统内部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代换，形成一个封闭的发展怪圈，致使城乡资源交流分化与缺失。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在价值选择上陷入了困境。首先，城乡之间的封闭与分化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在功能上陷入“向农”和“离农”的悖论。在城乡各自较为封闭的状态下，使得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变得非常单一，农村职业教育要么向着“离农”的城市化发展靠拢，要么坚持“向农”取向。总之，在长期的博弈中，陷入了城乡二元取舍中非此即彼的困境。其次，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市的“优势文化圈”与农村的“劣势文化圈”的对立。城市集聚了大量的人、财、物等资源，具有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也代表着社会的优势文化，农村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市，独守劣势文化一端的农村居民难免会对城市生活产生向往，随之出现大量的农村人才和资源单一地流向城市，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在价值选择上出现了个人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对立。
（二）城乡分化的二元思维模式的束缚
城乡的二元结构形态制约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选择，这是农村职业教育陷入“向农”与“离农”选择悖论的表层原因，而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思维才是农村职业教育价值取向在城乡二元取舍上非此即彼的深层原因。二元思维割裂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将农村职业教育划归为绝对的“向农”或“离农”，完全将两者的中间地带割裂开来。从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特征来看，主要以“主客、灵肉、心物、有无”等二元对立的视角共同构筑形而上学的内外体系。以城乡分化的二元思维看待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选择是一种唯心的简单还原论，该论调主张将纷繁复杂的事物臆断地划归为简单的节点，以单个的节点特征把握事物的本源，这种简单的还原违背了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由此可见，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在长期的二元思维指引下，其价值选择简单化为“向农”与“离农”，粗暴地将服务城市与农村分割开来，直接否定了城乡共处一个社会整体，将城市与农村异化为两个“世界”。同时，该思维模式遮蔽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与发展，将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选择逼入单一化，不仅造成“向农”和“离农”的悖论，也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在社会与个人、城市与农村等不同主体间的无所适从。
（三）设计主体与实施主体价值取向相背离
“实际上，农村职业教育‘向农’和‘离农’教育分别是政府与民间两种不同教育意愿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对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框架内是难以消解的。”政府作为教育政策的设计主体，而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教育受众，即实施主体，两者的意愿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农村职业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理解以及所处的城乡立场上的差异，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向农”“离农”也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在对教育功能的理解上，政府与个人也表现出两类相异的价值取向，政府以“工具主义”为支撑，更多强调农村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学校理所应当地担负起培养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工作；而教育受众秉持的是“本体主义”，将个人生存与发展作为教育的发展目标，更多强调教育的个人发展功能。农村职业教育“向农”和“离农”的矛盾焦点在于社会与个人的价值导向相背离。“向农”是基于农村社会的视角，关注的是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离农”是建立在城市化发展的立场，基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适时提出的，强调提升农村学生工作技能，服务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不管是“向农”教育还是“离农”教育，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向农”教育阻碍了农村人群向上流动，违背了农村居民的个人发展意愿；“离农”教育偏执于为城市发展服务，却忽视了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违背了政府城乡统筹发展意愿。“个人与社会理应以共同的发展为目标，而不是牺牲一方利益为代价去实现另一方的发展。”詹栋梁曾指出，“人不仅是具有智慧的人即‘智慧人’，同时也是能够工作的人即‘工匠人’。‘智慧人’的特性赋予了人能够利用智慧而改善个人的生活，而‘工匠人’的特性使人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因此，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农村职业教育在对人的培养过程中应该兼备智慧人和工匠人的特点，既要使学生掌握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又要使其具有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至此，主体间的价值选择相悖也使得农村职业教育在“向农”与“离农”间摇摆。
三、消解农村职业教育选择悖论的路径探索
（一）突破局限思维，科学理解农村职业教育的“向农”与“离农”取向
思维是行动的先导。要想改变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必须突破对其发展思维的局限，系统科学地理解“向农”与“离农”教育。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出，对立是事物发展中所显现出的一种自然状态，这种状态并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而是一种开放、并存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换，从对立走向协调。因此，从一定程度上看，“向农”与“离农”是一种对立思维抽象出来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使然。寻找消解农村职业教育价值悖论的具体思路，首先要树立系统化的思维，正确看待农村职业教育的“向农”与“离农”问题。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农村职业教育坚持走“三农”服务的路线，为新农村建设服务，这也成了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在具体路线实施层面，如何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各个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将农村职业教育的服务定位于农业，应以农业生产为根本，这种倡导貌似正确，但不经意间陷入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背离了农村发展的实际，特别是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将农村职业教育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是典型的农业中心取向的思维，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当然，也有些学者将城市中心取向的价值观赋予在农村职业教育上，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希望不在于服务农村，更重要的是服务城市，服务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管是“为农”还是“为城”，都不能人为地割裂城乡之间的联系，城乡共处于一个大的社会系统中，农村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应树立系统化的思维，要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而变化，在价值选择应该定位于为城乡共同发展服务。
（二）将人的发展作为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选择基点
“向农”与“离农”之争实质上是工具论的一种外在反映，是将教育作为完成社会义务或责任的手段，但其中忽视了“人”的存在。总的来说，教育的首要使命和功能就是育人，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而教育的其他功能都要以此为先导。农村职业教育的外显性功能主要体现在教育的“工具性”，更多地倾向于“社会功能”，而忽略了应有的“本体功能”。不管是以“城市中心主义”取向的“离农”教育，还是以“农村中心主义”取向的“向农”教育，如果仅仅强调教育内容的多寡、实训方式的差异，那么不管是何种教育，其局限性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对此，要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力度，将“工具性”教育转变为“主体性”教育，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选择基点，通过合乎农村居民的发展规律的个性化教育活动来促进受教育者的成长。在我国整个教育系统内，职业教育是最应该以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和教学内容开展教学活动的，公民对其也应有充分的选择权。但是从我国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办学中存在的问题来看，办学的类型、模式等过于单一，要么“向农”，要么“离农”，没有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忽视了人的教育意愿与个性发展需要。对此，农村职业院校应提供多元化、适切性的教育服务，建立既能满足城市建设的人才需求，又不以牺牲农村未来的发展利益为代价；既能保障那些能够升学的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又不会让无法以此为途径进入城市的农村学生成为脱轨者的教育模式。
（三）基于整体观视角多元动态地调整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路
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外部诸多因素的限制，农村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其办学质量和水平。但是长期以来受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发展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城市以“剪刀差”的形式长期对农村进行盘剥。受此影响，农村职业教育为了寻求自身发展，只能以城市标准进行自我改造，并且不断在农村地区选拔优秀人才向城市输入，因而农村职业教育为受教育者提供向上流动平台与维护农村发展利益似乎成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框架之下，约束性教育体制使得农村职业教育在“向农”与“离农”间摇摆不定。之所以“向农”与“离农”间的矛盾很难调和，是由于人们潜在地将“向农”教育理解为“务农”教育，将“离农”教育划归为“恶农”教育，以极端化的视角看待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
从理论上看，如果将“向农”与“离农”看作农村职业教育的两端，那么在其中间也就出现无数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方向，这种整体化的视角看待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选择，将有助于实现价值悖论的消解。众所周知，中国的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所不同，表现出多样性、多元化的特点。因此，根据不同区域间的发展现状，选择“向农”还是选择“离农”相对应的适合点也是不同的。在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态势下，如果仍坚守以往固守农村或过于强调城市的单一取向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战略，不仅不利于农村学生的成长进步，也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除了应该以整体、多元的视角看待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之外，还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动态来调整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艾立克•沃尔夫曾经对农民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都是依托于农村社会基础之上，乡村并不能直接从‘传统’跳跃至‘现代’，必须经历一系列持续、变迁的过程。”以往关于农村职业教育“向农”与“离农”的价值选择悖论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是偏于静止横断面的角度，未能立足于我国农村发展史与快速的城乡建设背景。新农村建设将会改变农村的发展面貌，步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农民身份与职业结构也将逐渐转变，至此城乡二元结构也将逐步瓦解，农村职业教育必须随之进行重新定位。
（四）“强农”教育——农村职业教育价值的应然选择
“强农”教育是农村职业教育价值的本源所在，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开展农村职业教育，促进“三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使农村、农业与农民由弱变强。“强农”教育将促进农村人口素质提升作为首要目标，以提升农村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价值为根本，全面服务于“三农”，这也是我国农村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要求。与此同时，“强农”教育也是基于我国“三农”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为农”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可以说，“强农”教育与“为农”教育在价值方向上基本是一致的。但具体到目标指向上，与“为农”教育相比而言，“强农”教育更为具体，可操作性更强，也更为强调农村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觉醒与提升，这也是“为农”教育所不具备的。与“离农”教育相比，“强农”教育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权利，这也是两者的一致性所在，同时还更为积极关注农村居民的“离农”需要与发展愿望，创造条件和平台以实现农村学习者的“离农”愿望。而“强农”教育与“离农”教育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强农”教育不仅关注社会发展需求，也关注个人成长需要，并不是将社会需求与个人需要对立看待，而是追求两者和谐统一。除此之外，“强农”教育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它不仅强调城乡统筹发展，也注重受教育者的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四、总结
农村职业教育选择“强农”价值理念，并不意味着将“向农”与“离农”对立起来，相反，是将“离农”教育作为为农服务的一种重要途径，这样也就实现“离农”与“向农”价值观的有效嫁接。相关研究表明，职业层次的高低对从业者的社会阶层演变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通过实施“强农”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为农村学习者提供多种发展选择，也使农村居民向更高层次的职业流动成为可能。在“强农”教育价值理念指引下，“向农”与“离农”都是受教育者的自主选择，相应地，农村职业教育应致力于培养农村学子的自力更生、自尊自强，使他们在教育的帮助下获得更好的发展。
作者：金军 单位：文山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