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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中国制造2025”强国战略行动纲领的稳步推进，对技术技能型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为经济产业供给人才的职业教育需要与时俱进，坚持培养人才与经济产业需求协同发展，提供符合经济产业和职业院校学生实际的教学内容，处理好工匠精神与适应性从业能力协同培养的关系。
关键词：新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适应性从业能力
步入新时代的经济产业发展已呈现出诸多新特征。一是产业发展由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二是新技术生命周期不断缩短，三是新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加快。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等强国战略的稳步推进，经济产业发展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以人工智能、3D打印、大数据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催生了众多的新产业和新商业模式，亟需大批与之相适应的应用型人才。专门为经济产业培养后备人才的职业教育理应与时俱进，担负起供给合格人才的职责。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蓬勃发展，输出的人才队伍已能够基本满足经济发展与产业岗位的需求，同时，人才供给结构与质量矛盾也日益突出。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于以下三点须认真思考和应对。
一、促进人才供求协同发展
“所谓职业教育与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是指依据国家及地方经济产业发展的要求，统筹协调并优化配置职业教育资源，进而使两者达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1］其本质是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与经济产业人才需求的协同发展，具体而言是指职业院校地域分布、专业设置、培养层次、培养规模与经济产业地域分布以及经济产业对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的协同发展。保持人才供求协同发展，对于步入新时代的经济产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新兴产业产生，相应的职业教育专业就会应运而生，培养方式方法也会随之改变。一方面，经济发展状况与产业类型决定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规模同样对经济发展、行业和企业的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二者相适应时，能够很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会制约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标志性的成就，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2014年，明确要求，“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2］因此，从国家和地区经济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合理规划职业院校的分布、专业设置、培养层次和培养规模，从源头上保持人才供求协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新时代经济产业发展对职业院校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和经济产业的人才需求双方之间的协同度难以令人满意，一方面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难，而另一方面是经济产业招工难。究其原因，主要是职业教育与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不完善引发的。具体而言，一是职业院校布局不合理。职业院校的设置不是以区域经济产业需要为依据，而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职业院校多，经济落后地区的职业院校少。以山西省高职院校分布为例，太原市高等职业院校有23所，而其他各市却只有一两所。二是专业设置不合理。常态化专业偏多，而新兴专业偏少。2017年，山西省有21所高职院校设置了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有20所设置电子商务专业。然而，2015年全国420所拥有材料专业的高职院校中，80％的没有开设新材料领域专业。［3］三是培养层次不合理。据悉，未来五年内高技术技能人才占劳动者比例要达到28％，然而据2015年统计资料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7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从业人员只占13％。四是培养规模不合理。如“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要集中优势力量，推进优势领域和战略必争领域的装备创新，实现十大领域的重点突破。然而据粗略统计，高职制造类毕业生人数占高职毕业生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5％，人才储备明显不足。人才供求协同发展要求职业教育不能脱离经济产业发展的实际，应当与其地域、结构和规模保持一致。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双方面对原有产业不断被淘汰、新的产业不断涌现的现实，都深切感受到单纯依靠人才市场的自然调节，或现有的运行机制以及自身一方拥有的资源，越来越难以把握人才培养和生产需求的方向，迫切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供求预测与调节机制。这种机制是指职业院校供给人才与社会需求人才双方合理互动、平衡发展的运行模式，通过它能够根据国家战略规划和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对人才市场需求的规格要求和需求总量做出前瞻性的预判，使人才供求两端科学合理地互动，进而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规格要求和培养规模与企业行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相吻合。此外，这种机制需要用法律制度加以规范，以保障政府、职业院校和人才需求单位等机构履行各自的职责。人才培养供求预测与调节机制履行的职责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完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资料。定期收集国民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职工工资总额、从业人口数等变量信息，从而实现人才需求精确预测；二是建立高职院校人才信息库。进行人才普查，统计人才底数，分析高职各类人才的质量与分布情况，实现国家对人才的有效管理；三是深化研究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对经济产业更新换代引起的各类人才需求变化做出前瞻性的预判；四是科学引导人才供求协同发展。在充分论证人才培养供求预测的基础上，提出高职院校在地域分布、专业设置、培养层次、培养规模等方面的建议，避免出现人才培养的盲目性，进而促进经济产业发展。
二、正确处理低分生源与高质量人才要求的关系
低分生源是指职业院校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招生链最底端的低分学生。以全国各类高校在山西省招生最低录取理工分数线为例，2016年第一批次本科518分，第二批次本科438分，第二批本科C类310分，而专科（高职）只有150分。2017年第一批次本科481分，第二批次本科400分，第二批本科C类290分，而专科（高职）仅有130分。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则不划定分数线，只要持有初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证明即可入学。高质量人才要求是指能够适应新时代背景下高新技术带来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组织的变化，能够胜任高新技术引领的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岗位的能力。“常规动手能力、常规认知能力及非常规动手能力这三种技能已然成为工作基础，更多地需要员工具有非常规分析能力和非常规交流能力，这是未来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4］低分生源与高质量人才要求将是职业教育长期面对的客观现实。综观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低分生源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据文化课成绩将学生分流到职业型和学术型学校是世界各国通用的方法。如德国从初中阶段起就开始实施分流，把中等学校分为完全中学、实科中学、主干学校和综合中学，除完全中学外，其他中学实施的基本上都是职业教育；美国以能力分流而著名，学生升入中学后，根据成绩分为荣誉班、高级班、普通班和基础班，实质上，荣誉班与高级班相当于学术型层次，而基础班则与职业型层次相对应。总之，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学生未来发展前景和社会主流观念都倾向学术型教育，所以无论如何分流都是高分学生进入学术型学校，低分学生则进入职业型学校。因此，面对职业教育低分生源的客观现实，只有更新观念，创新教育模式，重塑新的职业教育质量观和人才衡量标准，才能理顺低分生源与高质量要求之间的关系。教育是面对学生的活动，职业教育也不例外，其实质就是为学生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低分生源为主的职业教育更应如此。因此，职业教育实施的各个环节都应建立在学生的心理需求、个性发展与文化基础之上。然而，当前职业教育的实践却距此甚远，从教育经费投入到人才质量衡量标准，以及专业与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都普遍存在不利于低分生源培养的问题。一是教育经费投入偏低。教育实践证明，举办职业教育的经费要高于学术型教育，而政府实际投入学术性教育的经费反而高于职业教育。从近五年来《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可知，投入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只有高等学术型教育的20％。二是用学术型教育思维衡量职业教育质量。虽然我国一直倡导“以就业为导向”，但是至今仍有许多高职院校以“专升本”升学率作为衡量办学质量的标准。三是课程设置缺乏特色。职业教育是立足本地区的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应与当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紧跟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步伐，教材内容应充分体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然而职业教育目前基本上使用的都是通用教材，很少有自编的校本教材，普遍存在版本太多和太滥、内容滞后、注重理论知识、忽视应用能力培养的问题，并且更新速度远低于专业技术的更新速度，难以突出地区特色。四是课堂教学创新不够。可以说低分学生普遍文化课基础差，自制能力弱，求知欲望不强烈，没有好的学习习惯，低分被职业院校录取本身已经说明常规的课堂教学方法不适合他们。然而，当前常规讲授教学法仍然是职业院校的主要教学方法。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低分学生的培养。不同类型的教育有不同的规律和特征，实现职业教育低分生源“低进高出”的培养目标，应当遵循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第一，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职业院校受经费不足的制约，与学术型院校相比，办学条件普遍偏差，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急需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增加经费投入，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从制度上保障合理经费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提升院校自身人才培养质量和技术创新的声誉，发展“企业联盟”、“订单培养”及“校企联合”等多种办学模式，广泛引进社会资金和充分利用企业的设备器材等资源以降低办学成本。第二，树立技术技能至上的质量观。质量衡量标准应是“具备某一岗位群所需要的操作技能，能将技术意图或工程图纸转化为物质实体，在生产现场进行技术应用指导和组织管理，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并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根本目标”，［5］而不应是掌握知识的多少和学术水平的高低。第三，建立以学生为本的服务地区经济发展的课程体系。课程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和直接载体，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这就要求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建立，既要符合学生学习的实际，又能够紧密结合地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技术升级。因此，课程体系的建立可以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将过去“学科—知识—课程”的课程体系转变为“岗位—能力—课程”的课程体系，并努力做到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互相贯通，互为支撑。第四，创新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无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低分学生群体接受能力总体弱于高分学生群体。相比于其他教学方法，因材施教是最为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根据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以及自身素质，教师选择适合每个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教学，发挥学生的长处，弥补学生的不足，激发学习兴趣，树立学习信心，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可以让学生先进入工作现场，初步了解工作岗位需要掌握的知识，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自身素质和要求做出选择，学校依据学生选择因材施教、多向分流、分类培养。
三、工匠精神与适应性从业能力的协同培养
关于工匠精神的内涵有多种表述，各种表述因视角不同而有所差异。笔者认为基于职业教育的立场，自然应当从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学生对职业知识孜孜不倦认真学习的态度；二是学生对职业技能勇于创新、精益求精的追求；三是学生爱岗敬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适应性从业能力也可称作跨职业能力，是从业者迅速适应环境的综合素质，即超出某种具体的专业技能和知识范畴的能力，它使从业者的专业基本素质不会因职业变更而消失，既具有某一职业的工作能力，又具有快速适应其他职业的工作能力。工匠精神和适应性从业能力都是新时代背景下经济产业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的要求，从二者的外部特征看，工匠精神强调恪尽职守、精益求精。适应性从业能力强调一专多能、适应变化，这很容易使人感到这两种能力相互矛盾，难以协同培养。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分析，这两种能力实际上是职业教育在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三方面对受教育者提出的要求。工匠精神期望培养出能够制造高质量的产品，满足新时代社会成员需求的人才。适应性从业能力期望培养出能够在产业转型升级、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的条件下，与时俱进不被淘汰的人才。分析职业教育对这两种能力的培养过程，其实质都是对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尽善尽美的追求。因此，二者不仅是对某一职业从业者的要求，也是对所有职业从业者的要求，是完全可以协同培养的。我国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制造业产品质量问题十分突出。据专家估算，我国每年因质量不过关造成的直接损失近2千亿元、间接损失超过1万亿元。而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因制造业产品质量问题损失甚微，且同样的产品市场售价要远远高于我国。追寻发达国家的做法，都是把提升产品质量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目标。比如，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和激励企业加强质量创新的措施，德国则始终坚持走以高质量制造业为本的道路，其中均把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作为首要条件。我国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从源头上培养一大批具有工匠精神的劳动者大军，无疑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高新技术的推进中，催生出一大批新兴产业，加速了产业更新换代，同时也导致从业者转换工作岗位的频率越来越快。科学家预测，20世纪末，大约每隔15年人类职业就会更新20％，50年后现存的大部分职业都将寿终正寝。职业更新的加快意味着一个人一辈子只从事一种职业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部分人将会从旧的职业转移到新的职业。新时代职业岗位的这些新变化必将对职业教育工匠精神的培养产生重大影响。一是产生急功近利的倾向。工作岗位更新的加快会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今天所学的东西是否也会很快被淘汰，投入很大精力去学习是否值得，这样很容易滋生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的思想。二是产生浮躁心理。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容易见异思迁，不能安分守己，做事难以持久，总想投机取巧。对于工匠精神和适应性从业能力的协同培养，必须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工匠精神与适应性从业能力协同培养是指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强化产品生产和营销过程的质量管理，促进企业形成出精品、创品牌的文化，营造全社会崇尚产品质量、尊重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氛围，进而推动职业院校扭转人才培养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倾向和浮躁心理，形成脚踏实地、诚实守信、兢兢业业、刻苦钻研的学风。工匠精神与适应性从业能力协同培养是长期的系统工程，涵盖多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营造严明的法治环境。以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验表明，高质量的品牌产品都是通过严厉措施规范出来的，在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的社会环境中，很难培育出真正的工匠精神。因此，我国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保障产品质量的各项法律制度、行业标准与质量认证体系，以及确保实施的运行监督机制。在此基础上，强化产品在生产、销售过程中的问责机制，加大处罚力度，使假冒伪劣产品无所遁形，使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企业无法生存，进而使企业和生产工人真正成为弘扬工匠精神、维护自身声誉的自觉践行者，以此来指引职业院校工匠精神与适应性从业能力的协同培养。第二，营造工匠精神与适应性从业能力协同培养的氛围。对职业院校而言，工匠精神与适应性从业能力的协同培养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激发学生工匠精神和适应性能力的潜能，助推学生养成精益求精、严谨、耐心、敬业的品质。这种品质需要在社会、学校浓郁的氛围中孕育，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因此，职业院校应高度重视营造这样的氛围。比如学校形成宽进严出的态势，用高淘汰率形成重视培养质量的校风。教师群体应形成对技术和授课不断探索、不避艰难、一丝不苟以及追求完美的学风。教学管理和辅助人员形成高度负责、心无旁骛的工作作风。让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熏陶与感染，从而具备良好的职业态度。第三，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英国高教基金会的调查表明，在雇主期望员工具有能力的排名中，进入前十位的是与人合作的能力，而不是特定领域的专门技能。在新时代背景下，笔者也深切感受到对于越来越多的工作目标，只有团队合力才能完成。因此，应当加强学生合作能力的培养，为其成长提供多层次、多类别、多形式的教育选择。合作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支撑学生找到第一份工作，也有利于学生转岗或晋升等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韩永强，杨帆．职业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机理、问题及策略［J］．中国成人教育，2016（6）：21－25．
［2］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课题组．从职教大国迈向职教强国———中国职业教育2030研究报告［J］．职业技术教育，2016（6）：10－30．
［3］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完善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人才培养体系研究［J］．教育研究，2016（1）：4－16．
［4］曹勇安．回到原点再认识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若干问题的哲学思考［N］．中国教育报，2015－08－10（004）．
［5］李旭光．对低分生源占主流时期高职教育质量的思考［J］．大众科技，2013（5）：270－272．
作者:高权德 刘梦莹 单位:山西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