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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理清职业教育在整个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人的发展中的应然功能，对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教育具有强大的反推动力。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身份地位“实然”现状尴尬，迫切需要更新社会观念，加强职业教育顶层设计，增加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促进普职沟通，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关键词：职业教育；地位；发展路径
2017年两会期间，在回答记者“职业教育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来适应我们新形势下的变化”提问时，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我们既需要培养爱因斯坦，也需要培养爱迪生，也需要培养鲁班。”无疑，陈宝生这番话是从社会人才类型来划分我国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职业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面向生产一线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普教和职教地位理应平等，为何选择职业教育就成为“较为低等的选择”？职业教育普遍不受人们重视？职业教育“应然”功能和“实然”地位发生着冲突。
一、职业教育应然功能分析
（一）职业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
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能力的重要手段。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合理的人才结构，职业教育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维持社会稳定。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推动新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必影响当前相对稳定的劳动力就业结构。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来增强劳动者对就业变化的适应性，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良好运行。在学校阶段，职业教育可以提供给一些学习成绩并不优秀甚至较差却仍然想习得一门技艺的学生以谋求一份工作的机会，为寒门学子提供求学机会，将来能够自食其力。对失业人员来说，职业培训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转岗就业，重新就业。对广大农民来说，对农民的就业培训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解决三农问题；对在岗产业工人的职后技术技能培训可以提升其工作能力，同时可以为产业工人队伍提供学历、技能等方面的提升通道。
（二）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
科技的发展使得生产劳动中的技术含量增加，劳动者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适应就业岗位要求的变化，职业教育是先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劳动生产力的桥梁。职业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通过对技术的再生产，可以使广大的劳动者掌握先进的生产技艺，学会运用先进生产设备。接受过职业教育又具有创新能力的劳动者，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又可以更新技艺方法，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三）职业教育对于人的发展的功能
黄炎培先生在1917年就提出了职业教育三大目的之一是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职业教育可以促进个体职业能力的发展，使个体从自然人转变为职业人；职业教育可以发展人的个性化功能，使个体针对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等自愿选择升学、专业、学习内容以及接受多种类型的职业培训，从而丰富个体的精神生活，从自然人转变为个性人；职业教育本身就是终身教育，具有促进个体持续发展的功能，因而可以不断地为个体成长发展提供教育支持；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采用“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一方面可以为个体就业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可以为个体终身学习、自由学习奠定基础，使其从自然人转变为发展人。
二、我国职业教育地位“实然”困境
（一）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同不够
由于中国社会一直存在鄙夷体力劳动和“学而优则仕”的陈腐观念，人们对于职业教育重要作用的认识并不深刻；或者认识到了职业教育重要性及职业教育重要地位，也了解技术技能人才对整个社会所起的作用，但由于积习已久的这种观念，仍然认为职业教育属于一种“低层次教育”“二流教育”“末流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是考不上高中人的“收留所”，高等职业教育是考不上大学人的“避难处”，将来他们就业择业必然低人一等，这是职业教育的“低层次观”；还存在一种“淡化观”，即认为职业教育开设的目的只是为了缓解高中阶段升学难、高等教育阶段就业难的现状，学生、学校本身基础就差，所以职业教育本身不重要。
（二）经费投入不够，政府支持力度不够，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
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性投入和事业性教育经费投入。职业教育相比较于普通教育，培养的是应用型技术人才，教学中实践性突出，需要大量的实训基地、设备以及“双师型”师资支撑，成本自然高于普通教育。然而，现实情况是，在2005－2011年，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平均分别占高中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45％和44．5％，而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经费却平均仅占教育总经费的6．9％和5．2％，分别比普通高中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经费低4．5和20．1个百分点［1］。学生比重大致相当，然而财政投入却远远低于普通教育，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明显不足。政府大力提倡社会力量介入职业教育来推动职业教育办学，将职业教育推向市场，要求职业院校自负盈亏。这样，职业教育在经费配置上自然处于劣势地位。另外，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获得国家补贴的资金少。同时，企业培养的人才具有外部涉猎性，即学徒在企业里接受了知识、技能的培养，转而被其他企业挖了墙角，企业在学徒身上的收效不大，因而，企业的积极性难以提高。
（三）法律制度层面职业教育边缘化，顶层设计不完善
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法提出“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进步需要的职业教育制度”，明确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2002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必然要求，是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劳动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举措”，明确了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年国家六部门组织编制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要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上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有着重要意义的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政策，体现了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职业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立法仅一部，且缺少操作性的配套法规［2］。从1996年制定《职业教育法》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从国家层面而言，职业教育在法制化进程、制度创新程度、经费投入、体系的完善性以及基础能力建设等方面，均有被边缘化的倾向［2］。虽然出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力度仍然不够，很多仍然具有模糊性，部分地方操作性不强，法律监督机制仍然不完备，尤其是产教融合中各方的主体地位、责任义务、权利、考核评定标准仍然缺失。国家统一的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标准也尚未出台，这也间接导致了部分院校中职与高职、高职与本科（应用型本科）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及评价改革方面存在较大的糅合性，但他们培养的人才在社会整个人才类型结构中定位是不同的。
（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沟通不畅，职业教育毕业生认可度不高
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不太认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职业教育毕业的学生缺乏晋升通道。普通教育设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而职业教育却没有独立的学位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对职教生认可度不高，使人们认为职业院校培养出的学生综合素质水平低下，因此学生宁愿选择较差的本科，也不愿选择去比较好的职业院校学习一门技术。另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的体制机制也没有形成，职业院校要求学生毕业时拿到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虽然职业资格证书可以打破学生进入职业世界的壁垒，但对于想进一步升学的职业院校学生来说，尽管有专升本途径，但专升本的政策对他们有地域、专业报考、学校选择等种种限制。相较于我国台湾地区，建立了专门的技职教育体系，学生可以从中职一直深造到博士，其中台湾地区的一流大学如台湾师范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也可招收技职学生。目前中国大陆职业教育体系相对不完善，中职、高职学生虽然与普通高中、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数相差无几，但缺乏畅通的升学路径。
三、当前职业教育发展路径
（一）引导社会转变观念，对职业教育“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提升劳动者地位
当前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实质上是对劳动、技术、技能的一种变相歧视。人们为何不愿意选择去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一门技术，将来以此谋生。中国社科院根据各阶层占有的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其中属于职业教育所代表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处于第四大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处于第八大阶层、农村技术劳动者属于第九阶层［3］。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属于中上阶层，其人才培养不仅依靠在校学习，更需要到实际工作情景中进行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职业训练，但仍然与管理者、经理、私营业主等阶层有一定的差距；产业工人阶层、农村技术劳动人员更是处在社会底层，也难怪有人会说职业教育毕业证书其实就是通往底层社会的“通行证”。形成这一观念离不开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思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书做官自古以来就是教育受教育人所追求的目标，“百工”“鲁班”这样的卓越匠人也只能被视为社会底层。今天，我们必须要重视职业教育。“我们不仅需要爱因斯坦，也需要鲁班。”社会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我们要明确认识到，职业教育不是通向“社会底层”的通行证，相反，职业教育能在扶贫攻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技以谋身，我们对职业教育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同时，要提高技术劳动者的地位，提高他们各种资源的占有率，这也是对其地位尊重的一种体现。
（二）加强职业教育顶层设计，尽快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加大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各种投入、补助
国家应组织相关部门及专家学者、职业教育院校、企业、行业等对职业教育体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机制、现代学徒制、“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等进行研究论证，并对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结合产业结构、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进行修改和完善；尽快出台国家级资格认定标准，使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定位、课程设置、教育教学等方面做到有章可循，以加强职业教育与劳动培训的衔接；尽快构建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评估机制，融合职业教育多主体对职业院校办学质量、教育教学、校企合作等进行评估，必要时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价，从而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国家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各种投入、补助。职业教育成本高于普通教育，但回报与收益并不亚于普通教育。美国国家经济开发署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由此对应的经济总量至少可以增加两个百分点［4］。职业教育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鼓励即将辍学的学生去报考职业院校学习技能，有利于提升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不能将职业教育完全推向市场，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职业院校若得不到必要的经费，不仅会影响教学的正常运行，降低教学质量，而且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应完善相关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尤其是相关行业、企业办学，促进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三）加强普职融通，建立学分转换机制，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要求协调发展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实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相互沟通。建立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建议建立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促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融合。例如，学生每学习完一门课程，都相应折合成一定的学分，等积攒到学校允许毕业的学分，学生可以申请毕业，获取相应的学历，这样，可以减少专升本时一些重复课程，同时也可以打破高考和成人高考之间的考试壁垒，为职教生提供更多的进入大学学习机会，享受普通教育。此外，为了提升教育制度的灵活性，更好地沟通普职教育，从高中起，普通高中学生可以到职业院校学习技术技能，职业院校学生也可以到普通高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学分作为转换；高中毕业时，普通高中学生可以申请报考职业院校，职教生也可以填报普通高校。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心智尚未健全，此时要在人生十字口做出影响一生的专业选择、职业选择，难免会迷茫，打通中职与普高、高职与本科的壁垒，可以使我国教育体系更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学分换算可以在其中起到重要的衔接作用。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拥有单一技能的劳动者会被智能机器人替代。职业教育人才定位是技术技能型复合人才，而职业教育仅局限于大专层次，将会限制其教育对象进一步提升发展，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应尽快开展四年制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将一些优秀的高职院校提升为应用型本科，将一些民办、地方性大学改为应用性本科。应用型本科招生对象要向职业院校学生开放，相应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可以培养专业技术型研究生，从而建立职业教育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培养体系。
参考文献：
［1］韩永强．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及其国际比较［J］．职业技术教育，2014（28）：48－54．
［2］张社字．职业教育地位“应然”与“实然”的冲突［J］．教育发展研究，2007（11）：43－47．
［3］江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新成果－－介绍《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J］．理论参考，2002（01）：49．
［4］新华社．教育年限在提升促进中国人口红利升级［EB／OL］．（2016－03－08）．
作者:崔钰婷 付从荣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