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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归属问题引起的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
在西方哲学史，哲学本身的地位，或者说哲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可以说，与每个哲学的辉煌和危机相伴的是对其地位的考验和思考。如果说跨越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古典哲学塑造了哲学的女王地位，那么无疑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德国唯心主义就是对哲学婢女身份的有力消解。但在黑格尔之后，绝对精神的瓦解使哲学不得不再次接受考验，甚至哲学的终结成为很多观点相左的哲学家的潜在共识。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此次危机是由于黑格尔开创的现代性话语使然，即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认将时代与哲学、历史和思想、通俗概念和学院概念、以及现实和理性完美地统合在一起。因此，无论是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还是尼采开辟的第三条道路始终都摆脱不了这个框架。他要将黑格尔的同时代人名单一直从黑格尔本人列到德国的海德格尔和法国的福柯，甚至哈贝马斯自己。但他也明确表示要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入手，以摆脱上述三个视角的局限。众所周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最初将矛头指向哲学，这是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使然。最初在《莱茵报》时期，普鲁士专制政府颁布的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法以及对摩塞尔农民的贫困处境的处理等现实无一不质疑黑格尔主义国家观，质疑国家和伦理、法和理性在理论上的统一。这也促使马克思摆脱最初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视角，转而以物质利益和市民社会为着眼点，重新讨论它们同理性及作为理性之具体化和完成时的国家间的关系。“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当然，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上述转变。此后，从《德法年鉴》时期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时期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沿着同样的方向，逐步从法哲学批判过渡到德国社会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批判。至于马克思究竟是在哪个时期完成的这个转变，即从一名黑格尔主义者转变为思想上成熟的马克思以及这种转变是否称得上“断裂”，学界有很大争议。但有一点几乎没有异议，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是马克思批判以往哲学并吸收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而结出的果实。因而也是他完成转变、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摆脱理性思辨，着眼现实的历史、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不过，也就是在这里引发了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归属问题的广泛争议。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哲学还是实证科学?学者对此除了在哲学和实证科学二者之中选择哲学或实证科学，更倾向于通过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逻辑与事实的互动，观察者视角与参与者视角的统一，或者借助当时德语“Wissen-schaft”的宽泛定义细解马克思赋予“哲学”“实证科学”的独特内涵，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对两种学科特性的完美统一，避免二选一可能造成的偏颇或错漏。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涉及的归属学科不止于哲学和实证科学，也有学者根据马克思在同一文本中删掉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段话，直接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科学划等号;或者根据历史对自然的统摄，提议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作“人的科学”。不过，在自然科学持续获得发展与进步，并不断技术化和生产力化的时代，面对随黑格尔绝对精神之瓦解而到来的又一次哲学危机，马克思频繁使用“科学”概念并一再凸显哲学改造世界的使命，这其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仅扣住这段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归属问题所寻求的答案并不充分，不足以真实呈现马克思本来的形象及其内在特质，亦不足以把握这个变化所蕴含的深刻意涵和澄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因为“科学”与“哲学”并非两个绝对分立的学科，甚至从它们到意识形态也并非完全不可逾越。在从一个术语到另一个术语、一个学科到另一个学科、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突然切换中，马克思表现了新颖性是如何贯穿人类的所有思想领域，如何从科学迅速波及哲学的过程。阿尔都塞非常清晰地把握到这一点:“由于新哲学同新科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新哲学就很可能会和新科学相混同———《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哲学或者当作实证主义的泛泛空谈，或者当作科学的暗淡影子，从而完全接受了这种混同。”这样，阿尔都塞就能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单纯学科归属问题，而在考察成熟的和科学的马克思对于以往哲学的独创性和断裂性意义的同时，捕捉到科学对于哲学的先导意义以及历史的真实内涵。
二、科学的产生及其真正意涵:关于意识形态及其边界
阿尔都塞的上述成就是在20世纪法国哲学的重要分支，即概念哲学取得的。事实上结构主义也可以归于此传统。即“探讨如何建立一种哲学上的关于思想与象征的形式主义”，尽管它要求人利用其思维独具的创造能力和抽象能力来构建抽象概念，但它绝非仅是人之主观性的自然发挥，而更多地是研究对象借助人获得(新)形式，从而进入人的视域和语言、为人所知的过程。因此，在此传统中，概念的确立和形式的建构本身并非纯然主观的，而更多地是客观的。这也解释了为何自笛卡儿起法国概念哲学就非常重视科学(特别是数学)，甚至这个传统所包括的不少人物本身也是科学家，比如卡瓦耶斯、劳特曼是出色的数学家。有些人则曾系统地研究过科学史或接受过专业的科学训练，比如康吉莱姆以科学哲学及科技史研究著称，拉康曾经在圣安娜精神病院以及警察局附属的特殊医院担任过专职和住院医生，福柯系统地学习过医学。有鉴于此，多斯在考察法国结构主义之源起的时候，特别强调当时社会科学由于采取结构主义纲领所取得的全新突破对于哲学的刺激和启发作用。面对战后马克思主义由于经济决定论和主体主义异化论之破产而遭遇的空前危机，阿尔都塞选择并借助法国特有的科学认识论传统和结构主义纲领来切入马克思主义有其深刻的国别和时代背景。“认识论断裂”亦是其工具和结果。据此，马克思由“认识论断裂”而分成青年的和成熟的马克思、意识形态与科学两个阶段。如启用阿尔都塞的另一概念，认识论断裂意味着“问题式”(problématique)发生根本转变。所谓问题式，“指的是尽管没有意识到一种思想、一个人的思维，然而却是从背后支配决定其‘问题和答案的可能性范围’的结构，在‘不知不觉间’决定容许将怎样的问题作为问题、将怎样的答案作为答案的，就是指‘问题结构’。只有在‘问题结构’之内允许的答案，才能承认其是问题和答案，但在这结构之外发现的解答，则不能承认其为解答，既不存在问题也不存在答案。思维就是在这样的‘问题结构’中，并且只在其限定的范围内运动。”如是，青年和成熟的马克思决不共享同一个问题结构，而分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问题结构和马克思独创的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结构。那么，这两个问题式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呢?阿尔都塞对此予以否认，即新旧问题式没有可公度或前后承接关系，新问题式只能取代，而谈不上破坏旧问题式。但同时，他又强调新问题式总是不得不已经生活在作为其开端、生活空间和史前史的旧问题式之中。“任何科学的理论实践总是同它史前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划清界限:这种区分的表现形式是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质的’中断，用巴什拉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断裂’。”易言之，科学绝非突出既定结构空间之外的超验之物，而是针对某意识形态空间而言并且只有在突破此空间的意义上才可谓科学。“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是科学，即在意识形态之内，科学使一个(不纯粹但却持存的)‘认识论断裂’永恒化了。”其次，科学也不是“一切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其产生就意味着问题式的根本转变和认识论的断裂，因而具有动态的事件性意义。因此，科学之“科学性”与新问题式之“新”并不在于其出场发生在意识形态或旧问题式之后，而在于永无止境地“摒弃它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从而不断地重建它“同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在此，马克思回顾《莱茵报》时所发出的那段感言依旧适用。如是，科学探索最终归结为从现实的物质关系而不是从理性的完成时出发，探索人与物及人与人之间真实关系的漫长过程。由于没有外在或预先设定的目的和方向，这个过程充满偶然性，但因此也是思想家的创造和新意义及真理的产生。通过考察马克思如何从受神秘主义压迫最深、异化程度最高、距离历史最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襁褓中解脱出来并回溯到其起点，阿尔都塞表明科学创造实则是思想家触及真实事物和历史本身，并赋予新形式的活动历程。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拨开意识形态迷雾后发现的最大现实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这个严格说来并不构成阶级的“阶级”，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形成一个紧致部分的“部分”、一个未被资产阶级国家计数的余数，实则是一个具有奇点意义的零度。因而唯有它才能、并且需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边界。“为了看到并理解阶级社会在制造着什么，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上。”这也就清楚地解释了何以马克思能够弥合哲学思考与无产阶级斗争两重使命的裂隙，从而实现哲学与科学的完美统一。无疑，根据“认识论断裂”概念，毋庸说历史唯物主义，即便马克思主义整体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言乃是科学。由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在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在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旧问题式内隐而不显的现实，即真实事物和历史本身最终昭彰为真理。齐泽克指出，法国大革命表明资产阶级理论对于封建制度构成了科学。这即是说是资产阶级哲学，而非封建制意识形态本身揭露了后者所掩盖的真相。以此类推，在马克思主义之内是否还有以马克思主义问题式为开端、背景和史前史的新问题式以及相应的新科学呢?阿尔都塞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根本上终结了此前意识形态与科学、旧问题式与新问题式间的代际断裂和更替。一方面马克思本人的科学探索具有典范意义，阿尔都塞强调自己也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来研究马克思的产生和创造性的;另一方面，它独具反思品质，能够以反思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样的方式科学地考察并发现自己的理论局限，不断地转移研究领域。“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为此，阿尔都塞又对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科学与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二分，尽管他在很多地方又笼统不分。例如，他说:“对于一种既作为历史科学，同时又作为哲学的辩证理论，这是必然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是在理论上敢于迎接这个考验的唯一哲学。”或者，它是“理论认识的历史理论”。不过，阿尔都塞毕竟藉马克思主义研究明确指出了科学探索对于哲学研究的先在性，因此，在结构主义式微、后现代主义只破不立的状况下，哲学的地位问题依然饱受争议。
三、哲学的重新定位:实践与真理
在阿尔都塞之后，哲学的地位问题集中在哲学与其他领域，特别是与科学的关系上。这是因为哲学自古希腊起点以来就在不断地失去，至今已经完全丧失实在的研究对象。在“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课”致辞上，阿尔都塞的第三个哲学论点就承认，“在每门科学都有一个实在对象的意义上，哲学并没有一个或一些实在对象可以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巴迪欧最后还要将存在论从哲学中剥离出去并划归给数学。那么，最后，哲学还拥有什么，还能做什么?哲学在科学长足进步的今天面临的危机是深刻的，其存在的必要性是令人生疑的。阿尔都塞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依然是“认识论断裂”式的，因为他指出能够定义哲学的只有它同意识形态以及同科学的关系。易言之，既然任何科学总是不得不在某种“自发的”意识形态下开始工作，而意识形态又决不会主动将自身与现实剥离开来，那么区别意识形态与科学、现实的征兆与现实本身、虚假与真实、谬误与真理，为双方划出界限并以论点形式陈述出来等工作，只能依赖哲学。当然，阿尔都塞一再强调哲学的上述工作并非机械分类，关键在于把科学的东西从意识形态的东西的遮蔽和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每划清一条界线都要使某种在我们干预之前看不到的东西显露出来”。哲学干预的后果则主要是对科学而言的，它可以为科学家驱散错误观念，清除认识论障碍，开辟一条“正确路线”，从而为一个尚未提出的新问题开辟空间。以这种方式，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走向成熟的过程的考察表明，科学对哲学具有启发和先导作用。反过来他又借鉴列宁，强调哲学如若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从而实现对科学的生产性干预，就需要牢牢坚持唯物主义以提防和反抗科学家自发哲学(PSS)中的唯心主义要素。这种唯心主义不断地盘剥利用科学并在所谓科学的“危机”时刻显形。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与政治实践既无本质差异、又无不可弥合的距离，它们的根基最终都在阶级斗争及其后果那里。因此，哲学最终是政治化了的哲学，哲学工作不外乎理论斗争。尽管后来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阿尔都塞的这种哲学定位由于其理论主义偏差而受到他自己和他的学生等不少学者的自我批评和指责，但不可否认其依然影响深远。詹姆逊指出他开启了一场“阿尔都塞革命”，麦金太尔则高度评价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哲学之间进行的沟通工作。在那些应该感谢阿尔都塞的后来者中，巴迪欧是比较特殊的一员。他最初尊崇介入知识分子的代表萨特，后来由于意识形态问题思考而转向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成为后者组织的“斯宾诺莎研究小组”、《读〈资本论〉》写作小组以及“给哲学家讲的哲学课”授课小组的重要成员。但在五月风暴期间，由于阿尔都塞执着于理论斗争而远离真实的群众运动，巴迪欧批判其第二位当代老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式傲慢。基于激进左翼分子政治介入的视角，他对哲学重新进行了定位。尽管作为当代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最初与阿尔都塞一样也以科学认识论为切入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后者关于唯物主义科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断裂思想。但其着眼点是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具体生产方式，并指出这是哲学的专属工作。哲学“是这样一个规划，它利用形式化的基本理念，渴望思考新颖性在某个境遇内的物质性浮显和普遍性;新颖性借助普遍性而将自身从陈旧者那里抽取出来”。但差异也是明显的。首先，巴迪欧不再单纯地从与科学的关系来讨论哲学的地位，政治和艺术、爱情一道获得了与科学同等的地位。四者都是变化的发生之地，因而都为哲学制造了研究对象。所以，它们构成了哲学的外在条件。“从定义上说，哲学是赘余的;哲学只能通过与诸外在条件的赘余性联系才能实存，这些外在条件具有爱情性、政治性、科学性或者艺术性。”其次，哲学不再是理论领域的政治实践，而是完全独立和相异于其四个条件，成为对作为其条件的科学、政治、艺术、爱情境遇之新颖性和普遍性的识辨和述说。然而，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政治、艺术或爱情境遇中，真正的变化正是新知识、新组织、新形式或新世界的生产，因此都意味着一种奇独的普遍性(singularuniversality)于瞬间从无名的黑暗转而现身于知识的光照之中，这在巴迪欧看来就是相应境遇的真理从匿名进入语言。如是，哲学归根结底也是对真理的识辨和述说。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政治、艺术和爱情境遇本身就是真理程式，即真理的发生之所。但依旧唯有哲学才能思考诸真理程式的共通性并构造出一套操作程序，以告诫现成的和有朽的动物式的人如何行动才能生成作为无限真理之有限片段和承载者的新主体。“哲学的特殊角色是，提出一个统一的概念空间……力图通过把诸程式的状态放置在一个共同的地方而开始思考其时代，而这些程式是哲学的条件。”因此，哲学规定，科学、艺术和爱情境遇中的真理创造和形式主义之发明对于激进政治依然意义深刻。换言之，列宁关于政治的科学化和艺术化的断言对于今天的左翼分子仍旧有效。
四、结语
作为马克思两大著名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客观地考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动力，因而具有前所未有的科学性、创造性和丰富性。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而面临学科归属问题，并从根本上触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哲学的重新定位问题。阿尔都塞和巴迪欧代表的当代法国概念哲学分支，通过构建科学的认识论，指明对于青年马克思以至马克思之前的全部哲学而言，历史唯物主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断裂意义和科学内涵。在马克思从理性思辨转向现实生活，从青年步入成熟，以及最终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的飞跃中，阿尔都塞看到了科学如何与作为其史前史或背景的意识形态相分离，并由此确立其自身。尽管并非时刻注意区别科学与哲学，但总的说来，阿尔都塞认为，科学探索对于哲学研究而言具有一种优先性和启发意义。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巴迪欧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上述方法和观点，但他的思想表现出两个显著的不同。其一，不再局限于科学领域，单单以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为着眼点而模糊地定位哲学，而是同时关注科学、政治、艺术和爱情，强调真理的生产就发生在这四个领域之中。其二，哲学的地位得到清晰界定，即哲学尽管并不生产真理，因而必须以外在于自身的上述四个领域或四种真理程式。作为自己的条件，但思考这些领域或者真理程式及其时代共通性的却非哲学莫属。归根结底，任何真理程式在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亦即像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那样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创造。而能够反思这些真理程式的，则只能是唯物主义。因为自《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以后，“我们从今往后就一直要生活在一个危机、它的危机中———生活在一种有助于驱除一切幻象，并迫使我们全神贯注去接受现实的无情考验的处境中。
作者：张莉莉 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