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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对西方哲学的译介、中国哲学的反思与重构以及“以西释中”的中国哲学传统研究范式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化转向的历史基础。使得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化转向得以可能，并逐步发展至今，形成一系列学术成果。
关键词：中国古代哲学生态化；历史基础；中国哲学史；生态化
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展至今已形成儒家生态哲学、道家生态哲学、佛家生态哲学，不仅有力的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同时也扩展了生态哲学研究的范围，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实践也有着重大现实意义。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中国古代哲学生态化得以可能，必然伴随着一定的历史基础。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的视角对其溯源，探寻发轫背后的历史基础。
一、突破“两个对子”的窠臼
回顾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苏联“一边倒”的学习中，以1957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全国哲学大会为起始。唯物主义——进步阶级——辩证法；唯心主义——反动阶级——形而上学的逻辑链条的确立，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进步阶级同反动阶级相互对垒的两大阵营形成。此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大都以此为纲，在“”时更是演变为“儒法之争”。这种机械、简单的划分和错误的解读致使中国哲学研究处于混乱、徘徊之中。而转机出现在改革开放后。在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老一辈学人的带领下中国哲学界开始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科学化”。在80年代早期回答了如何建设学科、如何处理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重大议题并开展了范畴史研究。在如何建设学科，如何处理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以任继愈先生《克服两个缺点》（1982）一文为代表，试图回答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何回到中国哲学史内部研究中国思想这两个问题。提出：一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不能满足于只找出某家某派哲学产生的根源，指出它是它为什么阶级、为什么人服务的就完成任务了，但哲学史真正关心的是应当是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因此必须对哲学家的思想进行细致的剖析。此外，哲学史事实上讲的是思想，哲学史的发展因而只能是思想的发展，这就要求将思想发展的脉络讲清楚；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只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而不顾理论本意，模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同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界限。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范畴史”研究则主张回到中国哲学本身，回到中国哲学文本本身，回到不同时期的思想家、思想体系、文本中去。这对打破二元对立，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道”等概念、范畴的系统梳理，为后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生态化关于“天人合一”“生生”等的讨论奠定基础。基于此，给中国哲学史从内史出发，从多种角度出发解读中国古代哲学破除了理论障碍使生态化得以可能。
二、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面向
20世纪80年代国门再度开启，理论视野得以开阔。以“芜湖会议”“太原会议”为标志，中国学者开始认真的对待、研究西方哲学。在1978-1990这段时期开展了“人的哲学”研究、完善了教材体系和学科体系。而为了摆脱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突破二元对立的窠臼，透过西方哲学对照自身，亦是一个时期内中国哲学史界的关切。以《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为代表，开辟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国外”等专栏密切关注海外相关动态，同时发表了《黑格尔论中国哲学》（1983）、《类概念：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墨家逻辑的锁钥》（1989）等文章，或关注西方哲学如何看待中国哲学，或尝试进行中西哲学比较。此外，以杜维明、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家学说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引进。而放眼整个哲学界，随着全面的拨乱反正，关于哲学的未来在哪里的讨论亦不绝于耳，现代化便在此背景下展开。1985年《哲学动态》杂志社“哲学与现代化”研讨会；安徽省哲学现代化讨论会；“沈阳哲学与现代化高级讲习班”分别召开，在对于“现代化”的谈论中虽然各有各的侧重点，但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一要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讲“哲学现代化”，不能离开现实基础而空谈哲学的“中国化”。更要弘扬传统辩证思维方式，深化中国古代哲学、近代哲学以及现代哲学的研究，取其精华，使之融会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二是哲学“现代化”，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范畴、体系等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法正确处理哲学同现代化的关系，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个封闭的、僵化的体系；三是注意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成果，保持哲学应有的活力中国哲学史在8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讨论从某种程度上呼应了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哲学史得以开始“讲自己，自己讲”。生态化便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出发的中国哲学史的生态面向、是对于现世代的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中国的哲学思考，从某种程度而言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类。
三、“以西释中”的传统方法
中国哲学创立伊始，有关于古代中国是否有哲学的合法性争论便一直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关于中国有无哲学这一争论，一是因为中国古代本无哲学这一概念，二是因为“以西释中”的传统研究范式。正如乔清举教授所言：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为分界，将之前的这一学科草创时的各国相关的哲学通史著作和此后的包括中国台港地区在内的代表性著作视作整体进行考察，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研究，某种意义上只存在以西释中一种模式，不存在本土化的研究模式。尽管除了“以西释中”外，还有如：张岱年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一文中所表述的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解析方法相结合，即创新综合的模式，亦或是郝朴宁《庄子的生态观》等文在此基础上，针对某一具体的方面利用辩证思维对传统的思想观点进行重新解释和注解的方式，但从源头考察，始终包含着一定的以西释中的研究思想、方式，更多的是对于以西释中范式的一种发展、延伸。因此很难受是一种完全独立的研究范式。中国哲学“以西释中“的传统范式，一方面为中国古代哲学同西方环境相关的哲学理论的联系建立与相互比照确立方法论的前提。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间比照、融会，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的讨论以及合法性的问题在80年代末进入学界视野，并延续至今为曾中断。但无论怎样，就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化研究来看“以西释中”这一基本的研究范式无疑是中国古代哲学生态化的重要历史前提。
四、结语
中国哲学史的视角下，古代哲学的生态化研究的历史基础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在20世纪80年代，突破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个对子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科学化；西方哲学引入与哲学现代化；“以西释中”的传统方法与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分别确立了内容、现实、方法上的历史前提，才使得中国古代哲学生态化的研究得以可能。
作者:张劲松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