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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的实践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底色，面向现实的实践指向一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达实践范式的路径，是在批判地吸收传统哲学同现实的矛盾运动中，实现革命性地突破。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对现实指导的“肯定”，必须要对从社会历史中产生的传统哲学，为何不断形而上学地构建一个个体系化的理论实体，却被发展着、革命着的现实解构掉的否定历程，进行批判性地追溯和反思。通过回溯马克思主义哲学脱胎的“源”和“流”，更好地立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现实；方法论
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科学的实践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底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无论就其怎么看的逻辑运思来讲，还是就怎么做的实践经验而论，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浅薄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让哲学在“现实”中真正以一种符合其内在本性的方式发挥作用，必须要对其前提性的问题进行自觉的领悟和反思。因此，回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达实践范式的路径，深刻理解其在批判地吸收传统哲学同现实的矛盾运动中所实现的革命性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形而上学对哲学实践指向功能的遮蔽与消解
自古希腊第一位哲人泰勒斯面向世界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这第一个哲学命题时，并存与哲学的诞生和人的抽象认识能力的质的飞跃的巨大意义，其中潜存着寻求绝对实在的“绝对主义”、寻求一元化原则的总体主义、寻求永恒在场的“非历史主义”的脱离现实的形而上思维的萌芽。这一思维模式不仅持存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乃至贯穿于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例如，巴门尼德对“是”（存在）与“不是”（非存在）的追问，赫拉克利特以火为载体对生成辩证法的论述，苏格拉底以研究心灵入手来认识外部世界的基本原则，以及以普遍定义为认识目标的对话方法，集古希腊哲学之大成的柏拉图关于现象背后“理念”的学说———理念论。原本对“是什么”（存在者）的规定根源于现实感性活动的“是”（存在）本身，而在这里却形而上地翻转过来，在“思想”中所显现的“是”（存在）成了真理和一切的基础，现实生活的感性经验由于是流动的、变化的，却成了“不是”（非存在）。中世纪的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跪伏在对天国上帝的周围，不但弃现实于不顾，反而成为现实的人在精神上逃离现实的鸦片。近代西方哲学高扬理性的旗帜，拂去遮蔽人们心灵的上帝之光。人们为了驱除宝座上的神学对人的压迫，艰难地将“经验”“实体”“物质”“精神”等推向王座。当人们对理性的崇拜与信仰越来越高涨与疯狂的时候，却忘记了人本身依然还在匍匐、跪拜。传统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最高最完美的也是最终的理性大厦。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人是分散的、自私的，各个人的行为充满了偶然和卑微，现实的自然和社会是机械化的、被动的，因而这些现实的人、社会和自然其实是一种潜在的、虚假的存在。而抽象形式、逻辑范畴被黑格尔赋予了必然性、能动性的力量，故而是现实的真正存在。马克思将这种“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2]218，称之为“无人身的理性”。揭示出这种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通过把现实抽象化、神秘化为理性，把抽象思维在自身内部进行的运动遮蔽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发生着的现实的运动。形而上学并非完全地脱离现实，否则这样看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就哲学本身的产生、发展离不开现实的土壤，同时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思和超越，“哲学就是从有限世界出发来构造一种现实，这种现实不以潜能和现实的重大差异为条件，它控制了它的否定要素，它本质上是完善的、独立的——自由的”[3]114。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传统哲学的变革中，实现了直面现实的方法精神和实践指向。这一成就的取得，并非是毫无传统哲学关注现实的量的积累下凭空突然的飞跃。只不过传统哲学与现实社会的矛盾运动中，引起实践指向和方法论路径的偏差，致使不能真实乃至否定现实的因素，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对西方形而上思维背离实践的路径批判
马克思正是在深刻地剖析西方形而上学背离实践的方法论路径的基础上，自觉地批判旧哲学抽象性、体系性、虚假性的本质，进而超越自身早期思想的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范式，树立起以“实践”“生产”等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形而上思维同实践的背离在于：
（一）踢开现实，以抽象的概念作为构思的支点
传统哲学家总是认为现实是多变的、丰富的，无法成为逻辑的起点，总要寻求一个完美的概念作为其思维逻辑的起点、理论运思的支点。把抽象的人视为现实的人。中世纪神学的上帝实质是对人的善之本质无限地提纯拔高，反而使现实的人只能屈膝于实体化的“上帝”理念之下。启蒙运动以来，一种理性主体的假设在哲学理论中塑造了一个个美好的蓝图，但随着启蒙理性伴随着资本主义疯狂而残暴的扩张，现实中的人被工具化到无以容忍而不得不反抗的地步。其原因就在于抽象的人成为一种超越矛盾关系的被清除了差异性、丰富性的单极性、单向化存在，而现实中有血有肉的人被“一般等价”的物和理念恨不得榨干每一滴血。把绝对的理念视为真实的存在。传统形而上学认为现实的事件及其经验性认识是变动不居的、有限的，不能成为理论的出发点。为达到对绝对的认识与把握，“是者”“单子”“理念”等等，这些具有理性的本质规定性存在，成了整个认识乃至世界体系的支撑点。哈贝马斯对此评价道：“我们规整现象的种属，依照的就是事物自身的理性秩序……理想的抽象本质赋予了存在其他一些特征，诸如普遍性、必然性和永恒等。”
（二）远离现实的形而上式的体系构建
传统哲学围绕着“元意识”，以一种试图一元化的、非历史的终极本体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形而上学思维范式，从而远离了多元的、生成的现实世界。首先，寻求绝对实在的“绝对主义”。元意识在寻求终极实在、最高实体和事物的“最后本质”中，力求排斥、消除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纯粹的、单极的本质性存在，甚至先天的假设，但却十分坚定地树立起一个先验、永恒、本质的实体，建构出一个封闭的、僵死的理论体系。其次，寻求一元化原则的“总体主义”。传统哲学在其形而上的“元”的追求中，力求塑造一个无须追问，先验存在的绝对实体。这一绝对实体无限地完满、丰富，现实中的一切现象不过是其偶然中的、相对的不完整的分有或对象化，最终仍会回归于绝对实体。这种封闭的完满整体，能够最终堵上其框架的最后一个缺口，与现实划清界限，同时也被现实隔离在那段失去的历史的储藏室中去了。再次，寻求永恒在场者的“非历史主义”。在传统哲学中，元意识认为超越历史和时间的“本真存在”，才能成为在时空中变动不居的事物和思维的最高支撑和最终归宿。它的永恒属性为存在者的存在和感知存在提供了基底。这样的形而上哲学因其凝固了现实而在发展的现实中被凝固在那里，因其超越历史而被一直在超越着的历史所超越。
（三）传统哲学脱离现实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05传统哲学为何背离现实，其理论体系为何不断地被现实所抛弃，这些需要在对现实的分析中寻求原因，得到问题产生的现实基础。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中，从事哲学思辨的是少数脱离现实生产劳动的奴隶主贵族，加之当时人类对自然、社会认识的朴素方法和有限领域的制约，哲学家一方面很少关注现实的生产生活而致力于对宇宙的本体、人生的终极意义等问题追求，另一方面又无法予以现实的、科学的方式方法解答而以概念、思辨式地构建空中楼阁。中世纪的哲学屈膝于宗教，表现为宗教神学的方式。教主和信徒、国王和贵族像拼命地握紧自己的地契一样握紧神学的话语权。他们用对天国的美好画面迷住人们观看现实的双眼，以使人们在现实空间里忍受和顺从辛劳一生而又贫困一生的境遇。因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5]131，是使人民被受压迫而又不得不顺从悲惨现实的鸦片。近代西方哲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哲学家高扬理性，用理性重新审视一切，对宗教神学、封建王权做了激烈无情地批判。理性权威的树立，同资本主义标准化大生产、同资本的无限扩张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首先，近代哲学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虚假的普遍性。揭穿理论对“自由”“平等”赞不绝口的“皇帝的新衣”，在现实的社会中，是对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是劳动者的贫困、压迫和毫无自由可言的异化；其次，抽象的理性对现实的人具有隐蔽的剥削性。在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网络和资本的控制下，社会文化、人类精神日渐凸显其虚无化、抽象化倾向，成为资本扩张、无限获取物质利益而侵蚀人性和人道精神以及使人自我异化、人与人对立的帮凶。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扬弃传统哲学中通达现实
形而上学与社会现实是辩证地矛盾性运动，尽管两者间的背离与对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旧哲学中隐含的面向现实的潜质，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现实具有内在逻辑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在通达现实的实践指向方面的联系，是一种批判与吸收、继承与革命的超越过程。
（一）在超越头足倒立的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中通达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实
作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通过思辨的、历史的方法，揭示出思想的批判性活动同社会现实的发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他批判主观思想如若不深入特定的实际之中，“就成了躲避事情自身的一种巧计”，因而强调在理性形而上学范围中，思想的概念（或精神）在深入与抽象现实的客观性内容的反复中，才能实现自身、发展自身；同时批判将现实的经验存在或科学的客观材料进行机械的、僵死般的堆积，认为现实性本就是合乎理性化的存在，是理念自由运动的环节，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可以说在这方面，马克思乃是黑格尔这一哲学遗产的真正继承人。但从根本上，黑格尔把现实存在消融于抽象的“绝对精神”（理念）之中，将丰富的经验材料和多样的现象运动窒息于封闭的体系之内。一方面绝对唯心主义截取片段的经验将其神秘化、绝对化；另一方面把一般概念实体化，并将其理解为实体和主体的统一。这样思辨哲学的概念像上帝一样能够从自身中创造出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因此，要使哲学真正地实现对社会现实的通达，必须从绝对唯心主义的禁闭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立足于唯物的辩证法，指出人们对现实的认识“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6]25立足于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绝不是无人身的理性自我运动的倒影，而是需要满足衣食住行生存条件的人，在从事各种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在超越纯思想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中通达事关群众利益的现实
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在哲学和政治上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作为一个学派，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反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保守性，反对与现实妥协。同黑格尔哲学相比，有更强的现实指向性。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强大的理论批判，“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2]513。他们认为只要思想上进行彻底地批判和无情地革命，就能改写历史。早年的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以预设的理性化自我意识来批判现实社会。后来马克思将批判点向市民社会聚焦，意识到现实的物质利益，尤其是当今的资本运行模式，才是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不合理”的存在根基和发展的原动力。首先，“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525——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形而上学的颠覆。面对理论的不彻底和现实的不合理，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仅仅通过精神的批判，可以将不合理的一切消融在“自我意识”“唯一者”中去。马克思认为这种“批判的批判”“自我意识”的征服只不过用另外一种解释方式代替了原有对世界的解释，只有通过人的实践在物质对象上改造物质对象，才能在思想上解决对象性认识的矛盾。其次，“‘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批判。以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以纯粹的精神活动的创造作用否定现实中劳动的创造作用，甚至宣称“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寻找”，从而把个人和群众，精神和物质绝对对立起来。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287。
（三）在超越感性直观的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中通达对象性活动的感性现实
费尔巴哈从直观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思辨唯心主义抽象地脱离现实进行批判，他指出自己的唯物主义“是那个肯定此岸的人，即现实的、感性的、个体的人的唯物主义”[7]458。他进一步提出，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维，阐发了他的以感性直观为对象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他的许多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对早年的马克思突破唯心主义的束缚，研究现实的“市民社会”以很大的启发。但是，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是抽象的、生物学上的，他的认识论是仅从客体角度出发的感性直观，它的历史观仍是一种唯心的。马克思也正意识到这一点并对此进行无情的批判。在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层面上，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2]503的感性直观认识论，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2]504；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离开社会现实生活，离开感性实践，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虚无的“类”，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5；在自然与历史关系的层面上，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只把自然看作简单的“感性确定性”而不是人的实践对象。但现实的自然只能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528，人在生产劳动的实践中，对自然的改造和对人自身的改造是同步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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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大圣 单位:国防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