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泰勒管理哲学思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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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泰勒管理哲学思想的比较

[摘要]马克思管理哲学思想围绕生产的协作方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管理制度的本质。而泰勒管理思想史上最大的贡献是系统地创立了科学管理论,在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的时代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延续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在管理中,生产效率是管理的首要问题,劳资关系是发展的基础,人本管理是最终的目的。文章从这三个角度出发,通过对马克思与泰勒的管理哲学思想分析比较,说明前者对后者思想的超越,对当代管理实践起到启示作用。

[关键词]管理哲学;生产效率;劳资关系;人本管理

由于不同的社会立场和思维模式,马克思与泰勒的管理思想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思想。马克思管理哲学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管理制度的本质,而泰勒是在资本主义立场下创立的科学管理论,导致了他们在管理认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是两种立场对管理的认识,但两个理论在生产效率、劳资关系、人本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一、基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比较

生产效率是管理的中心问题。马克思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1]366泰勒也明确指出:“没人会否认,在单个人工作的情况下,只有其劳动生产率达到最高,也即只有在其实现了日产出最大时,才可实现其财富最大化。”[2]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性质的时候,指出管理二重性思想,“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另一方面,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3]。马克思从劳动时间和劳动空间上考虑生产效率的提高,站在劳动时间角度上考量:“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1]364“和同样数量的单个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1]365站在劳动空间的角度上考量:“分工协作一方面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且可以节约非生产费用。”[1]365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中劳资矛盾突出,劳动生产率极低的背景下,泰勒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基本原理概括公式为:在认为雇主与雇员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前提下,管理的目的=雇主与雇员双方的富裕=人与物的最大生产力=科学管理方法+管理方的责任及其与工人的密切合作。”[4]100他认为,“任务观念”会对工人的效率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任务观念伴随着任务管理,“现代管理中最突出的独一无二的因素看来是任务观念。”[5]171在工作中,管理者给每个工人做书面指示,罗列应该完成的工作量和时间安排、制定计划,实现工作期间的效率与有序,并且不伤害工人的身体健康。泰勒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好的手段就是分工协作,“科学管理不是任何一种单一的要素,而是多要素的集合体。发挥每个人的最大效率,实现每个人的最大富裕”[5]221。管理者和员工各司其责,管理者的任务是找出科学方法并设法让员工去落实,而员工的任务则是按要求运用这些方法。马克思与泰勒在提高生产效率中都特别重视分工协作,认识到协调多个人劳动并统一安排工作时间、空间、生产规模,结合不同操作于一体,可以实现整个生产的合理有机运转,提高生产率;同时,也使得资源获得最大利用,节约生产费用。马克思与泰勒的不同在于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本质认识。泰勒重视“任务观念”,“科学管理中的工人更多是接受管理方的书面指示,以完成工作为任务,带有机械性,他们的“大脑构造上更像一头公牛”[6]。将工人与机器、牛作比较,是一种机械主义人性论。他未能深刻发挥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作为机器的一部分,将人奴役化。“人在他那里成了拉车吃料的牛马,纯粹是被动地接受管理、任人驱使的求生存者,完全丧失了他本来具有的积极性和能动性。”[7]马克思则对生产效率问题认识更加深刻,他并不是无原则的效率至上主义。“他对生产效率的态度是以对历史必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尺度,以人的发展与合理的制度建设相统一为实践指向。”[4]90重视人的发展,认可劳动者在提高效率中发挥的作用,用全面的眼光看待人在劳动中的价值;凸显人的灵活性,在协作劳动生产中进行自由的创造,不受旧式分工的限制;人的一切劳动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协作劳动。

二、基于劳资关系的比较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关系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对劳动占有的经济关系。”[8]马克思从资本家管理活动的经济关系本质角度分析:只要所有制未发生改变,工人不具有资本家同样的产权,劳资双方在财富上的分配问题永远存在着对抗的可能性。泰勒从“盈余数量的增加与减少的辩证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认为“劳资关系”是一场和谐革命。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9]386“工人们,与其说是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不如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奴隶。”[10]16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将工人看作是自己的劳动工具,是一种附属在机器上的劳动工具。资本家在经济方式上处于支配地位,占有生产资料,支配工人劳动,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才是资本主义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在实现最大化的剩余价值过程中,资本家的管理也成为在社会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剥削职能,从而也决定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抗,即劳资双方的对立。“用马克思观点来说,此时的工人阶级应该通过一系列途径,联合所有统一战线的受压迫人民,与资本家进行谈判、竞争选举,简而言之就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彻底地解决劳资关系问题。”[10]25在劳资关系上,泰勒指出:“劳资双方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盈余的分配上,而是放在如何增加盈余的数量上,把盈余增加到使如何分配盈余的争论成为不必要。”[4]104劳资双方停止对抗、对立,从而转向同一个目标,他们创造出来的盈余会远大于之前的数额,这样就可以照顾到双方的利益分配,既可以增加工人的工资,又可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最重要的是双方利益的增加消除了他们的纷争与不和,工资不再是劳资双方矛盾的因素。泰勒在其《科学管理原理》中提道:“一种管理制度或方案,如果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不能使得劳资双方都满意,如果不能表明他们的最高利益是彼此一致的,那么这种管理制度就是不值一顾。”[5]33-34管理方可以通过科学调查和研究来解决劳资之间的矛盾,用和平的方式代替之前的对抗状态,用合作换来信任,实现劳资双方的利益一致,使得双方成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可以看出:劳资双方除了对立的立场,还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地提高生产总额、劳资双方停止斗争而通力合作,是一个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环形过程。可以说,马克思和泰勒都认识到:劳资双方除了斗争,也有利益一致的一面。泰勒的“绝对的一致性”的目的是实现生产利润的最大化,将蛋糕做大、做厚。客观地说,泰勒的思想革命,具有一定的历史眼光,在过去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也看到“工人的收入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9]350。马克思与泰勒的不同在于:“泰勒调和阶级利益的药方十分天真”[11]75,“他曾经许诺过的企业和谐从来没有实现过”[11]88,不论是劳资和谐,还是社会和谐,在他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得到充分而普遍的实现。不管劳资双方如何建立良好的合作,因为资本家要实现生产利润最大化,并不能消灭工人与资本家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相比较,马克思的认识更加深刻,在他看来:“工人的收入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利,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9]350而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品过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所以,“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管理形成的阶级根源以及资本主义管理的社会本质。”[4]91这种阶级根源下社会关系的矛盾并不能依靠内部的谈话与调查、访问解决,若想要彻底地解决,只能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

三、基于人本管理的比较

人本管理“强调人的需求是第一位,突出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主张从人性出发来分析问题,以人性为中心开展一切管理活动,从而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12]。马克思认为:人的第一需要是劳动,人通过参与劳动获得财富,满足自身的生存条件,所以管理活动对工人来说是一种非束缚性的活动。在他看来,管理活动的根本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以人为本的管理活动中充分发挥人的劳动潜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得人自由发展的同时获得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劳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创造财富、满足人生存的需要,劳动是人的第一种需要,管理之下的劳动就不应该是一种制约性的活动而是一种可以得到满足的活动。”[13]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为“能力依赖”,即健全的个人通过全面发展的能力才能立足于社会,个人既具有自主个性,又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影响,促进人的能力形成、发展和全面。在科学管理思想中,泰勒将工人劳动的科学管理以及管理方与工人的合理合作作为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实现物质财富创造最大化的根本手段,而人文方面放在次要位置。比如,“泰勒的科学管理指导和监控的对象主要是一般的体力劳动者,移植这套方法来管理脑力劳动者可能并非奏效;泰勒激励工人的原理更多建立在工人是‘经济人’的基础上,忽视了工人‘社会人’的需求。”[14]泰勒说:“工资过高,很多人就会不好好干活,逐渐变得得过且过、挥霍浪费、放荡不羁。当人们干了一天格外紧张的工作之后,得到适当增加的收入,大多数人会变得更节俭,而不是更阔绰。他们生活得比以前好了,开始有积蓄,头脑变得更清醒,更安心工作。”[5]37泰勒在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时还认为:“对把搬运生铁作为经常职业的人来说,最基本的要求是:愚蠢、冷漠、在体力上便显得更像一头公牛,而不是任何别的动物。”[15]他一再强调选择合适的工人:“实践中当执行科学计划的管理人员让你移动,你就移动;当他让你坐下时,你就坐下,并且从不顶嘴。”[14]9事实上,泰勒“科学管理”合乎逻辑的“科学计划”不一定得到受非理性情感支配的工人甚至管理人员的正确执行。他在重视客体的规律时,相对地忽视了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即情感的归属、自尊自由的要求。但他也指出,要与工人平等交换、交流意见,重视工人们的情感态度。例如,管理方应平等地与工人交谈,鼓励工人谈论他们的需要与需求,讨论他们工作以外的困难,通过物质利益协调劳资双方关系,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实现激励措施。他还认识到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对工人积极性的影响,对工人的尊重、同情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由上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泰勒都具有人本管理思想。泰勒在人事管理、人际关系、激励方式等方面包含了大量朴素的人本管理思想,尤其是在论述人和制度的关系上,泰勒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不需要真正的人”[16]。人不是制度的附属物,而是制度作用有效发挥的保障。泰勒的科学管理为人本管理思想首开了理论先河。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13]21人的管理来源于人与人的劳动实践,劳动是管理的载体。管理的根本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以人为本的管理活动中充分发挥人的劳动潜能,发挥主观能动性。马克思扬弃私有制与异化劳动,追求彻底的人的自由劳动与全面发展。可以发现,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从资本家的主观动机出发的,是假设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劳动,认为只要用经济利益来引诱工人,工人就会为企业做出贡献。因此,未在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把握和重视,在实践中也没有真正解决对待和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问题。马克思则从资本家追求自我利润所导致的客观历史趋势出发,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主体性上升得更高,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管理中,人不是被迫管理与劳动,而是实现了人真正的自由劳动。泰勒主要集中精力从事提高劳动效率和劳资双方的“和谐革命”,服务于资本家;而马克思则将一生奉献在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上,想要把人从一切束缚中解救出来。在马克思管理思想中“以人为中心”是其最终的本质,泰勒只是具有朴素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更宏观、更彻底。

四、结语

经过以上三个角度的对比,可以归纳出:马克思在生产效率、劳资关系协调、人本管理三方面的思想都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上,以人的根本解放与自由发展作为终极目标与参照依据,认为人是管理的最终目的,管理的本质是对人的管理,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保证人在管理活动的主体地位,管理的最终目标指向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泰勒的科学管理是适应时展产生的重要理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必然导致其灭亡,资本主义除了调整生产关系外别无他法。在这个意义上,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延续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当然,泰勒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管理与实践程度的影响,他的科学管理思想更偏重从理性、具体管理上认识人、管理人,在人的本质认识上不完善、不彻底,存在一定的工业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应该肯定的是,泰勒第一次在企业管理中开始关注人对企业的影响,为人本管理思想首开了理论先河。马克思与泰勒管理思想对当代管理实践的启示: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以人的发展与合理制度为基础提高生产效率;建立合作分享型劳动关系,劳资双方共同创造和分享合作收益,使其感受到企业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关性,变被动工作为主动工作;塑造利于员工全面自由发展的良好文化,充分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只有员工的全面发展,企业才可以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杨小爱 张焱宁 单位:太原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