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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群关系关乎着一个政党的兴衰存亡，也是政党得以发展的动力和基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给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出发，试分析影响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因素，浅析党群关系面临的新挑战及巩固完善党群关系的新路径。
【关键词】政党;政治学视角;党群关系
一、政党的产生与党群关系的内涵
政党是人类世界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一国政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核心力量。政党的产生大大加快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步伐。无论政党开展的政治活动还是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都必将运用到社会力量，这为民众了解政党、参与政治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平台。“政党的存在就成为了国家政治与民众之间的平台，极大地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水平和能力，缩短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距离。”［1］
(一)政党的起源和产生的历史条件
当今世界存在的二百多个国家，约百分之九十的国家都有政党组织的存在。大多数国家一国有几个或十几个政党同时存在，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存在约有一千多个政党。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政党形式上的存在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中国，东汉时期就出现过“朋党”，唐代的“牛党”“李党”，明朝的“东林党”。而在古希腊有山地党、平原党的对抗，古罗马则有贵族党和平民党之间的斗争。随着近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的不断发展，政党不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政治组织，而且这种政治组织建立了正规而明确的政治纲领，政党的活动也是最有序和组织性，在政治生活中起到的作用也最为明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政党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2］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经济生活为切入点分析政党产生的条件。他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因为经济利益不同及收入分配差别导致形成不同的阶级。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展开阶级之间的斗争，政党就是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一阶级内部大多数成员有着共同的思想，成员之间连为一体制定符合本阶级利益需要的阶级纲领及组织形式，产生阶级领袖。无论是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它们产生的基础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二)党群关系的内涵
所谓党群关系，广义上来说是指政党和普通群众之间的关系;狭义上的党群关系包括政党与各种自治性组织、选民、公民社团、公民的关系。党群关系实际上从一定程度反映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程度和亲疏状态。党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党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政党与民众的沟通渠道主要依赖于党员及党的基层组织。公民性组织也为政党和民众发生联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较之西方国家，中国语境下的党群关系更密切，更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党、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一个国家和成熟的政党能够在中共的领导下建起来离不开群众的支持。纵观革命的奋斗史，中国革命离不开群众，必须走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作为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正式通过。将群众路线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我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群关系有许多形象的比喻，例如“鱼水之情”“血肉关系”等。
二、影响党群关系的相关因素
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利益因素是影响党群关系的核心因素。无论是政党还是社会人，最重要的都是要满足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利益是驱使人类活动的原动力。社会因素也是影响党群关系的重要因素。政党的群众基础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而变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直接影响着党群关系的亲疏离合。除此之外，党员的素质和行为也对党群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
(一)利益因素
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是政党重要的功能。从一定程度上说，党是否代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直接决定党群关系的好坏。任何社会成员都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人们追求利益的无限膨胀只是美好的愿望。执政党就是要组织和领导利益的实现达到有序的状态，维护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团结。资源的有限性及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无处不在，甚至有的矛盾表现为某些极端的群体性事件出现。这时，政党利益协调不得力将会使党群关系出现紧张的态势。反之，政党在各种利益之间协调、兼顾各方需求，协调各阶层利益，达到利益关系、利益结果相对均衡的状态，将会激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感和感激之情。在我国公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兴起的大背景下，社会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只有妥善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矛盾，才能协调好人民内部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调动各方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持续的力量。
(二)社会因素
随着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民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加强，这为构建良好党群互动提供了新的契机。政治参与是表达、维护、实现群众利益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政治参与为执政党了解民众需求提供了有效机制，民众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为政府制定政策，提高执政效率输出持续压力，有助于党的政策、方针更满足群众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从群众角度来说，政治参与是一种低成本表达利益诉求，争取自身利益的有效渠道。亨廷顿认为:“公民积极地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为制约国家权力，从而为社会实现对国家的控制以及作为这种控制最有效的方式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础。”［2］公民参与扩大了政党与群众的沟通方式，执政党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更多地反映民意，满足公众的合理要求，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理解和支持。
(三)党员因素
执政党党员的行为和作风对党群关系的亲疏产生直接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党员干部已经开始脱离群众路线，存在着大面积的腐败现象。导致许多群众对执政党怨声一片，社会开始出现了“仇官”心态，甚至“民官斗”事件频繁出现。现今，网络媒体高速发展，有些党员干部违纪行为在世界网络散播，严重损害党的形象。人民与党组织之间产生隔阂，许多群众对党员的信任度、好感度逐渐降低，党群关系受到严重的割裂和挑战。执政党夺取公共权力后，部分党员干部开始出现权力腐败或权力异化，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造成大面积的腐败。腐败必然激起人民的怒气，党群关系也受到挑战。因此，党群关系的好坏取决于执政党队伍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是否脚踏实地地为人民谋福利。
三、新时期党群关系面临的挑战
新时期党群关系面临严峻的挑战。民间组织的兴起诚然拓宽了党群之间交流的渠道。但另一方面，民间组织对政党领导力产生潜在的威胁。除此之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谣言快速散播严重影响政党形象，阻碍了群众与政党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民间组织兴起对党群关系的挑战
民间组织兴起对执政党最主要发起的挑战就是争夺群众基础。在西方已有成功的经验表明，民间组织是可以发展成为政党的。例如，绿党。绿党是20世纪才在欧洲成立起来的，它的前身是“绿党—生态协会”，逐渐由民间组织发展成为政党。从国内外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民间组织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执政党本身具有利益表达和积聚经营的功能，而民间组织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党的功能。在我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在各种行业内协调内部矛盾并维护本行业利益，甚至民间组织会向政党或政府施压争取政策上的倾斜。民间组织的兴起有助于政府减少对社会领域的干预，形成“大社会，小政府”的目标。但民间组织对群众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从而形成了扎实而良好的群众基础。一旦某个民间组织迅猛发展成为政党，那对执政党而言将会削弱其群众基础。在旧体制下，政党是群众同国家政权进行沟通的主要渠道。民间组织兴起之前，群众一般会选择向政党反馈信息和进行利益表达。但有了民间组织的存在，群众会主动向利益诉求相似的民间组织靠近，政党就有了不被选择的可能性。在我国，非政府的民间组织迅速得到发展，民间组织在协调利益分配，化解矛盾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群众中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民间组织的发展就意味着国家政治权威的下降，如何实现对民间组织的领导以及平衡民间组织的发展也是执政党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网络时代兴起，网络谣言阻碍党群之间的良好互动
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网络遍布在各个行业。信息传播能够准确及时地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互联网正对我们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信息化时代具有高效、便捷、迅速的特点，对党群关系也产生渗透性影响。新媒体，例如微博、政务公共平台、微信公众号的出现为群众和政党之间的沟通渠道提供了新的形式。且新媒体低成本快捷的特点使得民众操作便捷，提高了党群之间的互动频率。然而，互联网时代也给党群关系带来消极影响。例如，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被新媒体渲染、夸张和放大，甚至有的人为蓄意抹黑政府的谣言一分钟之内转发成千上万条，网上网下交织互动，对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影响。网民素质参差不齐，无法规避部分网民非理性政治参与造成的不良影响。有的网民容易受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容易形成实施网络暴力的“网络暴民”，扰乱正常的网络政治参与。网络参与中强大的舆情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政府或党委既要重视舆情，也要注意甄别舆情，不要被舆情误导，做出合理科学的判断。
(三)社会思潮多元化，为密切联系党群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阶层发生变化，中西方思潮积聚并发生碰撞。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党群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人民思想较之于之前普遍活跃，开始独立思考并评判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再趋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意识形态，“它的根本作用之一，就是它为政党活动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3］意识形态一直是政府用以引导社会增加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手段和工具。缺乏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群众对政党的政治认同，削弱了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局面正在对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发起挑战，各种思潮大量涌现使得人民思想比较活跃，对政治体系的判断也复杂多变。西方一些政党为了迎合社会思潮多样化的潮流，政策制定更具有包容性，不同政见的政党政策取向分野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方式对巩固群众基础固然有好处，但实质上却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有放弃政党指导思想的危险。
四、改善和巩固党群关系的路径
曾说过:“依靠群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党群关系关乎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是政党继续得以发展的基石。在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发展中，社会环境的变换给党群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改善党群关系首先要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加大反腐力度，以科学理论武装思想，促进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
(一)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党群关系和谐发展
邓小平曾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首先要完善党内民主制度，良好的党内民主环境才能增强全体党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提高政党队伍的战斗力，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党内民主不是一套空泛的口号，而是落实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制度。包括党内选举制度、党务公开制度、党内沟通机制等。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必须明确候选人选举资格、提名方式及选举程序，规范选举各项程序，扩大群众参选监督渠道。党务公开也是政党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必不可少的一环。明确政党政务公开的范围和内容，及时公开群众集中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创新党务公开的方式。党内沟通机制畅通才能保证党员充分的话语权，营造良好的党内环境。因为政党内部结构复杂，党员队伍相对庞大，成员之间价值取向、社会地位、利益需求存在一定差别。只有保证良好的沟通渠道，才能鼓励党员敢讲真话，讲实话，确保决策科学、规范。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才能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监督机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规范权力的运行，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政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一方面，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加大对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力度，防止滥权、越权，保证权力规范运行。另一方面，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预防腐败产生。
(二)加大反腐力度，构建良好和谐的党群关系
腐败会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是导致干群、党群关系日益紧张的毒瘤。腐败损害了政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使群众产生了对政党的不信任，动摇了政党的群众基础。预防腐败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权力来源于人民，更应该为民所用。政党的党员干部要使权责相统一，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不能利益面前往前冲，困难面前往后躲。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要慎重，防止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其次，要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用制度去规范和保障，特别是对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进行党内监督、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再次，要反对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对党群关系危害极为严重，政党内部贪腐严重，奢靡之风盛行，这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党员及领导干部必须从思想上纠正各种“官本位”思想，消除官僚主义作风。树立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的价值理念。最后，对待腐败必须严惩，绝不姑息。对待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坚决不能纵容，必须在法律上和纪律上受到严厉的惩治。只有坚定反腐的决心和完善反腐的措施，才能遏制腐败行为的产生，用实际反腐的成效取信于民。
(三)网络时代下做好群众网络政治参与工作
作为政党应该要适应社会潮流的发展，把握时代的特点，积极找好行之有效的对策。首先，运用网络平台做好群众工作。网络政治参与固然存在其弊端，但也不能视网络为洪水猛兽，而是应该借助网络平台了解民意、民情，增强与网民的互动交流。其次，要具有担当精神。当自媒体或新媒体报道负面新闻或群体性事件、公共突发事件时，政党不能避之不及，应该及时有效地站出来主动处理和应对各种网络事件。对待舆情不能一味地禁言、删帖，应该甄别舆情，提取关键信息，对待蓄意抹黑散布谣言者应当严肃处理。最后，加强网络平台的监管工作，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互联网是一种双向多渠道的沟通方式，打破了传统的交流方式。必须加强网络平台的管理，净化网络环境，为政党与群众搭建一个健康的沟通平台。
(四)利用民间组织密切联系群众
政党是连接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但有时执政党权力被夸大了，管理很多不该管的事情。久而久之，执政党权力出现了真空地带，缺少了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民间组织往往是不同利益阶层积聚在一起组成的联盟机构，与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可以利用民间组织去整合社会资源和加强与民众的联系。积极探索政党与民间组织沟通合作渠道，拓展政党与民众之间的交流和联系。这样，公民获得了更多表达利益和政治参与的渠道。执政党也实现了与民间组织功能互补，实现了社会整合的功能目标，达到密切联系群众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赵晓呼．政党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2］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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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殊．新时期党群关系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张希贤．群众工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6］［美］亨廷顿．会有更多国家变得民主吗?［J］．政治科学季刊，1999(2)．
［7］．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N］．学习时报，2010－09－06．
［8］戴立兴．影响党群关系的社会因素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8(4)．
作者:彭逸燮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