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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和早期领导者，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开创者。作为中国最早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知识分子之一，陈独秀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阶级斗争、政治、国家、政党等都有重要而精辟的论述，而且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体系，与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共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
［关键词］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陈独秀；历史贡献
2013年10月21日，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中强调：“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1］有关陈独秀对建党的重要贡献，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事实上，陈独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和早期领导者，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开创者，而学界对于陈独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贡献却研究较少。陈独秀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阶级斗争、政治、国家、政党等都有重要而精辟的阐述，而且初步形成比较系统、完整的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着重梳理陈独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指导思想、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等方面作出的理论贡献。
1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指导思想
陈独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首要贡献，就是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思想。首先，陈独秀较早阐述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1921年8月，陈独秀说：“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2］这些观点都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意。其次，陈独秀提倡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陈独秀认为，“‘学说’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的‘弊害’，而不是‘装饰品’”［3］。1922年5月，陈独秀概括了“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即“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4］。“实际研究的精神”即一方面要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重要的是运用理论去研究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弊病和问题，特别是经济政治状况。而“实际活动的精神”更为重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在陈独秀看来，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不能就理论而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化为实际行动，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接触唯物史观要比稍晚。至少在1920年5月之前，在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重要文章时，陈独秀还没有真正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是，1920年5月亦即“五四”运动一周年之后，陈独秀在的影响下，撰写了《谈政治》《社会主义的批评》等文章，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这些文章，不仅标志着陈独秀逐渐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表明他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思想。由于陈独秀在广大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故其影响还是很大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指导思想的贡献也不逊于。①事实上，正是由于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逐步在旧中国“生根发芽”。因此，尽管陈独秀、等人由于自身及时代的局限，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存在一些生硬和简单化之处，但已明确了唯物史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指导思想，开启了时代之先声。
2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阶级斗争、政治、国家、政党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诸多重要而精辟的阐述，且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体系。
2.1阶级论
陈独秀的阶级论思想是其政治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在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对无产阶级运动和革命有重要影响。第一，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解读与宣传。陈独秀从人类社会历史出发，解读了各个社会形态的阶级斗争，强调了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产物，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有新的形势和对抗对象出现，但究其实质还是一样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待阶级斗争。陈独秀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来说明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社会的必然性，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必然性，“到了有产阶级底生产力发展到了与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不适合的时候，社会制度就成了社会生产障碍物，有产阶级及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也是必然要崩坏的……有产阶级不但造成了致自己死亡的武器，还培养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5］陈独秀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简要解读，强调了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历史性和曲折性。第二，对旧中国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认为，“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6］在此前提下，陈独秀对当时的各阶级阶层进行了分析。一是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分为三部分。商业资产阶级“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遂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7］陈独秀认为工商资产阶级虽有懦弱心理，但迫于形势也能成为参与革命的力量，因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8］官僚资产阶级“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9］陈独秀认为官僚资产阶级是依靠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而发展起来的，思想守旧，内部等级森严，不愿也不可能参与革命，反而阻挠革命进程和事业，其实质就是反革命，所以必须打倒。“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而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阶级，“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10］因此，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革命的力量。二是农民。陈独秀深知农民力量的强大，但是“农民居于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11］陈独秀认为，农民一定是革命的重要力量，要想发动其参与革命，必须唤醒农民政治觉悟，唯有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三是工人。陈独秀具体分析了工人阶级的数量、思想、文化等方面，认识到必须用先进思想武装工人阶级，“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12］毫无疑问，工人阶级一定是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其深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革命的动力强劲。但是也必须注意克服工人阶级“易于决战的心态”，容易出现左倾冒进主义等错误，这对革命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工人阶级是必须发动的力量，首要做的还是唤醒其政治觉悟，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之。第三，必须通过阶级斗争获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但在当时资产阶级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斗争对象，“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13］。因此，“散漫的各个争斗是不济事的，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14］陈独秀关于国民革命的设想是有历史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2.2政党论
陈独秀有关政党的专题著作较少，多见于书信、演讲和有关国家或政治的篇目中，但对政党的认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研究还是较为深刻的，对当时的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有重要影响。首先，政党的产生及内涵。陈独秀首先明确了政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鲜明的阶级性，“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策略，非其比也。盖国家组织，著其文于宪法，乃国民总意之表征。于此等根本问题，倘有异见，势难并立。过此以往，始有政见之殊，阶级之别，各树其党。”［15］但政党之间有本质区别，“吾国所谓民党之别异于官僚党者，有一定义焉……即民党处国家急难时（若袁氏称帝之类），挺身负责，积极进行，时局稍定，则以不争政权为贵。”［16］在陈独秀看来，民党在关乎国家存亡盛衰的问题上必须当仁不让，必须拥护与自身意志相同的政府，也必须团结与本党意志相同的敌党，争取做到在最大限度上团结各阶级，从而共克时艰。但是其对民党的奋斗目标还不够深刻，表明时局平定后民党以不争政权为贵，这是保守退让的，也可能为后期犯右倾错误埋下了伏笔。其次，政党改造是政治改造的关键。陈独秀认为要割除弊政，必须从改造政党入手，“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底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17］虽然人民都活在政治中，但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太小，“所以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希望。”［18］因当时的政党不是政客、官僚把控，就是军人独裁，纵然有民主进步的党派，但内部也不免鱼龙混杂，况且各党派不能精诚团结，反而相互倾扎，甚至与外敌勾结祸国殃民。陈独秀将旧中国的三害概括为“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除“三害”必须“有相当的示威运动”，关键是“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19］所以，要解决旧中国的政治问题，发动广大群众参与政治是基础，着力解决政党的改造问题是重要途径，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关键。最后，要割除弊政，必须组建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鉴于旧中国鱼龙混杂的政党而导致的混乱不堪的政局，陈独秀认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党，发动革命，建立劳动者、无产者专政的政权，“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20］陈独秀先着重阐述了劳动者的地位，“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21］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地位卑，待遇差，觉悟低，针对这种情况，陈独秀在1920年五一劳动节《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中，号召广大劳动者要觉悟、要斗争，先从要求改善待遇开始，进而觉悟到要求管理权，最后他讲到，“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22］由此可见陈独秀对无产阶级参与革命运动和组建政党充满期盼。陈独秀从一个倡导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为目标的改良者，转变为了立志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者，他将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奉为格言，“想努力实行这些理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23］强调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和任务及其党员的党性，陈独秀认为，“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相互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在这条联合战线上，共产党有两大重大的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24］对于共产党员来讲，更不能谋私利，或畏惧不前，一旦发现，“共产党便应该立即驱逐这种的败类的党员出党而毫不顾恤。”［25］这些观点是陈独秀在建党第二年针对当时革命现状提出的，虽没有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但提出了各党派联合起来共同革命的主张，强调了在革命中共产党有监督他党和严格自我约束的义务和宗旨，这在当时是颇具进步意义的。
2.3革命论
陈独秀从世界着眼，比照法兰西、德意志、日本特别是俄国的革命运动来思考和探索中国的革命。首先，革命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顿变”的现象和重要推动力。陈独秀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强调“革命”在社会组织进化中的作用，“我们须知社会的进化，不是循环的或超越的，也更不是退后的；乃是依历史的阶段而进步，非速亦非迟，不过采用革命的手段而促其进化，或许能使他变快一些罢。”［26］其次，革命不光要革故，重在更新。陈独秀在给卓鲁的回信中说：“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中国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27］陈独秀认为，当时中国各种思潮涌动，有关中国如何革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纷争不止，而决定守旧或革新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抉择，“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28］再次，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陈独秀认为，“革命应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不应以武力暴动为特征……凡是一个革命家万不可误认革命之手段（武力暴动）为革命之目的（社会组织进化）。”［29］革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陈独秀在号召广大群众参与革命事业的同时也提醒人们要清楚革命的作用和意义。最后，只有坚决的革命无产阶级才能胜利。陈独秀认为，社会进化中，“力量用的最剧烈的就是革命。”［30］他批判了社会、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主张的非革命斗争方式，“共产党和社会是同样主张取得政权，所不同的，就是方法不同。共产党主张用革命方法，取得工人独裁的政权，社会主张用议会方法，取得工人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权，这是共产党和社会大不相同的地方。”［31］综上所述，陈独秀将“革命”奉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三大原则，强调革命必须贯穿共产主义事业的始终，认为革命的方法是“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的鲜明特色。现在看来，陈独秀关于守旧或革新的部分观点还有待商榷，因为这种结合未尝不可，西方的革命或者改革的方法和路径毕竟能为当时中国的革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而对于传统文化也不可全部否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可。因此既不可生搬硬套西方的法子，也不可袭用中国旧的法子，将二者巧妙结合最重要。从这一点上说，陈独秀的观点似乎将二者过分割裂，但是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上说，陈独秀得出这样的观点也是情理之中。因为当时面临着混乱的政治局面，各党派都抛出了自己的方案，学德国、学法国、学日本等等，无外乎全面西化、中体西用、沿袭旧制等方式，但是都因封建思想的残余而走向畸形，造成中不中、西不西的窘境，搞出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笑柄。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陈独秀发出对于“守旧或是革新的国是”问题是必要的，也是当时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
2.4国家论
陈独秀对“国家”的概念、内涵、作用、性质等有诸多论述，其中“国”的内容、“国”与“朝”的区分以及批判其他不科学国家论的思想和论述有较大启示意义。第一，明确“国家”的概念和内涵。经过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略，陈独秀才深知“国家”之精义，“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32］而国家的内容有三项，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主权。这三个基本要素是紧密联系的，缺一不可。然后，陈独秀对“国”和“朝”的概念进行了厘清，“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国字和朝廷的分别，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做亡国……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可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33］进而，陈独秀划清了“爱国”与“忠君”的界限，因为国人对爱国的理解始终与“忠君”挂钩，陈独秀想极力改变这种不正确的国家观，“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34］陈独秀着重批判了国人“忠君”即“爱国”、“朝”即“国”等封建思想，阐明了国家和爱国的真正内涵，启发了民智。第二，批判不符合当时实际的国家论。鉴于当时封建思想残余严重，且共和政体屡遭践踏，陈独秀认为，要建立新的国体，必须首先扫除封建思想，“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35］同时陈独秀旗帜鲜明地反对盛行一时的联省自治或联邦制的资产阶级国家观，“他们的联省论……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36］在对联邦制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陈独秀思索着新的国家观，“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37］陈独秀的“成立所有者以外的国家”着实发人深省。第三，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陈独秀深知旧中国资产阶级的强大，认为无产阶级只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扑和抵抗，“无产阶级革命后，若是不把这最大的武器拿在自己阶级手里，利用这最大的武器，彻底破坏资产阶级之根底，那资产阶级随时都可以起反革命，重复用这最大的武器压迫无产阶级。”［38］可见，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且需要牢牢掌握政权，从而完成由游民政治向职业政治的理想转变。综上所述，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指导，切中时弊地对当时不科学的国家观念、建设理论、改造理论进行了批判，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明确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张。
2.5政治论
陈独秀作为革命先驱，率先学习、树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积极思考如何打破旧政治，并通过革命实践来探索建立新政治的根本途径。首先，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陈独秀首先批判了广大民众对政治的冷漠，“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39］接着，针对无政府党人对“强权”、“国家”、“法律”和“政治”之间关系错误的认识，陈独秀说：“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40］所以“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41］陈独秀一方面强烈反对置政治于身外的超然政治观，也严厉批判了“去政治”的空想政治观。紧接着，陈独秀认为必须用“强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认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因此“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42］可见，陈独秀较早地树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观。其次，打破旧政治。陈独秀早期特殊的历史年代，决定了他对现实政局的深恶痛绝，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主义、军阀割据、，主张以阶级斗争方式进行政治革命，并对中国革命的步骤作了大胆的设想。一是打破封建军阀的武力政治。陈独秀认为旧中国政治纷争的根源，是军阀割据，“此种武力政治倘不废除，不但共和是个虚名，就是复辟立君也没有办法。”［43］二是抛弃思想。陈独秀分析了德意志和日本的统一之路，对比旧中国的各派军阀和势力，认为当时中国无一党派能统一全国，况且各派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又相互倾扎，因此主张，“一碗饭要大家吃，若想一人独吃，势必大家争夺，将饭碗打破，一个人也吃不成！”［44］陈独秀认为各派应停止“窝里横”，一致对外，放弃的幻想。最后，建立新政治。陈独秀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也在思考新政治。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讲中，他先介绍了各国政权转变的趋势和类型，然后结合中国国情指明了新政治的历史方位，还设想了新政治的组织形式，即行政委员会、议会和法院，并且对新政治的实质进行了说明，比如，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婚姻，有绝对的自由权利；中央地方权限的规定；经济制度的规定。这些都是提纲挈领的概括，但显示出了新政治的实质，陈独秀说：“新的政治比起旧的政治来，最大重要的理想，就是没有职业的人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就是拿现身从事农工商业务及劳动者执政———即职业政治，来代替贵族、军人、官僚、政客等无职业者执政———即游民政治。”［45］陈独秀希望广大劳工能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用劳工专政的职业政治代替不懂政治或者以政治为幌子进行专制统治的游民执政。上述这五个方面是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的主要部分，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属于政治主体和政治发展的范畴。尽管陈独秀没有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专著，但他对政治学中诸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革命、政党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作了深刻论述和发挥，提出和初步回答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陈独秀的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思想是各部分都紧密联系的逻辑整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3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陈独秀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实际问题的政治学家之一，这都直接体现在其政治学思想和革命实践中。
3.1坚持唯物史观
陈独秀深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在《马克思学说》中专题解读了唯物史观，在《答蔡和森》的回信中写到，“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46］且特别注重社会进化中革命的力量，认为革命是社会形态变迁、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3.2坚持科学的实践论
陈独秀深知实践的重要性，他厌恶整天坐而论道的人，在《吾人最后之觉悟》《劳动者底觉悟》《敬告青年》等篇目中始终强调民众要在政治觉醒的基础上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及时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后再投身实践。同时，陈独秀认为必须历史地看待革命运动，表明革命不可一蹴而就，即使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仍需与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斗争。
3.3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学说
陈独秀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思考和探索革命实践，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具体分析了各阶级的特点、局限以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论述了革命的历史方位、任务、对象、动力、实现途径等，从而深刻影响并推动了革命运动。
3.4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陈独秀目睹了太多老百姓的疾苦，通过《贫民的哭声》《老爷们的卫生》《贫民窟》等诗歌和散文，讽刺当时悬殊的贫富差距，在同情广大无产阶级的同时，也认识到了无产阶级潜藏的巨大力量，因此他深入群众，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等演讲，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投入革命事业。
总之，陈独秀在“五四”前后和建党前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的角度上看，陈独秀和一样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
作者：高宇 张世飞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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