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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课题与自然科学的“本土化”课题不同。自然科学，比如医学、生物、地质等学科的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是对象与议题的“本土化”问题，而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对象与议题的“本土化”，还有方法、概念和理论的“本土化”。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是要强调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王惠岩指出:“政治学研究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政治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的现实需求，脱离了社会需求就会导致政治学研究的空洞化。”他接着指出，“有些学者热衷于西方理论研究，习惯于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价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方向就是错误的”。朱光磊也表述过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政治学界在介绍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时，试图“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但在建构的过程中出现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简单地移植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倾向，而对中国的现实问题缺少关注。”可见，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范式所存在的缺陷，并积极地呼吁构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具体而言，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王浦劬指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结合时代精神，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进行贯通性的分析和研究，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形成的经验，加以认真总结，并把它们上升为政治观点和政治理论。”朱云汉认为政治学“本土化”不仅仅是方法层面的创新，还包括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王绍光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入手解决本土化的问题，他还指出对西方学界提出研究问题和基本预设的质疑。就政策科学而言，对于如何构建其“本土化”理论，徐湘林提出了三个层面的要求，他认为应在价值伦理的取向范围内，对政治实践进行经验性研究，进而提出方法与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对于政治学“本土化”理论构建的目标是什么?“华人政治学者如能在本土研究的理论的创设上，不局限于本土政治生活关系的解释，而能扩展至西方，对西方理论有所匡补，或是进行比较研究，并在同异的观察上获致具更高层次的理论解释，这对整体政治学的探究定会提供前所未见的卓越贡献。”这是胡佛对“本土化”理论构建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和期许，即不仅仅停留在对政治现象的本土观察层面，而且还包括比较研究，或更抽象意义的更高层次的理论贡献。除了经验层面的观察，在规范研究方面，萧高彦提出政治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在于以既有华人社会之公民意识为起点，建立一个可以与极端的民族国家论述相抗衡的民主理论。同时，理解现存之政治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的优缺点及其历史根源后，选取恰当的思想史资源，并提出规范性的政治理念或价值。”综上所述，政治学界的学者从学术研究的各个角度，如“本土化”构建的概念创新，对研究问题的辨析、理论假设的提出、分析框架的选定、研究方法的创新，“本土化”构建的逻辑层次及研究目标、要求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如何进行构建?或者说，中国政治科学理论构建的路径是什么?对此，学界尚未有专门的研究。这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本土化”概念溯源
“本土化”(localization)概念最早被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指的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本土化的策略。“本土化”一词被用于社会科学之中，指的是在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运用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当地的现实情况，要充分考虑到理论的适用情况，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加以改变或修正，增加其解释力，甚至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框架和范式。我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可以溯源到“西学东渐”时期。作为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科学从西方引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相伴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实践中对西方理论体系的消化吸收并要求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新。可以认为，关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论题，在包括两岸三地以及西方国家的华人社会学圈，己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讨论。如前所述，从整个社会科学学术史来看，“本土化”乃是一个用法极为多样的范畴，既可以用来指西方社会科学制度和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也可以指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理论在本土语境中的修正或者转化，还可以指那些本来就发自本土文化的社会研究和理论成果。关于“本土化”问题，既可以指理论层面上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倡导和思辨，又可以指那些实质性的有“本土”创新的社会研究。而在当前的学术界，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日渐强大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有更多的学者提出，要实现民族的文化自觉和独立，就应该注重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并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
三、“本土化”的构建:范式的转移与四个发展阶段
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构建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范式转移的过程。联系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恢复学科建制后，在一段时期内，曾大量地引入和介绍西方的经典学术著作与理论观念，这段时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是在西方政治理论的范式下对中国问题进行讨论，可以看作是新范式的早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有学者开始进行关于中国本土政治现象与问题的理论构建，比如“群众路线”、“增量民主”、“干部公选”、“压力型体制”、“党内民主”等等本土的政治现象。还有学者从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区域研究的理论视角和通则式研究的理论视角对中国本土政治现象进行理论建构。总的来说，政治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四个不同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层次，即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区域研究理论框架和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四个理论框架的层次并不是彼此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当然，有些理论的提出是涵盖了不同的层次。这既符合库恩所说的范式转化，也符合理论构建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发展规律。
(一)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
所谓“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通过对于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单个现象进行观察①。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个案研究可谓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对中国政治学理论进行本土化理论构建的尝试。“群众路线”、“增量民主”、“干部公选”、“压力型体制”、“党内民主”等这些都是本土的政治概念，都是对中国本土政治现象所做的分析与理论构建。对于“群众路线”的分析，余逊达主要将党的群众路线和党注重运用全球视野去整体性处理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他认为这对于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兴衰成败和当前实行的治国理政的思路，尤其是对于当前在全球化条件下理解党如何建构和发挥领导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俞可平对“增量民主”的研究分析了增量民主的意义、要点和目标。俞可平认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在观察“干部公选”这一政治现象时，陈家喜认为干部公选的出现不仅预示着干部选拔方式的重要转型，也意味着干部选拔标准的重大变化，分析干部公选的发生与演进，意义与缺失，有助于把握改革以来执政党对精英录用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背后执政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与调适。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政府运行，是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关注的焦点。“压力型体制”是尝试描绘这一问题的一个视角。杨雪冬认为“压力型体制试图描绘出中国各级政府在各种压力的驱动下运行，从上而下的政治行政命令是其中最核心的压力，这种体制的成因是传统的动员体制在市场化、现代化新背景下的变形。”王长江探索了什么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如何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探寻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之路。上述学者对于中国本土政治中的特有现象进行分析和讨论，提出了对于这些现象的独特解释，同时，也指出了这些政治现象与整个中国政治改革的联系，这就是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对构建本土政治理论框架的学术努力。
(二)比较研究理论框架
所谓“比较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从比较视角对中外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理论建构②。中外政治现象比较研究，是这四种理论视角中最常见、成果最丰富的学术视角。两国之间的比较，尤其是最相似的比较设计，是比较研究中流行的研究视角。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比较。关海庭、刘莹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俄做了比较，认为虽然两国的政治发展都有确立和巩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共同特点，但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两国形成了完全迥异的民族性格，导致他们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不同，宗教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也不同，在此基础上形塑了各自的政治文化。其根源在于两国对待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根本差异，这也是两国在政治发展中选择不同模式的根本原因③。另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和欧洲做了历史的比较。王国斌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集体行动三个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两个过程既是近代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两个过程，同时由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扩张，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性的过程。具体来说，王国斌不仅从经济发展的动力视角研究经济变化，也从欧洲武力威胁中国统一前后中国和欧洲政治的历史环境的变化来分析国家的形成，还从政治与民众反抗的视角分析集体行动，并对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叛乱和革命的内在逻辑与环境展开分析。从上述文献中，我们可知，关海庭与刘莹从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入手，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比较，认为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性造成了中俄两国社会转型的不同模式。这种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对于我们思考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如何从传统政治文化中吸取有益成分，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地推进和深化社会转型等重大问题有重要的启迪。王国斌在中西比较史研究中对中国与欧洲经济、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做了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希望能对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诸种动力，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他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或者说，依照西欧的历史变化规律来观察中国的有关变化，由此来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比较研究。
(三)区域研究理论框架
“区域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通过区域研究的视角，对中国与区域内的不同国家进行观察，比较这些国家政治现象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从而进行理论构建。与中国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的区域研究是东亚模式②。很多政治学学者对此展开分析。杜维明等人都认为，由于儒家思想包含着有益的成分，因此他们完全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并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霍夫亨兹等人认为，东亚社会在各个方面存在的相似性促进了东亚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学者赤松要等人甚至提出了“雁行发展模式”。从东亚地区的区域研究视角，我们可以找到其对中国问题的启示，也可以为构建中国模式的理论框架做出有益的贡献。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与其它国家相比，有什么样的相同点和独特性?中国在今后的“雁行发展模式”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从区域研究的视角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对中国政治发展问题所做的理论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
“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尝试摆脱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的影响，建立一个既可以解释中国又可以解释其它国家，甚至包括西方国家的政治现象的理论框架。作为理论框架的最高阶段，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构建的一个层次。任何一个理论的内涵与外延都是存在张力的。对于通则式研究框架，学者需要有更高的学术研究视角和更远大的学术抱负才能构建。对于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的搭建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徐湘林关于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以视为通则式理论构建阶段的一个研究实例。徐湘林从历史比较和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变化，指出国家治理是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来对社会实施控制与管理的过程。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是基于对中国政治实践的实证观察而建立的，同时，这种理论构建也可以用于解释其它国家的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可以视为是力图建立超越西方政治理论命题的通则式理论的尝试④。从上述可知，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的学者在观察中国政治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中国现实的政治理论。当然，对于“本土化”理论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分不同的阶段进行的。对于政治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四个不同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层次，即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区域研究理论框架和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对“本土化”理论路径构建的一种探索和观察。
四、结论
对于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是目前中国政治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从库恩的“范式”转化角度看，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本质上是一个新的“范式”构建的理论追求。对此，我们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区域研究理论框架和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外国学者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总是不能摆脱其意识形态的框架，这是中国政治学者探讨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原因。总的来说，对于“本土化”理论建构的路径探索是对“本土化”理论建构的一个学术努力，因为这个努力既包含中国政治学界对于更大范围的政治理论的学术追求，也包含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现实需要。
作者：岳春颖 王大鹏 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