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议政治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发展趋势，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本土化
相对于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来说，政治学自身建设中的本土化就是中国化。中国政治学（“中国政治学”指的是政治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说在不同国家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是唯一的）的理论源头大概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留下了大量的政治学遗产，但并没有孕育出近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19世纪中叶，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开始流入中国，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始终处于翻译和介绍西学的“拿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过程中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也不允许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政治学走上了恢复和重建之路。纵观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治学既不能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中生成，也不能从西方照搬或移植过来，而是要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摒弃中国传统落后的观念，逐渐使政治学本土化。
多年来，我们虽然一直在努力探索政治学的本土化，但由于西方强势话语的“搅扰”，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目标始终没有实现。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伟大试验场。对于中国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一种新的奠基性解读，而这种解读只能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这就更彰显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作为中国本土的政治学，它“必须能够正确描述并科学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政治生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但也必须承认，关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也只是政治学本土化的一个层面而已。
政治学自身建设中的本土化并非要将视角局限于中国，放弃对外交流。恰恰相反，中国政治学应该制定走出去的战略，逐步将中国政治学的本土性和原创性成果向国外推介，同时加强对政治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以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在吸收西方政治学先进成果的同时，要有清晰的本土化意识，要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全人类的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并能够把这种思考的结果上升到理论性层面，即“要有意识地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新的关键词、概念体系、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将中国人看中国和世界的心得与各国政治研究者共享”?。
因此，政治学本土化绝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强调政治学理论的建设与研究方法的选择要关注中国的政治实践，尤其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实践和发展，以此确立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路径，避免陷人全盘西化的误区。综上，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本土化即中国化，是以中国政治文化资源的研究为依托，从中挖掘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政治理念，以中国学者科学的创造性思维建构中国的政治学学科范式。其根本宗旨是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一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范式的建设，另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我、观察世界，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学学科的重建。
在欧美各国，政治学已是理论成熟、体系完整的独立学科。而在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创建中国自己的政治学学科范式，就必须借鉴西方各国政治学巳有的理论成果，这必然涉及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问题。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不是二律背反的关系，只有二者的和谐发展，中国政治学才能尽快跨越介绍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改变当前理论研究中“西主中附”的格局，才能为世界政治学研究提供属于中国的实证材料，主动将西方政治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之中，并从中培育出中国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涉及到政治学国际化与本土化如何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发展并非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扬此抑彼，即避免或坚持国际化的唯科学化、客观化，或坚持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倾向，而是走向二者的统一，超越两种模式的自溺和封闭，坚持把国际化、本土化作为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两种互补性旨趣，也就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共生。目前，在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中不乏带有普适性的西方政治学理论，但明显缺少具有世界价值的本土理念。中国政治学能否有普适性理念，如何把具有世界价值的本土理念推向世界，即如何把中国政治学推向世界，把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学者研究世界的成果推向世界，需要深人挖掘中国的政治文化资源。
众所周知，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创立基于西方的文化土壤，同样，政治学理论之中国范式也应该基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如“民本”、“和为贵”等理念。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不仅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理论的知识谱系，同时也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和选择。不仅如此，历史上的中国也不乏普适性的话语体系，譬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数千年一直就是东亚世界的普适性话语。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阐释，以儒学的内在脉络作为建立普适性话语体系的依据，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与西方政治学概念的部分对接，重建中国的政治学。进而言之，就是在西方普适性与东方普适性之间寻求融合与折衷。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代中国也不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话语内容，如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等。但不容否认，这些话语首先不是来自于学术界的思考。由于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西方相比在总体上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政治学界的主流话语都是西方的，几乎没有一个核心概念是“中国”的。中国政治学界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概念和话语，而极少输出我们自己原创而富有影响力的概念和话语。与中国经济对外大幅“出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政治学界在与西方的交流之间存在严重的话语“逆差”。因此，中国的政治学重建有赖于中国政治学界提出一种新的政治准则和规范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判断某种话语是地域性的还是世界性的，主要看它能够为多少国家所接受。因此，要向世界贡献普遍性的理念，我们就不能一味地强调中国特色，因为中国特色意味着这些话语只适用于中国，而难以向世界其他国家普及。也就是说，中国提出的话语应当是基于中国经验而具备的世界价值，即中国本土化与国际性的结合。
总之，政治学自身建设中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和谐共生，就是在创建中国本土政治学的同时，适当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合理之处。我们可以质疑西方政治话语的不合理之处，但不能否认西方政治话语总体上仍然能够契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因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与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相结合，是中国政治学范式形成的最佳路径。
作者：谢桂賴 单位：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