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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政治精英的选拔任用以公务员考试制度为标准，但政治精英却贯穿于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之中。通过探讨中国政治精英的主要历史形态，可以发现传统精神对于现实有重要的启示，能力和品德是政治精英的两翼，选拔范围的广泛是政治精英的合法性所在。探讨历史上的政治精英，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发扬和经济的发展壮大，有利于民族复兴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政治精英；能力；现实意义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延续到现在，政治实践催生出无数的政治智慧，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探讨传统政治精英的三种最主要的形态，并指明其内在逻辑性，有利于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有利于深入看待当前的问题和不足，也有利于看到中国模式的好处，这种探讨极具现实意义，下面逐步展开论述。
一、精英的意涵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态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l）在其早期代表作《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中，紧密联系历史和现实事件，采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经验理论，提出“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权势人物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们。可望获取的价值可以分为尊重、收入、安全等类。取得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elite）；其余的人是群众”［1］。这样的区分似乎过于简单化，但是突出了“精英”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有关政治精英的研究虽然是近期才逐渐增多，不过政治精英其实贯穿在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形态。
（一）部落推选的政治精英
尧、舜、禹时代是我国的部落联盟时代，那时候的首领由推举产生［2］，其精英味道最为浓厚，因为这样的首领不只是政治上的，还是知识上的，《尚书》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3］，师其实和知识有关，上古时期人对自然的认识处在很低的水平上，精英的知识就囊括了各个方面，并且在各个方面都是优秀的，虽然是推举，其实也要披着一层“天命”的外衣，另外这种精英政治其实是考虑到群众的，同样出自《尚书》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说明群众需要和群众意见能够左右天意，其实也就是说群众意见影响到权力的获得，群众意见是精英产生和获得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原始时期的精英产生机制的核心精神被保留在《尚书》中，并影响到以后的中国政治。
（二）贵族、门第制度下的政治精英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涉及到中国历朝历代的精英选拔制度，比如夏、商、周时期盛行世卿世禄制［5］，这自然是一种贵族制度。尽管秦朝是按军功授爵，打破了贵族世袭爵位制，两汉有察举制、征辟制，后来演变成九品中正制，这一项制度自不必说，即使是军功授爵之人，战争结束后也是贵族，两汉也还有分封，其实贵族制度是从夏朝一直延续到隋朝的，贵族本身所受到的教育和享受到的资源能使其成为精英，贵族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更是精英。但由于贵族精英制缺乏奖励机制，而且覆盖面很低，因此有很多弊端，衰落在所难免，于是过渡到第三种。
（三）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精英
自唐朝开始，评价精英的标准由家世、财产、门第逐渐过渡到才学。人口逐渐增多，文化也逐渐灿烂，贵族统治已经不能满足经济、文化继续发展的需要，又不可能学习原始时代人数较少时的推选，而且也需要一套客观可操作的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科举制度给国家选取了大量人才，其有效性、先进性促使它一直持续到清末。前两种形态是无字的考察，有时候也不需要考察，到了第三种，终于出现了有字的考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典范制度，正如贝淡宁所说：“在皇权时代的中国，贤能政治依靠科举制度使优胜者博取功名与权力的途径制度化。”［6］这三种形态是历时的，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线索，即原始部落认识有限，优秀的精英能够带领部落中的群众对抗各种风险，提高协作，发展文化，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便会促使权力欲在人内心产生，也使贵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经过了非常漫长的实践，才过渡到选择精英范围更加广泛、标准更加科学的科举制度。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比第二种更注重能力，推选和科举也都能选拔熟悉社会政治状况的人才，都具有贤能色彩，第二种则容易脱离实际，这种形态的精英可能不了解民间疾苦和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
二、政治精英对当代的启示
虽然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总结政治精英的历史形态，透视其内在精神对当前选拔精英、促进社会进步有重要的启示：
（一）采用公平、公开的方式选拔精英，吸收一切有益养料
由于精英在某些领域有出色的表现，整体素质和能力上也会出众，然而我们不能只是从感性上来判断谁是精英，谁不是精英，而是应该具有一套相对客观有效的评价机制，比如有字的考试制度。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就是一种选拔制度，公务员的录用是通过公平公正的公务员考试，其侧重于考察考生的政治敏感度、政策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注重德才兼备，我国普通的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国家的公务员考试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成为国家的政治精英［7］。这样虽然做不到把所有精英网罗殆尽，但是经过选拔的队伍不仅在政治上可靠，其较低的录取率也保证了其精英属性。在公务员制度之外，张宏伟还考察了“乡镇干部”“领导职务”等的聘任［8］，其实村官考试制度也是一种选拔精英的辅助手段，村官的具体管辖范围很小，但是面向大学生选拔，不得不说也是一种精英选拔。今天已经没有古代那种“乡贤”，但是还存在对乡村情况熟悉的、有一定威信的、能识字、有较多思考的村民，说他们是精英可能言过其实，但是相对比较优秀，而且他们也是群众，村官在处理具体村务之时，能多听取群众尤其是有代表性的优秀群众的意见，有利于促进乡村和谐，村官选拔制度其实是对精英考试制度的一些有益补充。
（二）注意选拔范围的广泛性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不论出身，不论贫富，平民、商人、官宦子弟等等都可参加。为政府从民间选拔政治精英，科举制经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层层选拔，保证政治精英的质量。我国的高考制度基本上也没有限制，而公务员选拔基本上是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高考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的结合，其实已经注意了有效性和广泛性的问题，只有具有广泛性，才能有利于调动全国有志之士和饱读诗书的英年才俊的满腔热情，同时有利于发掘出更多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其实考虑到广泛性，还可以逐步解决高考地区不平衡问题，并且增加部分任务繁重的公务员岗位，这样就会使精英选拔更广泛和合理。
（三）突出能力，重视品德
原始推选和科举选拔都是突出能力，同时重视品德的，后者则对品德的重视程度恐怕还要更高，虽然是考试，其实考生平时要受品德教育，也会受到舆论影响。而贵族、门第制度下的“精英”主要是看出身，可能会失去能力属性和品德属性，使“精英”变成口号而丧失其优秀的本质，在选拔的时候要去伪存真，能力、品德是考察精英的重点。我们也要坚持发展的观点，选拔出来的精英不继续学习可能也会落后，所以在选拔以后，也要有配套的考核制度，并且有顺畅的监督机制来规范精英，能力与品德考察应该贯穿在精英选拔和使用的全过程中，它们是精英的终身的核心属性。
（四）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
“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是我国一直以来提倡的原则，精英要从整体上考虑问题，并不是脱离开群众的一个独特的自我欣赏的阶层。无论是部落推选还是科举制度选拔，都是从群众中来，这些从群众中来的精英要多为群众考虑。在理念上，要考虑到一个政策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是否能带来善意的引导，而且要辩证地来看待精英和政治的关系，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论政体》）之说就看到了两者的紧密联系，精英和群众两者的关系不能是相互脱离的，而只能是相辅相成的，精英从群众中来，代表了群众的一些利益，替群众行使一些权力，如果丧失这些，精英便会成为无源之水。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精英应当聆听群众呼声，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要畅通联系群众的渠道，建立方便群众反映问题的制度和平台。第一时间听到群众的声音，处理起问题才能有针对性，提高施政效率。唐初名相房玄龄，18岁时考取进士，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出生入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力戒骄奢淫逸，不忘维护群众利益，以期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定。我国从古至今对于政治精英的要求就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稳定和谐。
三、吸取政治精英精华成分的现实意义
接受传统政治精英的启示，吸收传统政治中的智慧因素，具有如下三个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民族复兴
政治精英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主流力量，本身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公开选拔、注重才能等因素是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在进行民族复兴的时候，吸取过去的有效因素，更容易被现代人接受。从大方向上，民族复兴可分为文化上的和经济上的，立足于传统，结合我们所面临的具体环境，才能创造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化，群众是文化产生的优良土壤，但是精英在文化的产生、总结、提炼、记录、推广等各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离开精英，文化无法得到升华和深入发展，中国传统精英政治时期，甚至包括贵族门第时期，政治上的精英同时是优秀文化的代表，吸取过去的成果，挑选精英时有相应的文化标准，文化滋养精英，精英守护和发展文化，才是继承和复兴最有利的保障。中国古代在长时间内不太重视经济，过去是以农业立国，现代环境下则需要考虑科学创新，其实发达的经济，尤其是创新主导下的经济，能促进文化的繁荣，提升人文水平、道德水平，这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创新经济要成规模，实体经济要占据重要地位，这两个方面哪一个也离不开精英，由偏重文化转变成容纳经济和科学，是现实需要也是复兴的表现与保证。
（二）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儒家产生以后，中国的精英开始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影响，这种人文精神倾向于社会、人群，很少去关注资源与环境，与流行的“可持续发展”观念非常契合，除资源、环境以外，与群众的相辅相成促使精英面对社会现实问题，人与资源、与环境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态势，这也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抓住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政治智慧被历朝历代的现实所证明，自古至今的精诚团结和突出重点，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还能不衰落，这是政治精英促成的可持续发展的结果。吸取精英思想和精英体制的精华，在民族复兴的同时，给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
（三）给人类社会带来制度贡献
熊玠说：“中国模式的成功靠的不仅仅是制度建设和其显性因素，而更重要的是那些隐性和非明显因素的配合和支持。可以肯定地说，几乎所有的非显性因素都是无法自我复制的，而这些隐性因素能否在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变迁中继续发挥作用也不得而知。”［9］中国模式的实质是吸收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合理成分，面对中国当代的实际情况，树立共同目标，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起核心作用的因素是精英意识和优先突破机制，比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这种核心精神起到了作用。不过，要使中国模式一直持续下去，还需要吸收传统政治精英中的公平思想和人文精神，这样，抓住核心之后，其他非核心的显性因素以及隐性因素，即使将来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也不影响中国模式的成功。以中国精神为主体，吸收大量传统中的优秀内核，借鉴外来合理成分，面对中国当前问题，考虑可持续的将来需要面对的新情况，改进制度，充分考虑经济、人文等因素，发挥政治精英的长处，避免其偏颇，不仅能促进中国发展，还能给世界文明树立起一种制度典范。总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没有死亡，一些因素还在起作用，也还有值得我们主动去吸收的东西，政治精英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面对问题的时候，纵向思考有时候比横向的对比带来更多启发，在拿中国和当代世界其他地区相比的时候，也要把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看成一个延续的整体，优先考虑传统资源，解决自身问题。当然，其他国家的优秀因素也有值得我们去吸收和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M］．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
［2］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2．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31．
［4］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99．
［5］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4．
［6］贝淡宁．贤能政治是个好东西［J］．当代世界．2012（8）．
［7］张宏伟．公务员聘任制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建构［J］．中国行政管理．2014（3）．
［8］熊玠．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M］．李芳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151.
作者:程向仅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