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书业与古代远程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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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书业与古代远程教育研究

佣书业是指在我国古代贫穷读书人,为了维持生计,利用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及一手漂亮的书法,受雇于人,专门抄书以获取报酬的一种职业。佣书业是古本时代的一种非常独特的职业,它对我国古代社会图书资源的复制,图书的流通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佣书业对图书复制和流通影响深远,对古代的教育,特别是远程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拟以佣书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佣书业对我国古代教育,特别是远程教育的影响。希望对厘清我国古代远程教育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我国古代佣书业发展概况

佣书业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并非是书籍出现之初便应运而生的,它是随着教育不断发展,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一种职业。佣书业具体出现的时间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汉代,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受诏对当时国家收藏的图书进行整理,聘用大量读书人对上万卷图书进行抄写、归类,便出现了佣书业。但有学者认为,汉之前便有佣书的记载,《太平御览•王子年拾遗记》记载:“张仪、苏秦二人同志,遂剪发以相活,或佣力写书。”认为佣书业应产生于战国时期。笔者赞同汉代说,原因为:《太平御览》是宋太宗时期编修的一部类书,其与战国相去一千余年,史料的真实性尚需考证,且即使是苏秦、张仪确实曾佣书,也仅是他俩的个别行为,自此至西汉时期再无他人佣书记载,因此不能算此职业出现的标志。至西汉成帝时期,正史记载刘向、刘歆父子雇人佣书,为信史,且当时上万卷书的抄写工作不可能仅雇佣区区几人就能完成,佣书人数量应该较大。自此条记载后,史籍中便频繁出现佣书的记录,可见,至此佣书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在当时社会司空见惯。佣书业自汉代出现直至清代一直存在,为了便于梳理,本文笔者以时间为序,按时段叙述。

1.两汉时期的佣书业

如前所述,我国佣书业出现于汉代。早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便订立了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除致力于恢复因多年战争凋弊的社会经济外,还努力恢复秦朝“焚书坑儒”所破坏的文化教育事业,针对“焚书坑儒”后书籍欠缺的现实,政府广开献书之路,书籍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直至汉武帝时期,国富民强,书籍收集工作也成效卓著,但当时缺少整理,以致“书缺简脱”,武帝便“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开始设置专门管理图书及抄写图书的官职,这应该视为官府佣书的萌芽。至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以政府的名义雇人抄书,是继武帝时整理图书后,又一次更大规模、更系统的图书整理工作,当时为了弥补人员不足的问题,聘用了大量读书人佣书,真正开启了官府佣书的先河。官府佣书是佣书业早期的一种类型,是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私人财力不逮的情况下,以政府雄厚的财力为凭借,出现的佣书类型。东汉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班超年轻时,“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可见,官府佣书在当时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职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至西汉末年,除官府佣书外,还出现了私人佣书。《后汉书》记载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当时卫飒尚是太学生,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利用自己的读书人身份,替人抄书取酬,维持生计。《拾遗记》记载了东汉安帝时,贫寒读书人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美于形貌,又多于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康,九族宗亲,莫不抑其衣食,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王溥不但相貌出众,书法也非常好,故在市场上摆摊佣书能够发财致富,也表明当时佣书业兴盛。

2.三国至唐代的佣书业

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使纸张逐步普及,逐渐取代了之前的简帛,成为主流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革,给写本时代图书复制带来了巨大推动作用,佣书业也逐步步入繁荣期。此时,官府佣书不再是主流,私人佣书大放异彩。在此时的史籍资料中,私人佣书的记载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三国志•阚泽传》载阚泽“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南史》载庾震双亲病故,无钱安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此处“赁书”即佣书,由于为获父母安葬费,庾震佣书太多,以至到“手掌穿”的程度。在这段时间的史籍中,尤以《魏书》《梁书》中记载佣书最多,据笔者统计《魏书》中记载佣书者有崔亮、崔光、房法寿、刘芳等人,《梁书》中记载佣书者有沈崇縤、王僧孺、朱异等人,表明此时佣书业繁荣的局面。正因为此时佣书业的兴盛,书籍复制速度非常惊人,《梁书•刘孝绰传》记载刘孝绰的文章很受时人喜爱,“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梁书•萧秀传》记载刘孝标成《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陈书•徐陵传》载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隋唐是继东汉后再一次统一的两个王朝,此时科举选官大行其道,通过读书步入仕途,享受荣华富贵是当时人普遍的价值追求,读书成为当时人的共识。此时的佣书业比三国两晋南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时期佣书业的记载,除了正史外,当时诗人的笔下也有大量记载。唐人窦群在其《初入谏司喜家室至》中写道“一旦悲欢见孟光,十年辛苦伴沧浪。不知笔砚缘封事,犹问佣书日几行。”。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宣城赠萧兵曹》写道:“赊酒不辞病,佣书非为贫。”,在另一首诗《奉送中丞姊夫俦大理卿出镇江西叙事书怀因成十二韵》写道:“佣书酬万债,竹坞问樊村。”。白居易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写道“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布裙行赁舂,短褐坐佣书。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余。贵贱与贫富,高下虽有殊。”都出现了佣书者的身影。这一时期佣书业兴盛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新的佣书类型———寺观佣书。所谓寺观顾名思义是指佛寺和道观,是对佛教和道教的称谓。我们知道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发端于战国时期的道家,而佛教是传自印度的宗教。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已有定论,为东汉时期。三国以后,由于分裂割据,社会动荡不安,信奉佛教的人数剧增,佛教得到大发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对此时佛教兴盛的描述。由于佛教大行其道,信众不断增加,对佛教经典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而此时,不论是佛寺或道观都有大量田产,经济实力雄厚,它们雇佣读书人抄写经卷,遂形成佣书业另一种类型寺观佣书业。关于为寺观写经卷最有名的为“白鹅换经卷”,道士利用著名书法家王羲之酷爱白鹅的特点,养了一群白鹅,以鹅易王羲之写经卷。《魏书•刘芳传》载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旧唐书•王绍宗传》记载王绍宗“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净自守,垂三十年。”。像刘芳、王绍宗都是为寺观写经卷为生,特别是王绍宗更是从事这一行业30余年。

3.唐以后的佣书业

唐代中晚期出现了印刷术,但当时由于技术原因,仅仅印刷历书及经卷,这对佣书业的冲击并不大,佣书业在此时繁荣未减。但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至五代十国时期,开始用印刷术印制四书五经等经典,对佣书业的影响开始显现,但佣书业并未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就宋代而言,印刷术用于印制儒学经典后,儒学经典逐步完备,但文献资料依然频频出现关于佣书的记载。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仲简“少习明经,以贫佣书大年门下。”,宋洪迈《夷坚志》甲卷四载刘十二“鄱阳城民也,居槐花巷东,以佣书自给,为性倔强。”这足以说明,印刷术虽然使书籍复制效率有大幅度提高,但并不能完全满足当时社会的巨大需求,仍需要佣书业作为必要补充。即使到了明朝,政府在修订《永乐大典》时,依然征召100余名善书者,利用6年时间抄写《永乐大典》22877卷,一亿七千余万字。

二、佣书业影响下的古代远程教育

1.书籍易于获取,有利于古代远程教育发展

如前所述,两汉时期读书人对书籍渴求强烈,佣书业先后出现官府佣书和私人佣书两种类型,随着书籍数量的不断增加,出现了靠贩卖书籍为生的行业。《后汉书•刘梁传》载“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随着贩卖书籍的人越来越多,在读书人聚集地洛阳太学附近出现了图书市场“槐市”,据《三辅黄图》记载在当时洛阳:“去城七里,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纪传书记、笙罄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槐市就是当时的书肆。书肆出现前,读书人获取书籍的途径只能靠借书亲自手抄,但当时书源非常有限,图书获得过程非常艰辛,博览书籍的愿望很难实现。但书肆出现后,许多读书人靠在书肆观书或购买书籍回家研习,增长见闻,诚如扬雄直言不讳“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东汉时期,许多读书人通过在书肆博览群书,终成一代名儒,《后汉书•王充传》载“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荀悦传》记载荀悦“家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忆诵。”读书人不再需要自己亲自抄书,而是在书肆阅览通过佣书业复制的图书学习知识。这种学习并非老师面授形式的学习,而是通过图书资料的自学形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远程教育的学习形式。三国至唐代是我国佣书业快速发展并走上繁荣的时期,此时不论是佣书者的数量还是佣书的规模都超越了两汉。此时,书籍更易获取。《南史•张缵传》载张缵晚年时“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数万卷图书并非张缵自己手书,而是他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雇人抄书,由于佣书人数量多,以至于张缵能够有数万卷数量的图书。《南史》载萧锋“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萧锋求购的图书数量不在少数,但在很短的时间便收集齐备了,这是佣书业带来的巨大便利。书籍数量的大备,势必会更有利于此时远程教育的发展。

2.通过佣书,贫寒读书人学有所成

佣书人一般都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他们不仅生存无依,而且获取用以学习的书籍非常困难。从事佣书业,他们不仅能获取报酬,解决现实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而且还能接触大量书籍,解决读书难的问题。三国时期的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作为农民家庭出身的阚泽通过佣书过程中的不断诵读,积累了大量知识,学有所成,后步入仕途。《南史》卷六十二载朱异“居贫,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遍览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奕书算,皆其所长。”朱异对五经及文史的学习也是通过佣书过程中进行的。《魏书•刘芳传》载刘芳“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刘芳亦是通过边佣书边读书,后他不但通达儒家经典,且对佛教经典及道教经典都非常熟悉,相传当时读书人如果对所读经典有所疑惑,往往请教刘芳,刘芳也被誉为刘石经。因此,古代众多贫穷读书人通过替人佣书,阅读大量书籍,许多人达到博览群书的程度。这种通过自主抄写、阅读学习,就是典型的远程教育学习形式。

三、结语

佣书业是我国古本时代一种特殊职业,是贫穷读书人利用读书人身份及一手漂亮的书法替人抄书为生的一种职业。佣书业的出现,使我国古代图书复制速度提高,图书的数量不断增加。在佣书业的推动下,我国古代出现了专门售卖图书的书肆,读书人通过在书肆阅览或购买,可以不进入学堂便能学到文化知识;佣书人在替别人佣书的过程中,可以博览群书,许多佣书人成为饱学之士,甚至步入仕途,成就一番功业。佣书业对我国古代远程教育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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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小永 王慧茵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