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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媒介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它推动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奴隶社会时期甲骨文、金文、简牍，到书写材料纸的普及，再到印刷术的发明与改进，这样一个教育传播媒介的发展历程。我国远程教育是随着纸的普及开始萌芽，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嫁接上西方远程教育逐步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
教育媒介;远程教育;起源
关于我国远程教育的起源问题，前辈学者有相关研究，首先涉足者当属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丁兴富。他撰写系列文章对远程教育发展历程及关涉远程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使我们对远程教育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其中对我国远程教育起源的梳理影响尤深，成为之后远程教育界的共识。谢新观、张亚斌等亦致力于此，对之前认为我国远程教育是欧风美雨的产物进行了延伸研究，从人类起源、人类社会形成等视角研究其起源问题。各研究者都就此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对推动我国远程教育发展史研究意义重大。在此，笔者不揣浅陋，由教育媒介发展历程入手来探讨我国远程教育起源问题，敬请方家指正。
一、甲骨文金文与简牍时代
夏商周开启了华夏文明史的序幕，进入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字的出现与应用。我们的祖先已经用简单的符号表达简单的意思，到了夏朝应该有了相对较为成熟的文字，只不过限于缺少相关记载及考古的直接证据，我们还不能了解夏朝文字的具体情况。到了商朝，我国文字已经相当成熟了，当时的文字被我们称为甲骨文，名称的由来是因其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之上的文字。甲骨文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对一些当时重大事务的占卜内容，比如军队要行军打仗或王要狩猎，事先将这些事情刻于龟甲兽骨之上，放在火上烧烤，根据龟甲兽骨烧烤后裂开的纹理预测吉凶。当然，有时也会将重要事务的过程、结果记录在龟甲或兽骨之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甲骨文出现时期，由于有了能准确表情达意的文字符号，使当时人们能将想让后世知道的事情很好地表达。但同时我们从其内容上看，甲骨文记载的内容与后代的《实录》等历史类文献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不是以教育为目的的，因此此时不可能有远程教育的因子。商朝时期的文字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金文。所谓金文，顾名思义就是铸刻于金属器物之上的文字，当时金属器物的代表是青铜器。迄今为止我们考古发掘了大量青铜器，其中以鼎居多。鼎在奴隶社会时期是国之重器，象征和代表着国家权力，故有“一言九鼎”的说法。当时的统治者铸造鼎不光是制作一个器物，关键是在上面铸刻文字。由于鼎一般重量和体积都很大，如迄今为止发掘的最大鼎———司母戊鼎重量达830余公斤，高度竟达133厘米。由于体积较大，因此鼎身可以铸刻大量的文字，其信息量自然是甲骨文无法堪比的。但鼎上铸刻的内容，往往是为祖先或自己歌功颂德的，如非常著名的《毛公鼎》，共32行，499字，在为祖先丰功伟绩歌功颂德的同时，记载了当时的王治理国家的功绩，如同后世的纪念碑，其教育功能似乎不强。更为重要的是鼎作为国之重器，不能轻易示人，能够观瞻鼎上内容的人不多;加之鼎非常笨重，搬移不易，更削弱了其教育功能。因此，金文出现亦不可能促使远程教育的萌芽。几乎与甲骨文、金文同时代，出现了另一种书写材料，它是书写材料方面意义重大的一次变革。当时人们将竹子削成竹简，在上面刻上文字，到后来发明了毛笔及墨汁，就直接用毛笔在竹简上写字。由于竹简质地较龟甲兽骨及金属都更易于刻上文字，且竹简也便于获取，因此可以记载更大量的信息，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大事，这样获取知识的人不再限于宫廷内部及达官贵人了。而且为了便于携带，人们用牛皮绳将竹简穿在一起，形成简牍，这是我国最古老的书籍形式，据记载孔子勤于阅读，一本简牍往往阅览数次，甚至将牛皮绳翻断多次，有“韦编三绝”的说法。简牍的出现，让获取知识的权利不再局限于特权阶层，教育对象进一步扩大了，这也是孔子能够聚徒讲学，开办私塾的一个先决条件，也使自春秋末期后我国教育飞速发展，出现“百家争鸣”的重要原因。由于前人知识通过竹简更大范围地传递给子孙后代，有了“时空分离”的特点，因此这一时期除了教育飞速发展外，对远程教育的萌芽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二、纸张普及时代
简牍的出现对知识的传播无疑是跨时代的，直接促成了教育下移，这也是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先决条件。但简牍也有其致命的缺陷。最大的缺陷在于相当笨重，不易携带。据记载，西汉时期东方朔有一次向汉武帝上了一份奏折，由于篇幅较大，结果写奏折的竹简非常沉重，最后由几位大力士抬着进宫。正因如此，古人读书往往是以车载量来衡量学问，才留下“学富五车”的说法，也才有“汗牛充栋”的形容。当然就知识量而言，当时五车书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并非是天文数字。正因如此，阻碍了知识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当然，有人会问，在这一时期除了简牍之外，不是有帛书吗?确实如此，当时达官贵人将文字用毛笔写在绢帛上，这就是帛书。绢帛非常轻柔，体积又小，便于携带。但，绢帛为奢侈品，不可能是人人都能享用的，连东方朔给皇帝上的奏折也不可能用绢帛书写。因此，绢帛作为书写材料只是小范围内使用，并不可能推广。直至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使纸张的使用慢慢普及，传媒系统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据相关研究表明造纸在我国古代历史非常悠久，它是伴随着丝织业发展起来的，将丝绸制作过程中的絮状漂浮物经过处理，形成薄薄的片状纸张用于书写。由于当时只能用蚕丝残留物造纸，限于材料，使得纸的数量非常有限，价格昂贵，无法推广。至东汉时期，蔡伦总结前代造纸经验，经过实践，改进了造纸术，使之前以蚕丝为原料的造纸术发展成以树皮、麻绳、破布、渔网等为原料的造纸术，由于原材料便宜易得，纸的产量大幅度提高，纸的价格也较为合理，这有利于纸的推广。造纸术改进后，纸的进一步普及，书籍告别了过去“汗牛充栋”的简牍形式，转而成为较为轻盈便于携带的纸张，极大地便利了知识的传播。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西晋时期大文豪左思做《三都赋》，在读书人中广为传抄，由于抄书需要大量纸张，一时引起“洛阳纸贵”的局面。由于纸的普及，使书籍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广大乡村，甚至穷山僻壤都流传开来，对教育的发展居功至伟，笔者认为我国远程教育至此时开始萌芽。当然，远程教育因素的不断加强不仅仅与纸的普及有密切关系，也与我国邮驿制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我国古代，人们与远在他乡的家人、亲友传递感情的最主要途径就是鸿雁传书。这时期信件能传送给对方，邮驿系统做出了巨大贡献。邮驿系统，是我国古代政府建立的用于信息传递的专门部门，相当于现代的邮局。古代邮驿的建立时间，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殷商时期的文献中已出现了对邮驿的记载，说明当时已经有了邮驿机构，但当时是制度初创时期，还不完备，功能还不健全。至秦朝，始皇一统天下，修建了统一的驰道，建立起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系统，这极大地促进了邮驿业的发展。随着纸的普及，邮驿系统的功能除以前专门传递国家军事、经济等重大情报的功能外，还增加了传递普通书信的功能。由于邮驿制度越来越完善，人们传递信件较为便利，古人渐渐习惯用书信传递信息。当然这些书信中除了传递家长理短的信息外，也有讨论学习的书信，此类书信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代大文豪韩愈的《答李翊书》，这是韩愈写给虚心向自己请教的后生李翊的一封书信，信中韩愈除了给李翊介绍自己学习古文和从事写作的切身体验和艰苦历程外，建议文章中要有道德作为灵魂，认为“气盛则言宜”。除此之外，清代的曾国藩所撰《曾国藩家书》里面也有诸多他写给家乡几位兄弟关于学习方面的谆谆教导。因此，实质上此时的这些有关教育的信件，其教育的指向性特别明确，而且“时空分离”的特点明显，与学者们研究的欧洲远程教育萌芽时教会寄给教友们的信件有异曲同工的功能，因此这一时代可视为我国远程教育萌芽时期。
三、印刷时代
由于造纸技术的改进，纸的使用得到普及，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但人们所读之书还是需要借用别人的书自己手抄才能得到，这样做不但费力费时，影响读书的进度，最为致命的是书在传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笔误，会不断以讹传讹，严重影响了读书的质量。因此，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政府为了排除读书人的这一烦恼，服务当时的考试制度，往往下大力气聘请能工巧匠及大儒共同制作石经，供读书人校对书籍。但，对于居住外地的大多数读书人来说，由于路途遥远，想要和国家正式的石经版本校对却并非易事。因此，刊刻石经依然不能解决能将正确知识广泛传播的问题。到了唐朝中后期，人们终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这是最初的印刷术，就是在一个木板上雕刻上文字，再蘸上墨汁，印在纸张上，如同我们在石碑上拓片一样，可能也是通过石碑上拓片带来的灵感。这样只要雕刻时没有错误，印出来的所有东西都和刻板上一模一样，减少了书籍的错误率。更重要的是一劳永逸，某本书籍只需刻一个版就可大量印制。但雕版是慢工细活，制版需要很长时间，且一个版只能印一种书，这就影响了印书的种类。据研究，由于雕版效率不高，在雕版发明之初，仅仅印刷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文字资料，如关系国计民生的黄历，以及统治者推崇的佛教经典，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就是唐朝后期印制的《金刚经》。因此，靠雕版印刷来促进知识的传播任重而道远。但科技是在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中进步的。到了北宋时期，著名的发明家毕?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种印刷术就是将每个字用金属或胶泥做成一个小模板，需要排印某本书就将零散的各字按书的内容组合起来，进行印刷。当这类书印刷完毕，再将各字拆下来，可供别的书排版时使用。活字印刷术的优势非常明显，只需要将常用字都做出模板，就可以反复利用，提高了模板的利用率，也提高了书籍的印刷速度，更有利于书籍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活字印刷术另一个优势在于，当雕版印刷时，如果版子上出现错别字或漏字的情况就只能将错就错，而活字印刷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换字，非常轻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对我国乃至世界文化传播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书籍逐步得到普及。时至今日远程教育的学习资料中书籍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主要材料。而印刷术的出现，刚好解决了书籍普及的问题，这对萌芽后远程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
四、西学东渐时代
近代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重新审视自己，不断蜕变的时代。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我们就开始了不断受辱的苦难历史。在这一苦难历程中，一批有志之士积极寻求救国之道。一些知识分子勇敢面对现实，主动向西方学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从此，我国开始了一个西学东渐的历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那一代人的共识。洋务运动是这一时期西学东渐的代表。虽然实践证明，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但是不可否认这一运动却大大推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我们通过西学东渐运动，不但建立了一批近代工业，而且使我国的教育也逐步步入近代化。其中就包括对西方远程教育制度的引进与尝试。在远程教育引进方面首开其端的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家蔡元培，他于1902年创办中国教育会，学习西方函授之法，开展通信教授法。继之，1914年，商务印书馆也创办了函授学社，开创了我国专职从事函授教育的先河。至20世纪20年代起，这些函授教育机构开始利用广播、电影、幻灯等西方传入的先进技术发展函授教育。至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成立了电影教育委员会，专门管理此时的远程教育。这样我们现代意义的远程教育便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逐步发展起来了。
五、结语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明的历史非常悠久。进入奴隶社会时期，随着文字的不断成熟，出现了甲骨文、金文、甚至简牍，丰富了知识传递的手段，但由于此时是我国传统学校教育发展初期，加之这些教育传播媒介不能实现对知识的大范围传播，因此此时也不可能有远程教育。直至东汉时期改进造纸术，纸逐步普及化，书籍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此时人们也开始用书信表情达意，有许多书信涉及教育方面内容，这与西方最初的函授教育形式完全相同，笔者认为此时可视为我国远程教育的初步萌芽时期。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改进，使人们更容易得到书籍，使知识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对我国远程教育的加强意义重大。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我们在受屈辱的过程中，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及制度，在教育领域也引进了西方的函授教育，并逐步利用广播、电影等形式开展函授教育，这样我国远程教育形式也正式出现。因此，远程教育在我国古代已经开始萌芽，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经过西方远程教育的嫁接，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远程教育。
作者：张小永 王晗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科研处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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