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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常态”下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规范化发展向特色化发展、自在化发展向自觉化发展的转向。然而，当前幼儿园文化建设存在形式化、同质化、功利化等问题。幼儿园文化建设可在理性思辨、历史叙事、主动创生三种路径中选择。在具体策略中，应发挥园长在幼儿园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以课程文化为核心，将制度文化建设作为“抓手”，融通幼儿园精神、制度与行为文化，推进幼儿园的各方面工作。
关键词：新常态；幼儿园文化；发展路径
学前教育发展“新常态”是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教育事业步入新阶段而展现出的不同以往的“新”状态。面对学前教育发展的“新常态”及其带来的挑战而选择适宜的文化建设路径与具体策略，对幼儿园文化建设乃至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所助益。
一、“新常态”下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的转向
（一）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
“外延式发展”注重规模的扩大、数量的积累与空间范围的扩展，相比之下，“内涵式发展”更注重结构的优化、质量的提升、发展的可持续性与效益的提高。教育事业的内涵式发展不仅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是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为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环境与条件，自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政策文件颁布以来，尤其是推进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后，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已经获得了快速发展，学前教育入学率从50.9%提高到了79.6%，基本实现了“广覆盖”，“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正逐步缓解。然而，由于学前教育欠账多、底子薄，而且面广、量大、线长，导致其仍然是教育体系之中的薄弱环节，“保基本、有质量”的基本原则仍有待深入贯彻，对学前教育质量的关注显得尤为迫切。质量是学前教育事业的生命线，提高质量必然要从重数量规模向重质量内涵发展转变，即从外部的硬件建设转移到内部软件的提升，坚持园所规模与保教质量有机统一，从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建设。
（二）规范化发展转向特色化发展
幼儿园的特色是其有别于其他幼教机构对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个性化理解和个性化实践，由此在幼儿园整体风貌上形成和展现出的独特性。相比之下，“规范化”是在幼儿园建设与发展中，通过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标准，寻求幼儿园运行和发展的最佳秩序与最优效率。规范化体现了国家或地方政府对教育发展的统一要求，是幼儿园发展的求同表现。达到基本标准后，才能“同中求异”，谋求特色化发展［1］。近年来，为加强幼儿园建设与管理，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提高幼儿园的管理水平与保教质量，国家出台了《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等。这些政策措施与规范标准的出台，对幼儿园的园舍设备、园务管理、师资建设、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等做出了规范性要求，使幼儿园发展走向制度化与标准化。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需要幼儿园在规范化发展的基础上转向多元化与特色化发展。
（三）自在化发展转向自觉化发展
社会转型深刻地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在型塑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需求。新时代的幼儿家长对幼儿的发展与教育需求日益提高，且呈现多元化特征。对此，幼儿园发展不得不适时调整，在不断变化与竞争激烈的幼教市场中提高自主生存的能力，并强烈意识到要以幼儿园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幼儿园的“核心竞争力”，推进幼儿园的自觉化发展已成必然。一般来说，自觉化发展不是自在自发地，而是自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改革创新，使幼儿园发展突破原来统一的组织管理模式，幼儿园课程教学具有文化适宜性与个体适宜性，并走向复杂多样的价值追求和实践样态。自觉化发展的幼儿园会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发展宗旨、发展定位与发展愿景是什么，该坚持怎样的办园理念，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影响师生及家长的生活，而且会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基于幼儿园、在幼儿园中、为了幼儿园”而不断地反思与调整，不断地进行价值判断与改进。同幼儿园的自觉化发展相比，自在化发展往往更具有惰性与稳定性，它以传统、经验、常识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活动图式进行发展，对幼儿园的发展与定位等都缺乏系统思考，幼儿园的文化建设停留在硬性的制度层面与器物层面，未真正深入到幼儿和教师的精神层面并起到积极作用。
二、当前幼儿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幼儿园文化建设中的形式化问题
文化常分成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三者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整体。由于幼儿园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外显性、物化性与操作性等特点，造成幼儿园文化建设“有形”却“无魂”的形式化问题。幼儿园文化建设的形式化问题有着多方面原因。首先，相对于幼儿园制度与环境的建设，幼儿园的精神文化建设难度大、周期长，再加之重视不够，导致“灵魂跟不上”。其次，幼儿园文化涵盖的内容繁杂，在对其理解上产生很多误区，如将幼儿园文化“口号化”，所谓“一训（园训）、二色（办园特色、课程特色）、三办（办园理念、办园宗旨、办园思路）、四风（园风、教风、学风、班风）”成为“领导口头上的号令”，将幼儿园文化“课程化”，瑞吉欧课程、蒙台梭利课程、艺术领域课程、双语教学等都被泛化为幼儿园文化，而实质上是将幼儿园文化窄化为课程文化。再次，幼儿园的精神文化未能形成群体的认同与共享，进而未成为全体教职工的一种自发的需要，很多幼儿园也有“办园目标”“园歌”“园训”“师训”等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上的要求，然而，如果这些要求并未得到全体教职工普遍的内心认同，就很难形成一种“惯习”式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
（二）幼儿园文化建设中的同质化问题
幼儿园在按照国家或地方政府对教育的统一要求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常常为“求同”而忽略了“存异”，导致幼儿园文化建设没有特色或者特色不明显。一位地方教育局长指出，在大一统、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中，中小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局办学”而非“教育家办学”［2］。幼儿园同样如此，在文化建设中没有形成自身特色与优势，在幼儿园之间的盲目竞争与攀比中出现高度同质化。“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孩子”“为每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奠基”之类的园训撞脸，也折射出幼儿园“千园一面”的局面。
（三）幼儿园文化建设中的功利化问题
在商品经济影响下的教育商品化思潮，笼统地把学前教育过程看作商品交换过程，要求幼儿园教育遵循价值规律的约束，考虑投入产出比［3］。学前教育的市场化、商品化使得学前教育原初的教育性和公益性日益受到侵蚀，其主导属性也逐步变为经济性。在竞争化的幼教市场中，为了争取生源、保证效益，很多幼儿园的文化建设变成“市场需要什么，我就满足什么；家长期望什么，我就提供什么”，自身的发展完全变成市场的附庸。如幼儿家长希望孩子多学得才艺，幼儿园就将艺术特色作为文化建设的重点；家长期望孩子从小有国际化视野，“双语教学”“外教”就成为文化亮点；等等。
三、“新常态”下幼儿园文化建设的三重路径
（一）幼儿园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辨
在幼儿园文化建设的路径中，理性思辨是目前最为常见的一种。这一路径主要是基于对文化、组织文化、学校文化等核心概念的理解及其结构类型的分析，思辨演绎为幼儿园文化的内涵、结构及类型。它更多地是参照组织文化与学校文化的基本框架将幼儿园文化分成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层面，又从中分出行政人员文化、教师文化、儿童文化等类型。理性思辨的文化建设路径有着清晰的幼儿园文化架构与方方面面的理论阐释，能够体现为幼儿园的教育理想与信念，能够提升为幼儿园管理与发展的精神与价值观，不过遵循这一路径进行幼儿园文化建设时，出现了一些情形，即幼儿园的文化的确被清晰且明确地描述和概括，园训、园徽、园标等也被精致地设计与描绘，但却给人一种陌生感，难以与幼儿园每天经历的真实生活联系起来。幼儿园文化建设仅仅就一些理论名词、文化术语、抽象概念等讨论文化问题，常常给人带来一种能够“上天”却无法“接地”的缥缈感，复杂深刻且玄妙遥远，而不是具体鲜活，能够让在场者把握和融入现实生活之中。幼儿园文化建设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战略，理应具有制高点的性质，换言之，幼儿园文化应涵盖和统领幼儿园发展的方方面面，如国家及地方政策与市场所需、发展愿景与组织管理、物质条件与精神状态、中长期愿景与实施措施等；应具有内源性的性质，即幼儿园文化发展是“基于幼儿园、在幼儿园中、为了幼儿园”，而不是完全追随外部的指令和市场的功利性需要，需要形成独特的、内控的、自觉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与此同时，幼儿园文化建设应是一个长期累积沉淀与持续更新调整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短期行为。因此，理性思辨的幼儿园文化建设路径就要求在幼儿园的整体发展战略中，放眼于幼儿园未来、着眼于幼儿园系统整体、注重于内涵品质，并立足于幼儿园各个方面的活动事实，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园性的共同愿景和共同蓝图，并概括和提炼属于幼儿园自身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模式，以此作为统领幼儿园整体发展的核心与灵魂。
（二）幼儿园文化建设的历史叙事
“历史叙事”是一部分有着历史沉淀的老园和名园，将封存在历史中的优良传统与文化资源通过追忆寻找、整理分析、凝练概括，重新体现在幼儿园的文化之中，并力图移植和再现于幼儿园的师生精神及园内环境之中。有意识地回到历史、回到传统，关注组织活动事实的“历史叙事”，其基本做法是：首先，让经历幼儿园发展与熟悉幼儿园历史的老园长、老教师讲述幼儿园发展进程中“过去的重大事件”及“现在流行的故事”，体会在这些重要事件中蕴含的精神与信念，从中找出重复最多的“重要故事”，并将它们按照一个历时的时间顺序进行加工整理，变成一个富有幼儿园精神内涵的故事；其次，全体组织成员聆听和分享一段段幼儿园历史故事，体会其中传达的教育信念与价值追求；再次，将全体教师的感受与幼儿园系列历史故事叙事式地结合在一起，概括分析那些出现频率较高、能够代表幼儿园历史的精神实质与力量的词汇与语句，用以描述和表达幼儿园精神。做完这些工作后，便可以引申和编织出幼儿园的“意义之网”，并为每一种文化形式或类型提供至少一个幼儿园历史故事作为注解或解释性描述。这种以叙事的方式提炼组织精神的做法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已被广泛采用。而在学校文化领域，还是以理性思辨的建设路径为常见［4］。历史叙事的幼儿园文化建设路径不仅可以将园长及教师的专业发展纳入其中，使专业发展的知识范围扩展至整个幼儿园生活，而且能够成为教育教学的主题活动内容。这样，幼儿园文化就成为教师和幼儿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并在其中寻找给予他们精神动力的人物与事件。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叙事”的幼儿园文化建设路径必须在充分发掘丰厚的幼儿园历史与人文底蕴的基础上，在历史传统与学前教育发展“新常态”、社会发展要求与幼儿园自主更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将幼儿园传统自觉融入到当前“过日子的方法”之中。如果抛弃幼儿园历史与传统，不断变换和人为打造特色，不可避免地会遗忘幼儿园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导致幼儿园价值观与方向感的失落。
（三）幼儿园文化建设的主动创生
幼儿园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生新文化的过程，进而是要求组织成员形成新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过程。幼儿园文化建设的“主动创生”路径即幼儿园通过改进活动，主动创造和生成幼儿园文化。如前所述，理性思辨的路径是借助文化相关概念进行演绎推衍，历史叙事是对幼儿园历史的事后追溯或对当前园内“流行事件”的旁观描述，相比而言，主动创生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注重所有文化主体参与到创造新的教育活动之中，推动幼儿园文化的自觉生成［5］。在这样的情境下，组织内的所有成员都是文化创生的主体，行政人员可以通过管理模式的转变生成新的管理文化，如从科层制管理走向扁平化管理、硬性管理走向柔性管理，进而推动“被动管理”向“主动约束”转变，从“让我做”向“我要做”转变。幼儿园教师也可以通过主动策划、组织、实施、反思和改进教育教学活动与教研活动，生成新的教学文化与教研文化，在这样的教师同伴互动中，也有助于打破幼儿园班级之间“蛋箱式”的空间阻隔，形成积极分享与交流的同伴互动文化。借助于具体活动而生成的各类文化是幼儿园文化最具体、最生动的表现。这些活动本身是否有助于促进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以及师幼、师师、家园之间的有效互动，可成为衡量师幼发展状态和幼儿园文化品质的关键指标。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和实践者在幼儿园文化创生方面做出许多努力。然而，传统的幼儿园文化深深扎根于幼儿园管理者、幼儿教师以及家长和幼儿的心目中，深刻地影响着幼儿园的办园宗旨、办园理念与办园思路。很多的文化建设只是在器物层面与制度层面上的改变，未触及旧有的精神与意义层面。从文化变迁的阻力来看，器物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变革阻力相对较小，一旦涉及到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文化的核心层面，旧有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就会显现出来，改革措施与进程一旦中止，就又恢复到原初的状态。让幼儿园组织成员实现主动发展，让幼儿园文化实现主动创生，关键取决于幼儿园行政人员、幼儿教师、幼儿这些文化主体是否能够主动创造。因此，要真正落实幼儿园文化建设的目标，改变组织成员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就需要改变组织成员过去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营造一种与幼儿园新的发展理念相适宜的主动发展、自主更新的幼儿园文化。
四、“新常态”下幼儿园文化建设的具体策略
（一）发挥园长在幼儿园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幼儿园园长是全园工作的领导者、幼儿园管理的主体与承担者，也是幼儿园管理关系的创造者，在完成幼儿园的双重任务和幼儿园建设发展中处于关键的核心地位［6］。园长的个人理念、文化修养等对幼儿园发展的方方面面无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园长是幼儿园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首先，园长是幼儿园文化内涵发展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园长要根据幼儿园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通过系统分析和幼儿园组织成员的广泛参与，完成幼儿园文化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其次，园长是幼儿园内外环境的沟通者与协调者。幼儿园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幼儿园管理的变革，协调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如幼儿园与上级主管部门、社区的关系，幼儿园内部的行政—教师、教师—幼儿、教师—教师之间的关系等。再次，园长是园所文化建设的督促者与支持者。幼儿园文化建设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组织成员身上，但园长要身体力行，与组织成员一起执行，而且要对执行进程给予督促和支持，通过激励和服务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在幼儿园文化建设中，园长的幼儿园管理主要是对人的管理，所以仅仅依靠硬性的管理很难达到管理目标，且不能使组织成员在心理上、情感上产生凝聚作用，形成与幼儿园共命运的主人翁意识。因此，对于谋求幼儿园文化建设的园长，最重要的是明确什么样的幼儿园氛围最有利于幼儿的全面发展，最有利于教师专业精神的成长与改进，最能够体现教师的意愿。在幼儿园文化建设尤其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始终“以人为本”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相关方案，再进行决策。［7］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应该意识到幼儿园教师群体的全女性化，进而应明确组织中的“人”是有性别特征的“女人”，以人为本便可以具化为“以女人为本”的理念，尝试以柔性管理策略来构建女性化组织的文化［8］。
（二）将课程文化作为幼儿园文化建设的核心
课程是幼儿园教育实施的基本载体，办园思想、教学理念终归要通过课程来实现。而课程文化不仅是幼儿园文化的组织部分，同时也是幼儿园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与体现。因此，构建课程文化是提升幼儿园核心发展力的必由之路［9］。课程文化能够充分显示幼儿园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与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幼儿园及其环境的一些重要特质和风格。课程文化着眼于幼儿园的培养目标与教育质量，且影响教师对课程与教学、幼儿及教师的不同理解，关系到教什么、为什么教、怎么教，也关系到在课程中教师与幼儿各自的地位与角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将幼儿园文化建设深入到课程与教学层面，实质性地促进了教师发展、幼儿发展与幼儿园发展，并将三者有机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幼儿园文化建设成为全体教师与幼儿共同参与的常态性学习与生活，不再游离于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之外，自然而然地成为教师和幼儿的日常生活和存在方式。长期以来，脱离课程与教学文化的幼儿园文化建设，以及将课程文化等同于幼儿园文化的做法都是一种误区。幼儿园文化建设既可以体现在课程设置与管理的高效上、课程组织与实施的高水平上，也可以体现在课程的园本特色开发上，但课程与教学文化只是幼儿园文化的一个方面，课程文化不能超越幼儿园文化的范畴而成为其上位概念。部分幼儿园还积极举办各类艺术活动，进行突击性和短期性的“文化节日”或“文化活动”，把艺术活动等同于幼儿园文化。然而，艺术活动只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并不能承担幼儿园文化的所有内涵。因此，课程与教学文化的构建与实施要求幼儿园必须着眼于幼儿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和幼儿园发展的定位与愿景，将幼儿园文化建设与每一个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联系起来，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和谐且富有个性的发展为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做细、做精、做活常规工作的基础上改进教育教学，提高保教质量，真正形成幼儿园文化。
（三）以制度文化为“抓手”保障幼儿园文化建设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渐进而非突变的过程，因此任何一种文化都很难在短期内建设或消逝。而制度则是刚性和可控的，它可以借助程序化体制与具体操作实现对群体行为的约束、调控和规范。从这个意义讲，随意选择一种文化乃至建设文化都是不可能的，但却可以主动选择和建立制度，通过制度建设来改变和革新群体观念与行为，进而能动地塑造和改变文化。幼儿园的组织制度仅仅是从形式及程序方面去塑造无创新的行为模式，它追求的是组织的规范化管理。在幼儿园组织之中，制度正是依靠其强制性力量促使组织内的全体成员与制度规约中的价值与行为保持“步调一致”，对组织成员的行为进行引导、约束、规范，进而生成制度所期望的幼儿园文化。制度的建立在促进正式组织的发展与行为规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淡化了人的创造性发展的人文目标［10］。显然，幼儿园的刚性制度与人的存在与发展，以及幼儿园柔性管理相比，不具有自足的价值，因此，只有幼儿园制度与人的发展方向达到一致，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幼儿园组织制度建设的价值在于为幼儿园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条件。幼儿园作为一种正式组织，其初始意图致力于人的行为的理性化与组织发展的高效化，因此其正常运行有赖于组织制度和规范的保障。而且，幼儿园组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需要通过组织制度和规范的建立作用于幼儿园组织成员，其中包括有形的强硬的权力控制与惯例中无形的软性权威规范和限制。在幼儿园制度建立过程中，首先要保证制度的合法性，即园内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及措施是经过某项制度相关利益群体的民主讨论而确立的，这样才能使大家自觉认同、接受并服从。只有某项制度规范符合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与需要时，才能够有效地转化为自觉的行为。以往教育改革之所以遭遇困境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将利益相关者排除在外，奉行一种“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态。除此之外，还需增强制度规约的权威，加大制度执行的力度，做到制度执行的“程序正当性”。只有如此，幼儿园文化建设才能有所规约与保障。总而言之，“新常态”下学前教育发展面临新的转向，幼儿园文化建设也应适应“新常态”的要求，融合精神、物质、制度三种文化为一体，建构和拓展幼儿园文化建设的内涵与品质，以促进幼儿园发展跃上新的制高点。
参考文献：
［1］王敏勤.标准化、特色化、品牌化是学校发展的三个阶段［J］.天津教育，2010，（3）：7-8.
［2］杨东平.简政放权，打破千校一面［J］.当代教育家，2015，（7）：71.
［3］王海英.“私益性”“公益性”与“准公益性”——国家观念与市场逻辑互动下教育属性的演变［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27（8）：3-7.
［4］周勇.建构学校文化的历史叙事途径［A］.赵中建.学校文化［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4.
［5］李伟胜.学校文化建设的第三种途径：主动创生［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91-96.
［6］邢利娅，隋丽丽.园长在幼儿园组织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20（12）：33-37.
［7］从惠春.学校文化建设中需要处理好的几方面关系［J］.现代教育管理，2018，（7）：37.
［8］索长清，孟奕彤，石姣.幼儿园教师女性文化特征及其省思［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34（2）：81-85.
［9］虞永平.从园长和教师的信念透视课程文化［J］.教育导刊，2008，（3）：4-6.
［10］索长清.幼儿园教师文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140-142.
作者:索长清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