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医学教育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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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医学教育综述

一、近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1、发展阶段

北洋政府时期(1911-1927年)。这一时期,从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到1922年壬戌学制,都颁布了相关医学教育的学制、章程等,主要借鉴国外尤其是日本学制,并根据中国国情加以修订。从此,我国的医学教育开始纳入正式的教育体系。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在高等教育阶 段不分级,设立大学。大学实际分为预科、本科、大学院3个层次。其中预科3年;本科3-4年,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本科之后设大学院,不定年限。另外,还设有与大学平行的专门学校,包括医学、药学。医学51门,药学52门。后又颁布了专门学校规程,医学48门,药学31门。1922年壬戌学制把大学分为4个层次:①大学。可设单科或多科,取消大学预科,学制4-6年,医科规定至少5年。②专科学校。学制3年,如超过3年,与大学待遇同。③大学、专科学校。可设立专修科,年限不定。④大学院。招收大学学院本科毕业生,年限不定。1926年,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2年的预科。将原定5年的医学课程改为6年。

2、完善阶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年)。其标志为1929年12月教育部与卫生部鉴于“医学教育之重要,久为世人所公认。关系于民族之强弱,国家之盛衰至深且巨”,“特设医学教育委员会以司其事”。医学教育委员会下设常务委员会,分设助产、护士、药学、牙医、中小学卫生、中医、编审等教育专门委员会。随着卫生行政与医学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健全,教育体制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各式新型医学校涌现,培养了大批人才。1928-1947年20年中,仅有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9000人。在40年里就培养出20000名正式医生,300名牙科医生,2000名药剂师,13000多名护士和10000多名助产士。

二、近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特征

1、多元化

从办学主体来看,存在着公立私立并存、中西医并立等多种办学模式。主要有4种:①教会医学校,如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②国家各级政府办医学校(含国立和省立),如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上海医学院;③外国人办的学校,如北平协和医学院、上海同济医学院等;④国内私立医学院校,如东南医学院、同德医学院等。各种院校中,既有单设的专门医科院校,也有附设于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据1937年教育部医学教育调查统计,当时各类医学校总计33所。其中国立4所,省立7所,私立6所,教会办8所,外人办4所,军医学校2所,不详者2所。办学思路不一。教会及外国人所办学校由于经费充足,更注重质量与长远利益及影响,大多走精英教育路线,培养高级医疗人才,招生人数相对较少,多采取长学制模式(6-8年);相反,另外两种类型的医校为解决中国医疗人才匮乏现状,关注现实需要,大多走与国外办学互补的路线———大众教育路线,学制较短(4-5年),招生人数较多。所以,修业年限4-8年,各不相同。教学流派不同。不同的办学主体出现了多种教学流派。当时就存在所谓德日派(如同济、中山、国立北平、同德等)、英美派(如北平协和、齐鲁、湘雅、圣约翰、华西等)和法比派(如震旦)的门户之争。培养方式不同。近代的中医发展由传统的以师带徒、父传子的培养方式开始转向院校教育。西医来华初期,教会医院以招收生徒的方式培训,后来基本为院校教育。但西医学院也大多兼收一两名学徒,教以浅近的医学知识,多培训为护理人员或传教师。传统的以师带徒教育与院校教育并存,互为补充发展,在近代医学教育史上仍占据一定位置。综而观之,各种办学模式的学校流派纷呈,相对自由的竞争环境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呈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2、科学化

树立民族本位的教育主导思想。我们要复兴民族,首先便要讲求民族健康。增进民族健康的主要途径是注重卫生建设,而医学教育即是卫生建设的原动力。所以,医学教育的良劣与民族前途息息相关。中国人须将一切外国文明比较研究,以考察其是否真能适应中国的需要,进而建造一种适宜与自主的国家教育制度,而不仅以从各处剽窃假借而来的制度,遽自以为满足,而应建立民族本位的医学教育体系。从最初的主要由教会办学到后来逐渐收归国有、国人自办医学校等一系列过程实现了教育的自主化,最终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爱国而不排外,“设学堂而造士,兼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中西之愿”。正值此时,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氏基金会)介入中国的医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引进来”,并派遣留学生“走出去”。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开始向国外派遣官费留学生,黄宽是第一个中国留学欧洲学医的学生。这些留学生学成归来,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的改革先锋。坚持质量并重的教育标准。质与量问题是近代医学教育界的争论焦点,社会工作者以及政治家主张重量,而医学家或医学教育者则大多重质。后来,大多数人主张质量并重的制度,就是重量必须顾到最低限度的质,重量也要顾到相当限度的量。1928年教育部曾拟定10年的医学教育规划,其主要内容就是平衡二者关系。对于医学教育,采用两级制。一是大学内的医学院,6年毕业;一是医学专科学校,4年毕业。医学院是研医较高学理的,培植专门研究的人才;医学专科学校是造就普通医师的,培植实用医师和实用卫生的人才。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式。虽然近代医学教育仍是应试教育,评价体系单一,教育结构畸轻畸重,但大多学校教学模式基本上都采用基础、专业和实习三段式,主张前期基础医学和后期临床医学须经充分的实习,即“学验并重”。反对教学方法上强迫的“填鸭式”的灌输法。要求教师教学与科研并重,导师制、住院医师制度、进修制度、出国留学、客座教授制度等也逐渐施行。当时医学教育还主张造就一种专攻卫生行政的人才、造就一种治疗疾病的人才、培养一种关于医学的科学人才,即在培养大量的医疗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众多的卫生行政、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各级各类人才以服务社会,也为日后新中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人文化

重视医德教育。医学教育应该注重伦理教育、道德训练,才能接受医业神圣的付托,拯救人类。所以,要振兴医德,要养成学生为民众服务为科学研究之精神。有的主张医育中体育、德育并重,学生体格之注意,与德性之讲求,二者未能偏废。加强医学生人文教育。医学生不仅应有扎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和实用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必须具备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近代中国医学院校一般除医学课程外,都安排党义和军训课,有时上点中文,内容也不外乎伦理、经训和古文之类。外国办院校一般都宣扬其本国的历史以进行奴化教育。当时很多学者鉴于此,呼吁“首宜改良普通教育,以植医学之基础,普通教育在医学上有根本之关系”,强调“改良现大学文理科之科学课程,以为改进医学之预备”。有的还希望增加心理学和社会学教育。在当时的协和已经开设了医学史、医界伦理学、裁判医学等。有的还研究法医学等,希望增加心理学和社会学教育。这些也类似于当下医界呼吁应开设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医学法学、医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提倡教育面向社会。“‘社会即学校’,‘社会即教育’,除了书本以外,有更现实的题材在我们的周围可供学习研究,我们必须扩大医学教育的领域,将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将书本和事实融合起来”。总之,通过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来打破学科隔阂,促进学科联系,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在旧中国,由于战乱频繁,缺少和平发展的环境,使得医学院校地域分布不均衡,多集中于东部沿海以及大城市,医学教育仍处于困境。但它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为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作者:王广义 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