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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学校史是大学自身成长的历史，也是高等教育发展衍变的历史，甚至也是国家历史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折射。“校史对于学校的重要性，如同国史之于国家。没有国史，国家就会缺少根基，失去灵魂；没有校史，学校亦无从寻觅其精神故乡，无法从中获得经验，汲取力量。”研究大学校史，是对大学“真生命”的回顾、触摸和反思。大学校史研究为大学发展提供了历史参照，提供了确定现实工作重点和未来奋斗目标的重要坐标和可靠基石。通过与历史对话，探究前人办学的得与失，学校会更加清楚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其次，大学校史研究对于大学精神文化的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的教育教学实践是大学精神的发源地，大学校史中包含着学校在长期办学和教育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和积淀的独具特点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所学校的历史就是解读这所学校精神密码的钥匙。通过校史著作、校史展等有形的方式，校史打开了教师和学生参与大学精神生活的大门。此外，由于校史是一所学校“活”的历史，每个在学校工作、学习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校史所遗传的某些文化因子的陶染，同时以自己的活动参与新的校史的书写。从这个角度，校史具有不断生成、延展的特点；校史也在不断地被解读和融合到师生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校史与学校有着共生共长的关系，校史研究是大学文化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学校史研究对于推动学校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大学校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对学校学科发展历史的梳理、对为学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治学历程的回顾。一个学科能够发展壮大，往往要经历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这其中，必然包含着一种共同的学术精神，一种优秀的治学传统。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学校最具影响的经济、法律等学科，也是学校发展最早的学科。学校甚至在上世纪30年代陕北公学时期即已设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室。而以宋涛教授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更是以身作则地阐释和传承了学校优良的教风、学风。对一个学科的建设来说，不了解其历史传承，就不会明了其现在所处的位置，不能科学合理地规划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发扬学术传统，彰显学科特色。对一个学科的新生力量来说，不了解其学科渊源，不了解其前辈所做的努力，就比较难于建立对本学科的自信心和归属感、使命感，也不能很好地利用已有的学科积淀。可见，大学校史研究对于学校自身发展和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校史研究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长期积累、逐步提升、有规划有方法地开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需要可持续发展。
2大学校史研究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问题
自1984年国家教育部《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要求“”前建立的高校组织力量编写校史以来，相关高校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校史著作和校史资料，大学校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校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也遭遇到“瓶颈”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就校史研究的外部保障条件来说，一些大学的校史研究机构面临经费和人员两方面的短缺。部分大学没有专门的校史研究机构，就是设有专人负责校史工作的学校也往往没有专门的校史研究经费，并且人员配备较少，优秀人才的流动性较大。校史研究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不甚乐观，有的学校随着老同志在校史研究领域逐渐淡去甚而“自生自灭”，校史研究逐渐陷入后继无人、无法积累厚重底蕴的状态。校史研究在学校庆典时受到重视，而后就逐渐被边缘化和较少受到重视的现象比较普遍。第二，就校史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和校史研究人员的内驱力来说，由于目前部分校史著作的可读性和感染力都有待提高，校史“资政”、“育人”作用的发挥也有待完善，校史研究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可，因而校史研究人员自我实现的成就感相对较弱，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校史研究比较难于开展较为大型、深入的研究计划，就是一些基础工作的完成有时也受到人员和外部条件等影响，不能达到最为理想的质量标准。长远来看，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大学校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要解决大学校史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外部保障和深层动力问题，克服校史研究可持续发展“瓶颈”困扰，以学科建设的思路来加强校史研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途径。
3按照学科建设的思路来加强大学校史研究
大学校史研究包含行政工作的内容，但在本质上是一项学术工作。要使校史研究获得可持续发展，需要明确校史研究的学科定位，凝练研究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汇聚和培养研究人才，形成团队力量，运用相关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视野，加强学术底蕴，并结合学校教育实践，把研究成果运用到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3.1大学校史研究的学科定位
校史研究是一项研究工作，不论是“编”，还是“研”，都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砌或者凭“心”而论，都需要借助一定的理论和方法，遵循一定的研究逻辑。比如，“志”有志的写法，“史”有史的写法。如何搜集资料，如何鉴别真伪，又如何分门别类，这些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基本功。涉及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是运用考据和文献分析，还是运用比较、统计等方法，等等，都需要有所依赖。因此，校史研究事实上是以特定的事物（如：学校历史沿革、学校办学过程中发生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及相关重要人物、关键事件等）为研究对象，并遵循特定的方法来探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也正是一门学问或学科存在的基本条件，既要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也要有本学科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校史研究无法突破目前的局限，跟校史研究没有明确的学科定位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校史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教育教学活动主要载体的学校，这属于教育学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目前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因此，校史是史学与教育学的重要交叉领域，校史在学科属性上应属于教育史。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场域，大学校史是高等教育史最鲜活的来源。从事教育史研究，离不开对学校校史的“田野考察”。各大学的校史研究做好了，高等教育史也会更加丰满、立体，更能反映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能正确地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此外，由于校史有时也是社会史的一种折射，校史研究对于史学、社会学等都有一定的价值。明确校史的学科定位，有助于校史研究摆脱过去研究视野较为狭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的状况。校史研究除了对学校基本历史资料的编纂，对学校发展总体状况的梳理，还可以进行诸如学校管理史、学校教育思想史、学校学科结构史、学校留学史、学校研究生培养史等专题研究和有关人物的个案研究。研究方法除了运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还可以运用新兴的史学领域口述史和教育学领域的教育叙事等方法。校史研究甚至也还可以不仅从历史学、教育学的视角，而且从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等多个角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校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同时，明确校史的学科定位，也就是明确校史研究是学校日常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在成立校史研究室的文件中就提出，要将校史研究“纳入日常科研工作范畴，确保此项工作的长期化、专门化”。就大学校史研究所处的环境来说，教育、历史（党史）、档案等学科都可以作为校史研究最主要的学科支撑。
3.2大学校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内涵
一般来讲，大学校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至少应包括凝炼研究方向、制定研究规划，开展校史教学，培育人才队伍，营造学术氛围等几个方面。大学校史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大学校史研究是一项长期性学术工作，需要长远规划、分步实施。中国人民大学在70周年校庆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的第一批成果（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校史、大事记、回忆文集等）之后，即开始探索校史研究常态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学校于2008年制定并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规划纲要（2008年-2010年）》，对校史研究未来三年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未来三年的主要任务以及实现校史研究目标的保障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划和说明。校史研究按照既定的计划开展工作，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员更替带来的不确定性。2011年，学校又在“十二五”总体规划框架内制定并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规划纲要（2011-2015年）》，以指导下一个阶段的校史工作。学校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根据校史研究开展规律，另一方面根据人员配备情况，确定和调整研究方向。校志编纂工作虽然完成了近200万字的初稿，但是考虑到资料缺失比较严重，学校暂时改变工作方向和研究方法，改用口述史方法，抢救、挖掘、搜集鲜活的校史资料，并于近几年完成了100余万字的《求是园名家自述》。这些连同同期开展的各种专题研究和产生的相关成果，均围绕校史研究的总体目标进行。校史研究按照以“编”促研，以“研”带编的路径向前推进。大学校史研究的学科建设离不开研究成果向学校教育教学实践的转换。目前，部分大学除开展传统的新生校史教育、校史展览、校史知识竞赛等，已经开设了面向全校的校史课程，使大学校史研究更深入地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目前已连续四次开设校史选修课，始终受到学生的欢迎。学生们思维活跃，他们在课堂上会提出关于对学校某段历史的理解问题、关于某个人物的评价问题等，这些都能与教师的研究产生碰撞。而这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对于校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效果。同时，培育人才队伍亦是大学校史研究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校史研究水平要进一步提高，校史研究成果要能真正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则必须有一支专业化、稳定的研究队伍。随着近些年各个大学对校史研究工作的逐渐重视，大学校史研究队伍中汇聚了越来越多的高学历、高素质专门人才。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就在有意识地选留和培育历史学、教育学等相关专业博士，并吸收历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相关专业教师参与校史研究。这些措施确实促进了校史研究的发展。但是危机也很明显：这些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大都比较年轻，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们发挥的价值需要得到学校和社会的认可。而目前大学校史研究机构普遍设置在行政序列，若要在行政系列取得发展，必然意味着这些人员两三年就会有一次流动，而两三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也就是刚刚打好基础。可是留在校史研究队伍中，又无法获得相应的上升渠道，不论是在职称评定，还是在对外交流与学习进修方面，都无法获得与其努力相适应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校史研究的队伍建设必定存在危机。同时，由于“现有校史研究者绝大多数并非专业的史学研究者，因而无法追踪主体史学研究的前沿，不能使校史研究逐渐走出革命史叙述模式向教育史、社会史方向迈进。同时，主体历史研究者又无法在校史领域发表得到广泛认可的科研成果，从而极少涉足校史研究领域”。人才队伍的不稳定使校史研究无法像其他学科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积累起深厚的研究底蕴，产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而这也反过来影响校史研究价值的彰显。因此，只有理顺校史研究机构的管理机制，明确其日常科研机构的定位，并按照科研机构编制配备人员、评定职称、进行考核和提供学习交流机会，推动校史研究的学科建设，才能真正使大学校史研究得到可持续发展。此外，营造学术氛围也是大学校史研究学科建设所包含的内容。具体的做法包括：积极推动院系史、学科发展史研究，积极鼓励、支持学院、学者及学生参与校史研究；积极开展课题研究，一方面积极参加涉及校史的学校或国家重要课题研究，另一方面拟定校史研究课题指南，面向全校师生，采用课题招标形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校史研究；坚持“众人修史、众手成志”的原则，吸引和鼓励学校各单位教师、干部、离退休人员及广大校友积极参与校史研究工作，为校史研究工作提供线索、资料；进一步加强与专业学会和兄弟高校的学术交流等等。
4大学校史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与条件保障
以学科建设的思路来加强大学校史研究，除了“苦练内功”，还离不开相应的外部保障机制。这主要包括：第一，在机构设置上，校史研究机构应是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教学科研机构，并且以相关学院为依托进行建设。校史研究本质上是一项学术工作，其常态化、长期性的研究任务需要按照学术研究的规律和规范，运用学科理论和方法，借助学科人才力量，科学有序地开展。校史研究本身的交叉新兴学科性质，可以为校史研究吸引来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从而使校史研究不仅服务于学校现实工作的需求，而且成为学校学术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第二，在人员编制上，校史研究机构的人员应属于教学科研序列。校史研究人员的培训、进修和考核等，均按照教师或科研人员对待。这样做有利于校史研究人员摆脱既非完全的行政人员、又非被承认的教学科研人员的两难困境，即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但却需要用行政尺度来评价和获得晋升的矛盾。如依托的学院学科点允许、主要研究人员条件具备，校史研究机构还可以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第三，在资金支持上，学校应为校史研究提供专门的教学研究经费，稳定支持其教学活动、学术研究及国内外交流活动，也有助于摆脱校史研究容易沦为临时项目的窘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大学校史研究既是一项学术工作，又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使大学校史研究在当前环境下取得可持续发展，按照学科建设的思路来加强校史研究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作者：付春梅 刘向兵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