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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契合
高职教育简言之就是培养高等职业人才的教育。它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以专科层次为主，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高等教育来说，通识教育则关注大学生在学识、能力甚至品格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高职教育的属性、特征使得其与通识教育存在高度的契合。高职教育中的“高”、“职”二字很好地说明了其各具特点又紧密结合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教育层次上来说，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与普高、职高、技校等相比，处于更高的等级和层次。这要求学生拥有宽阔的视野，了解并掌握与个人素养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独立思考、提升探究和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发展全面的人格素养。与其它类型的高等教育一样，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首先必须也是高素质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也就是优秀的“社会人”。显然，这与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终极目标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从教育类型上来说，高职教育又属于职业教育，在办学定位、培养目标以及专业设置等诸多方面与传统的普通高等教育存在较大的差异，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职业性”明显。这使得学生更为关注自己将来所从事的职业。他们学习与未来职业有关的专门知识并进行技术技能的实践训练，以便将这些用于生产实践，成为优秀的“职业人”。这样的“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学科门类划分，侧重理论和基础的“专业教育”存在着明显差别。由上所述，高职教育兼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其培养的人才，既能在学识、能力和品格等方面都要有全面地发展，还需要有较强地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就需要我们在高职教育中并行发展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当前，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众多高职院校普遍存在职业教育功利化的倾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少师生单纯以经济眼光看待教育、看待人的发展，处处强调实用主义，被知识、技能所异化，从而成为“做事”的奴仆。通识教育则能有效地抑制这种倾向，回归到注重培养学生学会“做人”之上，使学生更为关注职业的内在价值，进而明确自身职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并非单纯的职业培训或训练，高职院校也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因此，高职院校应将通识教育置于重要的地位加以推动。通识教育应该与职业教育互相配合。职业教育的灵魂需要通识教育观来点亮。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职业教育变成单纯功利化的职业培训，高职院校才是具有人文传统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二、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特色体现
高职院校进行通识教育的改革实践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这集中体现在两点之上：一是“高职化”，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实践必须要适应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和发展，不能简单套用普通文理学院和综合性大学的做法；二是“校本化”，高职院校进行通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必须基于学校各自差异化的办学理念，紧密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两点，必须要以极大的勇气大胆打破藩篱、进行全面革新才有可能。对于通识教育改革，高职院校应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布局，通过特定的路径去实施，以期达到预定的目标与效果。从学生的需要出发，与职业教育相结合是一条总的思路。学界早以阐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能够相容相合：通识教育可以补充和拓宽专业教育，专业教育则通过价值导引达成通识教育的目的。我们认为，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也大体类似。因此，职业素质养成、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项成为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应有之义。其中，职业素质养成包含的职业知识结构大致包括了人文、科技的基础知识和素养以及与职业直接相关的知识和素养等三项。高职院校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和开发时，宜先从这三方面入手，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另外，适合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还必须贴近生活，教学内容学生喜闻乐见，教学方式多样，以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对于推进通识教育的高等院校来说，“主要的问题不是去发现适于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的正确的通识教育，而是提供适合于那些不太有天分的学生的正确的通识教育”。从这一点上来说，高职院校推行通识教育的难度甚至比普通高等院校还要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识课程必须避免两个极端，既不能居高临下地面对学生，又不能太抽象深奥，它必须充满热情地、不断地用感性的素材（例如电影、演唱、戏剧）直接吸引学生，感染他们的思想。当然，绝不能忽略阅读和讨论。”现今，通识教育改革在我国普通文理学院和综合性大学中方兴未艾，取得了很多成绩。许多重点大学都已经或接近完成了对通识教育的“中国化”、“校本化”改造。但对于众多的高职院校来说，它却还是起步不久。许多高职院校所谓的“通识教育改革”，仅仅是套用某个或某几个国内重点大学的做法而已，连学习外国高校都谈不上。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无可厚非，但借鉴并非盲目照搬。如何在借鉴的基础上实现通识教育的“高职化”、“校本化”，是一个亟待我国高职院校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识教育”之说发端于美国。二战之后，《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发表，美国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改革渐成风潮，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影响到中国。许多重点大学率先接触，在学习、借鉴美国一些著名高校的基础上开展通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浙江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中形成的“核心课程＋自由选修”模式就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的影子，中山大学推行的“经典研读”方式则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圣约翰学院找到源头，复旦大学引以为傲的通识教育“住宿式书院”与美国圣克鲁兹加州大学的做法也是大同小异。虽说如此，这些学校都结合中国实际和本校特色，各取所需，各自找到了发展通识教育的特色化道路。无疑，高职院校推行通识教育改革也需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现阶段，这样的经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美国一些著名高校的理念和做法，二是我国一些重点大学对于通识教育的“中国化”、“校本化”改造，三是美国社区学院（早期称初级学院）和我国台湾地区技职院校的措施。其中，高职院校应该重点研究和借鉴第三项。由于在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师资构成、学生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改革很难采用普通文理学院或综合性大学的某些具体做法，比如经典研读。另外，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也并非是那些著名高校通识课程的初级化和简单化，单靠降低难度和减少课时就能成功。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也必须经过全新设计和构建，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需要。因此，与高职院校存在许多相同点的美国社区学院和台湾地区的技职院校的理念和措施理应成为推行通识教育改革的关注重点。在充分借鉴的基础上，高职院校再结合自身实际寻求一定的创新，力争开创通识教育的特色化道路。
三、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特色化道路的探索
前文已述，对于高职院校来说，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识教育注重提升高职学生在人文、科学等方面的综合素养，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近年来，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开展了通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探索过程中，学校注重前期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遵循“研究—尝试—再研究—再尝试”的做法，力图找到一条贴近学生、适合本校的高职通识教育发展之路。学校组建了“高职通识教育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统筹规划本校的通识课程，协调全校的通识教育改革实践，同时承担一定的通识教育课程评价和教师培训的功能。在研究院架构之下，设立“人与人文”、“科学与技术”和“职业与素质”三个教研中心，由专人负责进行大学科下的模块化研究和教学实践。这样做是为了推动通识教育的整体发展，在通识教育的诸课程和模块之间形成“结构的整体性”。各教研中心努力构建适合高职实际、独立且结构均衡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并交于研究院进行深入讨论。本着“少而精、重实效”的原则，学校先开设了“人与人文”、“科学与技术”和“职业与素质”三门核心课程，选定个别专业进行试点，待时机成熟，各教研中心组织开展选修课程的研发和教学实践。这样做避免了一哄而起，课程总数迅速增加，重数量轻质量，通识教育课程“杂、散、乱”的弊端。例如，“人与人文”教研中心在大学科之下建立了“文学与经典”、“历史与文化”、“哲学与社会”以及“艺术与鉴赏”四个类别，规定了各类别在核心课程中的比重。学校地处沿海，大多数学生也来源于沿海地区，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教研中心在“历史与文化”门类设置了“海洋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在“艺术与鉴赏”门类设置了“瓯绣与瓯塑”等学生颇感兴趣的模块。鉴于高职教育学制较短，学生技能学习和训练任务重的现实，学校先尝试这三门核心课程作为公选课，并明确了修习这些课程所获得的学分。到了一定阶段，这些核心课程将转为必修课，同时开设适量的通识选修课供学生自主选择。高职院校受制于以往过分注重专业技能学习和训练造成的后果，从事通识教育的师资力量相对匮乏。许多教师知识结构单一、学术视野偏窄，并不具备跨领域、跨文化的教学科研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采取了外部引进，内部挖潜等许多办法。除去引进从事通识教育教学研究的专职人员以外，学校还在内部挖掘潜力，建立通识教育改革的激励机制，聘请了校内外一些在该领域有所建树的专家、学者担任兼职研究员，承担学校通识教育的部分研究和教学工作。这些只是一些初步的尝试，学校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举措，最终建立起具备一定素质的，并且对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有着良好理解与热情的教学与研究队伍。通识教育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由于高职院校以往过于注重职业教育、轻视甚至忽视通识教育的做法，对其来说，大力发展通识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显得极为迫切。高职院校只要转变思维、大胆探索，就必定能够找到适合本校的高职通识教育特色化道路。
作者：贺星岳 叶锋 单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