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理念在英语专业教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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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理念在英语专业教学的应用

一、中西“通识教育”历史起源和近展

“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由艺术教育”(LiberalArtsEducation)。亚里士多德提出适合于自由公民的教育———自由七艺,即文法、修辞、辩证、音乐、算法、几何、天文,认为自由公民不需要学习种田、泥瓦等谋生技能,而应发展心智、探索真理。随着时代的变迁,文艺复兴时期“自由教育”逐渐转变为“博雅教育”,以古典文学为中心,主要针对上流社会,但受教育始终是少数人的特权。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社会各领域的飞速发展,受教育群体扩大,职业、专业领域分化显著。市场对专业化人才的需求对古典自由教育构成了冲击,由此导致了“专业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的出现。专业教育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得以广泛实施之后,其“单一化培养模式”的局限性也日趋显著,备受质疑,自由教育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十九世纪初,美国伯德学院(BowdinCollege)的柏卡德教授(A.S.Packard)首次将通识教育融入大学教育之中。随后,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Eliot)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主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并给予学生学习的选择自由,积极推行选修课制。同时期的著名高等教育家赫钦斯(R.M.Hutchins)极力反对知识和学科的分裂,大刀阔斧地改革芝加哥大学的课程体系,并提出“没有通识教育,就没有大学”的思想。艾略特和赫钦斯的教育理念为美国高等教育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曰“君子不器”,认为君子不应像器具一样仅局限于一方面,而应游于六艺,才艺兼备,博学融通,与西方的自由教育、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均有共通之处。近代以来,现代西方教育理念被引进到中国,经过与中国固有教育思想的碰撞和融合,实现了西方通识教育理念的中国化。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和“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知类通达”“通重于专”的培养目标,重视通才教育。延至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中国大学的外语专业普遍基于通识教育的理念。

二、开展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院系调整之后,我国英语专业长期延续苏联的“听说读写”的专业教育模式。这种割裂式的专业教育仅重视学生的语言技能培训,如讲授词汇、短语及其习惯用法等语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学习停留在布鲁姆—安德森认知能力模型中的“识记、理解”的初级阶段,而无法达到“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的高级阶段(孙有中,2011:52)。这种“授之以鱼”的培养模式以教师讲解,辅以学生课后练习为主,培养的学生学习能力薄弱,知识结构狭窄。2000年4月,教育部批准实施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下文简称为《大纲》),将英语专业的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专业课程三种类型,建议这三类课程在英语专业课程总学时的分配比例分别为67%,15%和18%。《大纲》施行的十余年中,英语专业仍未能摆脱苏联式专业教育的影响,总体问题较多。如入学要求偏低,技能课偏重,通识类课程偏少;专业定位缺失,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够清晰;课程设置过于封闭,开放性不足等(张智丰,2010:91)。鉴于此,我们应探索英语专业的中国特色通识教育路径,对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理念、考核方式进行变革,培养全面发展的英语专业人才。

三、通识教育理念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应用体现

(一)优化课程设置

根据2000年公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目前英语专业课程包括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阅读、写作、笔译、口译等)、专业知识课(语言学、文学、文化课程等)和相关专业课(教育、金融、法律、军事、外交课程等),所占学时比例分别为67%、15%和18%。学生将大部分时间学习专业技能,而缺乏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鉴于此,英语专业应提高专业知识课和相关专业课所占比重,降低专业技能课的比重。高校英语专业的教学课程安排一般是每周13~15节,专业知识课一般在大学二年级开设,为每周一到两节,高年级才会增加专业知识课和相关专业课的课时,到四年级为最多,每周六学时。但具体实施起来,学生由于考研、就业等因素,在大四一年难以专心学习。因此,很多学校挤压专业课时,大四下学期不设置课程,无法完成《大纲》规定学时。为减少大四的课业压力,建议在大一就开设专业知识课程,使学生尽早接触到较为基础的专业学科,减少过渡期。

(二)重视人文教育

语言是学习一国文化的“切入点”,而非“工具”。美国华裔教育专家高燕定曾指出,在美国的大学,外语专业的学习不仅关注语言本身如词汇、语法、文章结构、翻译等,而是把语言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该国文化、文学、艺术、政治、历史、宗教、社会和经济等。美国于2006年颁布了全面的外语学习标准,从交流(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连贯(Connections)、比较(Compari-sons)、社区(Communities)五个方面规定了美国外语学习的内容、标准以及考核方式。“5C”标准中除了“交流”旨在培养学生流利使用外语外,其余四项突出强调学生通过语言体验文化,注重语言教学同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联系,以及分析和比较语言和文化的异同,洞察语言和文化的本质。与美国外语教学方法相比较而言,国内的语言学习更注重听说读写等技能训练。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转变观念,认识到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而不是将其作为考试内容形式化。将英语学习作为了解外国文化的桥梁,提高人文课程(文学、文化、历史、社会等)所占比重;学期内,教师根据教学任务和安排,制定书单,鼓励学生扩展阅读量;人文课程及专业课从低年级开始,鼓励大学教育“增负”,增加英语学科专业知识及人文素质教育的饱和度。

(三)开展互动与实践

告别以教师授课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加强师生互动,鼓励自主学习,避免局限于“填鸭式”授课模式。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广泛涉猎探索,培养学习、探讨和研究的方法,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此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尝试课堂教学向课外自学的延伸,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课后自觉扩充阅读量,练习听力和写作技巧等。除了要加强师生互动以外,学生还可以参加诸如社会实践、专业实践、校园文化活动、社团文化等多样化实践活动,将通识教育及专业知识内化。学校可以安排“实践周”或是以加分的形式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实践活动、志愿者活动等,鼓励学生在实践中获得真知。

(四)改革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学习具有引导作用,合理有效的考核方式对于语言学习也至关重要。就专业必修课而言,考核应该摆脱单一评分标准,重视阶段性测评,以及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运用和实践。考量手段应趋于多元化、客观化和深入化。而对于公共选修课来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课程,但有时公选课的评分标准也会左右学生的选择。因此,学校可以通过改革评分标准,鼓励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同时具有挑战度的公共选修课。

(五)英语学习与通识教育融合

国内部分大学在借鉴国外名校,以及院校和专业背景的基础上,初步展开通识教育改革。北大、清华、复旦、武汉大学等国内名校都明确提出了本科教育要“淡化专业,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发展”的转型目标,力图改变我国大学忽视通识教育的状况。北京大学新生只按文、理分类,低年级主要进行通识教育,第二学期末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对学科的了解和发展情况来选择专业,第三学期末确定专业。清华大学将所有专业整合为16大类,新生接受大类统一的通识教育、专业引导等课程,第二学期末方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复旦大学借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住宿学院”的做法,施行一年通识教育,三年专业教育,即“1+3”模式。外语专业新生同其他专业学生一样,统一进入“复旦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通识教育,二年级才会细分专业。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外语类院校,则在全校统一开设通识课程,规定外语专业学生必须选修一定比例的课程数量。这类培养模式不仅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对学科的了解选择适合的专业,且有助于提升他们对于不同领域的认知和兴趣。在上述高校的引领下,国内高校也在不断地摸索着英语专业同通识教育深入融合的模式。高校英语专业应加强对专业知识课程(文化、文学、历史、社会等)的重视,强调阅读文学经典的重要性,在低年级开设文学课程,使学生养成阅读经典的良好习惯;提供丰富的公共选修课,网络课程等,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之余,可以广泛涉猎各领域、各学科知识。

[参考文献]

[1]孙有中.突出思辨能力培养,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J].中国外语,2011(5):49-58.

[2]张智丰.《关于<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几点思考》[J].考试周刊,2010(4):91-92.

[3]甘阳,陈来,苏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作者:闫君 单位: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