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学校历史贡献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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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学校历史贡献与局限性

摘要:

福州市盲校已有百年历史,久经不衰、发展至今,与其前身灵光盲童学校和明道盲童女校的创办与贡献密不可分。两所盲校虽然不是福建最早的特殊教育学校,但却是办学成效最为卓越、影响最为深远的。福州盲校虽为教会所创办,但其建校理念、课程设置、培养出来的盲人学生能够自力更生,凭技艺在世上生存,为现代特殊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经验。

关键词:

福州盲校;发展历史;教会特殊教育学校;贡献局限性

先秦时代的文献中记载商代有一种“瞽宗”学校,“瞽”就是“盲”的意思。[1]从此处可见我国特殊教育萌芽较早,然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中国古代特殊教育的发展被掐死在摇篮中。近代“特殊教育”一度曾被关注过,但只是过眼云烟。如《资政新篇》有论及特殊教育,提倡开设“跛盲聋哑院”,教授“鼓乐书数杂技”,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捐助。尽管特殊教育重被提及,但此时的特殊教育仍很羸弱,真正的早期体制化的特殊教育是缘起于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创办的盲童学校和聋哑学校。[2]战争敲开了中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大门,教会学校在特殊年代破壳而出,来华传教士成为推动福建近代特殊教育学校建立与发展的主力军。教会管辖的特殊教育学校在福建各地崛地而起,如古田、福州、建宁、泉州等地皆有设立盲校,数量不菲。教会在闽开办的特殊教育学校中,影响至今贡献最大的当属福州灵光盲童学校与明道盲童女校。新中国成立后,两所特殊教育学校于1951年合并为“福州市盲人学校”。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福州市盲校前身———福建中华圣公会福州私立“灵光盲童学校”和私立“福州明道盲童女校”[3]的创校及发展历程、教学内容、学生毕业后就业状况等方面,对教会开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历史贡献和局限性进行探讨,以期对当前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教会特殊教育学校创建及发展历程

福州灵光盲童学校和明道盲童女校在闽创校时间较早,且在持续发展中招生人数、办学规模都在逐渐扩大。同其他昙花一现的教会特殊学校相比,两者皆具有较为稳定的长期发展特点。这与两所盲校的创办人、经手人的艰辛付出与贡献密不可分。两所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创波折困难时期(1898—1920年)

福州灵光盲童学校初创与创办历程颇为曲折,创办人是岳爱美(AmyOxley)女士,一位来自澳洲的女传教士。1882年,岳爱美女士在连江传教时看到当地盲童生活窘迫无助,政府与民众都不关心残疾人教育。基于其当过看护的经历,有爱心的岳爱美女士想致力于盲童特殊教育。当岳爱美女士到顺昌县传教,与同样是传教士的柯先生偶遇。柯先生注重盲人教育,试图在华运用盲文。在此契机下,两人共同将盲文转译成连江之福州方言,并在福州地区得到推广[4]。1898年,她在连江创办了盲童学校,招收的第一位盲童学生在其教学下,学会抚摸盲文认字读音,而且也会写马可福音。[5]其后陆续招收学生,学生人数增至17人。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国家陷入纷争,乱事四起,义和团运动爆发,学校被迫暂时关闭。岳爱美女士并未放弃盲校,而是趁机返回澳洲寻求募捐,期望筹得资金重建盲校。1901年岳爱美女士有幸回闽,教会派其转至福州传教,同年与传教医生惠更生结婚,随后夫妻俩合力重办盲童学校,至此,福州灵光盲童学校正式成立。明道盲童女校的创办历程与灵光盲童学校成立缘由不同。该校的创办人是传教士司蒂芬,其隶属于英国圣公会女部所属的“印度妇女传教会”。办校是因为一个加拿大女士收养了教会的盲女婴,而后,这名女士资助教会办盲女收养机构。是年,碰巧有12名被弃养的盲女央求教会收留,机缘巧合下明道盲童女校建立起来了。学校移址多次,1903年学校在福州仓山梅坞建校舍,1905年在南台设立学校地址,1922年迁往施埔。建校之初,学校面临着内忧外患:学校内缺乏盲人教育的专业师资人员;外要面对中国民众对西方传教士的敌意与质疑。最终在传教士的耐心教育下,民众才对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的态度有所改观,甚至当地士绅还会对学校有所资助。

(二)逐步平稳发展时期(1920—1944年)

1920年—1944年为灵光盲童学校和明道盲童女校的发展期,期间有些小波折,但皆能逐步平稳发展。到1920年,灵光盲童学校逐步完善,己设置幼稚园,及初级、高级小学各部。1929年夏天,学校迁入新校舍,设备更加周全,办学规模也逐渐扩大,并增设特种中学4年(小学6年)。课程种类多,还包括党义、符号、常识等科目。课程设置也颇为完备。课外活动开设了体育,组织铜乐队等。盲校还注重培养盲童的生活能力,开办学生实习工场如席科、竹科、棕科等五科。因开支不足,学校力求学生生活自立,校内建有养鸡场、菜园,自给自足。1922年,英国人黄淑玉接任明道盲童女校校长,在仓山施埔扩建校舍,学校规模也逐步扩大。其学制大致同灵光盲校相似,设幼稚园,及初级、高级小学各部,幼稚园2年、小学6年。课程设置也颇为丰富,有语文、英语、珠算、钢琴、体育等。民国20年,即1931年,上海教会特殊教育发展较为成熟,出版了供盲人使用的盲文课本。由此契机,明道的学生也开始学习华语普通话盲文。民国37年,即1948年又增设初中班,学习汉语、历史等文科课程。[6]学校分为学习部和织工部两个部门,学习部的盲童半工半读。因社会对盲童的看法并未完全改观,所以毕业了的盲童就业状况仍然困难,大多只能在学校的织工部从事全日工作。

(三)两校合并改组时期(1944—1951年)

1944年圣公会委任华人李孟雄为灵光盲童学校校长。第二年明道、灵光两盲校开始合并改组,并成立灵光明道联校校董会,由李孟雄兼任校长,一直到1951年学校由福州市救济分会接办。1951年,灵光盲童学校和明道盲童女校正式完成合并改组任务,合并后的学校改为福州盲人福利院附属盲人学校。1954年又改为福州盲童学校。1979年与福州市聋哑学校合并,并改名为福州市盲聋哑学校。1995年最终定名为“福州市盲校”。

二、教会管辖的福州盲校课程设置与毕业状况

(一)宗教课程

无论是在普通教会学校还是教会特殊学校,其皆隶属于教会管辖,因而宗教课程是主要课程,占有很大的比例。1922年,教会对其管辖的特殊教育学校列出一系列宗教课程教材,教材均来自《圣经》等宗教典籍。大英圣公会甚至为了便于盲童学习圣经,还向学校提供了用“布莱叶盲文法”印刷的圣经教义。教会特殊教育学校仍同普通教会教育一样,都是以传教为宗旨的。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其他教会宗教课程萎缩,而灵光与明道两所特殊教育学校仍坚持以宗教课程为主。尽管学校在多次运动压力下不得再将宗教课程设置为必修课,但却以开设形式多样的宗教选修课来吸引学生,企图间接达到“传教”目的。灵光和明道盲童因入学后传教士的温暖感召与宗教课程的引导,产生了极为虔诚的宗教信仰,大部分人都成为基督徒。据统计,1929年时,灵光师生与在校工作人员共有62人,基督徒就有44个。明道创校时收养的12名女盲童中的大部分成了基督徒。从以宗教为主的课程设置与影响结果看出,灵光与明道两所学校宗教氛围极为浓烈。

(二)基础文化课程

灵光与明道虽为盲校,但其基础文化课程设置却也不失偏颇。初级小学课程有初等国语、注音、算术等;高等小学加设历史、地理、英文等科目。1929年起,增设特种中学,学制4年(小学6年)。在原有课程基础上又增加了党义、符号、常识等科目。起初灵光盲童学校基础文化教学用书为学生手制,到20世纪20年代末,台湾某同道赠送一套盲字印刷机,这对盲童接受基础文化教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盲童也并未因其自身缺陷而使文化课程学习落后于常人。不少学生毕业后也以其学到的基础文化课程服务于本校。例如1902年入校的一名学生凭其娴熟的英语知识留校当英文教员,其打字口述英语精确度极高。

(三)职业谋生工艺课程

长期以来,盲哑人一直被视为“废人”,大家普遍认为他们非但不能为社会生利,反而成为分利之人,成为社会的负担。[7]1914年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不少教会特殊教育学校“,即盲校,惟规模皆甚狭小,成绩未能昭著,大半皆以传教为宗旨,而工艺一门,不甚注意,盲童依然不能自谋生理。”[8]然而灵光与明道两所盲校却在早期就已关注学生的习艺谋生能力,设置谋生职业工艺课程,半天工作半天读书。灵光盲校开办的习艺谋生工艺课程内容颇为丰富,包括席科、竹科、棕科等五科内容。1929年学校又将制席部扩建成为工艺部,拓展了学生的手工制作产品与能力,除了制作席子外,还增加了遮阳帘、篮筐等。其制作的工艺品多次获奖,扬名国内外。其名声之大甚至获得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赞赏,称其为全国盲校之冠。当时的教会也推崇其办学经验,号召全国其他教会特殊教育学校向其学习。从学生学习中可以看出灵光学校盲童精湛的制作技艺,学校开设的职业谋生工艺课程非常成功。因明道盲童女校学生皆为女生,学校在设置谋生技艺课程上更偏向家政方向。学生从小就要学习布置住宅、洗碗、洗衣等家务。从高小起,学生开始学习手工艺,主要包括织布、织带和编织毛衣等等。明道盲童女校还创办了工厂,为小学毕业生提供工作。

(四)音乐课程

《阴符经》中有记载:“瞽者善听,聋者善观。”《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其无目,无所赌见,则心不移于音声。顾不使有目者为之也。”《淮南子•说林训》也有记载:“瞽无目而耳不可以塞,精于聪也。”。古人早已意识到盲人虽目不能视,但听觉敏锐、富有音乐天赋。因此,从古至今,音乐教育始终贯穿于盲人教育过程。灵光与明道两所盲校也不例外,皆有开设音乐课程,但男女生所学乐器不同,男盲童学铜管乐,女盲童学钢琴。灵光盲校的铜乐队与明道盲校歌唱团的音乐演出脍炙人口,《福州市志》中有记载,1917年—1919年,灵光学校盲童乐队不仅在国内多地巡演,而且还到英国表演,甚至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因两所特殊教育学校属于教会学校,因此,音乐课程内容也是以宗教音乐为主。明道盲校学生还是福州不少教堂唱诗班的钢琴手。[9]音乐课程的设置丰富了盲童的精神世界,让精神有了归属感。

三、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性

回首19世纪—20世纪福建省众多的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灵光和明道两所盲校是最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的。从对灵光与明道盲校的研究中就可窥探到福建省盲校的发展与特点。教会特殊教育学校具有双重性质,既是教会学校,又是特殊教育学校。在评价教会特殊教育时,应当将其与普通教会学校区别对待,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公正地看待教会特殊教育学校。

(一)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的历史贡献

在教会特殊教育开展之前,我国的特殊教育几乎一片空白,基本忽略了盲童接受教育的权利。不得不承认正是传教士的博爱、公正的基督精神,打开了盲童受教育的大门。盲校的创始人及一代代承办者,以其坚强意志、吃苦耐劳的精神呵护盲童,为盲童黑暗的世界带来一丝色彩与光芒。教会引进并加以改造的盲人识字方法、谋生职业教育、音乐课程等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职业谋生工艺课程不仅培养了盲童自力更生的能力,使其能凭自身技艺在世上生存,而且也为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资金。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模式、建校理念等为现代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经验。从灵光与明道两所盲校各自创立、发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教会特殊教育学校逐渐被政府和相关部门所接管,两校合并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当今的福州市盲校不仅继承了灵光与明道盲校积极先进的一面,而且在时代推动下有了新的发展理念与运行轨道,为特殊教育谱写了新的篇章。

(二)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的局限性

1.灵光与明道盲校的创办人并非特殊教育专业人士,只是或因个人善心,或因机缘巧合而创校。早期在华创办盲人学校的传教士大多缺乏系统的盲教理论指导,限制了盲校的科学发展。

2.因其早期具有教会学校性质,处于教会管辖,因此,盲校的宗教色彩浓烈。尽管受到“收回教育权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冲击,但其仍依附于教育以期达到传教的目的。直至1944年起,宗教教育才退出历史的舞台。

3.尽管称为学校,但教会特殊教育学校有极为明显的特色,即:慈善救助。身体残缺的可怜盲童皆能进入灵光或者明道盲校。既然是慈善救助,那么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接收的盲童能够生存,继而谋生。这就使得特殊教育学校忽略了教学质量,忽略了盲童心灵真正渴求。当然,在19世纪初那个年代背景下,中国教会特殊学校的局限性大多是无法避免的,今天在看到其局限性的同时,更多的应该是看到创办者和历任承办者对我国特殊教育的历史贡献。

作者:黄靖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熊贤君,喻本伐.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9.

[2]宋玲.近代中国教会特殊学校述评[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12).

[3]百度百科.福州市盲校.[EB/OL].[2016-01-05].

[4]崔军锋.民国时期福州基督教慈善事业研究(1912-1949)[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6.

[5]郭卫东.基督教会与福建近代特殊教育事业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2011(12).

[6]仓山区志编撰委员会.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志[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373.

[7]宋来祥.民国时期国人盲哑教育的实践和理论探索[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8]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Z].台北橄榄文化基金会、中国教会研究中心,1983:132.

[9]东南快报.福州馆述.[EB/OL].[2016-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