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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领域的思想走向是否在党和国家的掌控之下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攸关。思想政治教育要放眼全局，认清其中的利害关系，摆正姿态，准确进行角色定位，着力提高理论功力和认真研究在公共领域的实践策略。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领域
面对我国日渐壮大的公共领域，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显得无所适从，甚至出现了被公共领域边缘化的危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当今社会现实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迫在眉睫。
一、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要放眼全局，认清大势
掌握公共领域的思想走向是我党长久执政的关键。为此，必须放眼全局，认清公共领域的利害关系和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的紧迫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是时代的新课题
学界对公共领域的界定基本沿用哈贝马斯的模式，主要指与政治国家相对应并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市民社会，是一种不受国家权力直接干涉的由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实质上包含着调整和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内容。时至今日，日渐全面深化的改革基本摧毁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主义政治国家模式，无所不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逐步收缩并分化，社会中间力量逐渐发育完善，具有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和能量。公共领域的组织化、自主性、公开性、非政治性等特点使其产生、维持和活动均不直接受国家政权的操作和控制，它的活动方向和目标在于维护和实现局部的社会利益［1］166。这就是说，一方面，传统形成的依靠党团系统的政治力量，通过单位建制落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无法有效地进入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及其力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引导得当，能够提高公民的社会参与程度，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巩固执政党地位，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反之，公共领域可以煽动民愤，集结民怨，攻击政府，组织民间力量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直接威胁执政党的存亡。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各类思潮及时掌握、有效疏导、妥善化解，沟通公共领域利益和国家利益，整合公共领域的局部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大事。
(二)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是应对国内外形势的迫切需要
全球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都无可估量。可以说，全球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最深刻、最广泛的背景。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单向传输，在国家政治力量和家庭私人生活之外的公共领域是其着陆点和策源地。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越来越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事实，西方国家不可能坐视不管。中国公共领域是一个刚刚发展起来的缺乏文化保护的新兴领域，其非政治性和公开性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往往极容易被西方国家有意识地利用:通过文化产品输入、宗教传播等形式把裹挟其中的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输入公共领域并伺机和我国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在“民主、自由、平等”的幌子下，把公共领域引向政府的对立面，最终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公共领域的渗透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公共领域的思想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占领。与其被动、消极地回应，思想政治教育不如主动出击，对公共领域的西方价值进行剖析和辨别，用主流意识形态占领公共领域的话语制高点。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的深水期、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各种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关系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重大调整，反映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思潮如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都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舆论相对自由的公共领域，其要求自由、民主、自我民族利益至上、绝对平等的口号迎合了公共领域一些非理性的社会团体的要求。部分社会思潮现实感强烈，针对性明显。一些从西方渗入的社会思潮表面上有完整、严密的理论形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我国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在此情况下，亟需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思想空间，对公共领域的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来源和实质进行客观分析，在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交锋、辩论中培养“公共理性”，在客观辨析各种社会思潮的危害的基础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三)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是我党掌握“政治领导权”的保障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代表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和代表政治领域的政治社会分别执行国家两种职能:市民社会执行的是集合社会个体、组织社会，实现社会文化变革的功能，它所行使的是文化的领导权，其行使领导权的基础是认可;政治社会执行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它所行使的是“政治领导权”，其行使统治的基础是强制。这两个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2］7。在国家这两种职能中，葛兰西更重视市民社会，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统治集团不仅要运用“统治”掌握国家，而且还要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掌握市民社会这一公共领域，使其他集团认可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是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它可以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所掌握，也可以为不居于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掌握。一旦“统治阶级不再发挥‘文化领导’作用，只能‘统治’，实行强权，这就意味着广大群众已经脱离了传统意识形态，失去从前的信仰”，“政治领导权”的危机就来临了［2］230。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党必须意识到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的关系，运用宣传、教育等手段和网络、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将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公共领域，把公共领域打造成应对政治动摇和西方势力侵入的“强大的堡垒和工事”［2］191，牢牢掌握公共领域的文化领导权，为党的长久执政强基固本。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为其在公共领域的合法性证成
这里的“合法性”中的“法”是广泛意义上的概念，包括法律、典范、规章、制度、习俗及民众认可等一切正当性来源。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指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的理由正当、合理，获得公共领域的认可。当今，合法性问题成为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为自身寻求安身立命依据而优先研究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同样要为其合法性证成。
(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合法性的直接依据
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政权的合法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的基础和保障，思想政治教育为政权合法性作辩护。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并且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获得了广泛认同，具备强有力的合法性根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上层建筑决定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国家政权。思想政治教育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执政党在意识领域的政治活动服务，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的来源。公共领域是一种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力量，以维护、促进公共利益为宗旨，并不寻求同政治国家全面对抗，在不受外在势力操纵的情况下更无意推翻现存的国家政权。公共领域认同国家的合法性权威和法律原则，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它的繁荣与安全有赖于法律保障，也就是说公共领域认同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由此，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直接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合法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公共性和科学性是其进入公共领域合法性的内在依据
任何事物的合法性最终来源都应该是其自身，事物自身的科学性及不可取代的价值为它的存在提供了“是其所是”的根本依据。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公共性和科学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提供了内在依据。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公共性为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合法性提供了公共性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为人们科学地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即人民是公共领域的主人，符合公共主体的利益，能够获得公共认同。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立场上的理性断言，塑造了最广泛而具体的公共性基础，能够团结公共领域一切不同利益的群体。其二，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证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合法性提供了科学的研究和传播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活动是一种指向公共意识领域的政治活动，公共的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象域。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俨然成为了“欺诈”、“虚假”的代名词，是人人避之不及的东西。为意识形态正本清源是思想政治教育获得科学性，进而在公共领域获得合法性的内在根据。“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用来指“观念的科学”。为意识形态背上“恶名”的主要是韦伯和曼海姆等人，他们否定意识形态的内容和价值，认为它曲解事实，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并最终走向“终结”。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也都对意识形态展开过激烈的批判，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是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经常这样使用意识形态概念，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则多在描述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正确说明了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从而指出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总体，是代表一个阶级根本利益的观念的综合。不难看出，一些西方学者宣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恶名论”，只是意识形态在特定领域的衰微或对特定领域意识形态的批判，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始终伴随着主体的人的认知范式而普遍存在［3］84，它是现代性政治的核心，是精神权力，并且其走向与嬗变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研究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开展意识形态活动是一项科学的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替代的特殊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延续和再生产意识形态的历史任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
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国家政治权力的直接庇护进入公共领域，遭到的一个诘难是“洗脑”。人们普遍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正当性有所质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学理积淀和学科自我反思，仅仅是执政党的“喉舌”而已，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面临的最为尴尬的合法性困境。这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政治实践活动的产生原因、发展历程及其与政治文明演变历程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合法性。从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角度考察其存在的形态，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政治价值观的教化活动在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是古已有之，比如中国儒家的忠君理论和家国一体理论，欧洲中世纪借助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予以诠释。其实，相对于依靠暴力的政治运作，教化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就是说，“如果政治活动仅仅通过物质性力量的运作方式来完成，那么这样的政治活动是非常低层次的，动物世界许多猛兽都是通过自身的物质力量消灭对手达到对族群、领地控制和占有的目的。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政治运作的手段越来越文明，由原先主要依靠物质力量暴力解决逐步过度到依靠教育、说服、沟通、辩论等符合人性的方式来完成，显示了政治主体高度的自觉性”［4］128，而具有现代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特别是自觉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而非暴力手段驾驭社会公共领域，正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
三、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要摆正姿态，讲究理论功力和实践方略
在公共领域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摆正姿态，找准角色定位，既不“越职”，更不能“缺职”，在不断提升理论功力的基础上注重实践方略。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是公共交往的参与者和公共思想领域建设者
在党团系统领导的单位建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往往是将既定的价值观由教育者传达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继而将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观念以指导行为。这里实际上预设了价值观的生产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被当作没有思考权利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在公共领域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表现为自主性和平等性，以开放自由为交往取向的公共领域不可能预设一个话语权威，教育者、受教育者都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可以在一个平等的思考地位中共同参与公共交往活动，在协商和互动中达成公共意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既不能畏手畏脚，也不能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必须融入公共领域的对话中，作为公共领域交往中的平等参与的一员，在对话交往中引导积极的政治伦理价值。消解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一元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对公共领域意识的发展束手无策。思想政治教育要承担起公共领域主流意识形态供给的责任，成为公共思想领域的建设者。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宣传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向公共领域输入主流意识形态，通过自己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和对公共事件的分析、解释，引导公共领域舆论的焦点和走向，对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则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略有改变或轻微转向，逐步建立起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基准的公共思想领域，实现公共领域对国家政权的认可。
(二)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要提升理论功力
思想政治教育把主流意识形态给予公共领域的过程，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实质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承载着政治价值的文本或者上级话语进行“对话”，必定带着自己的立场、观念，因为公共领域的任何交往对话都不可能是对理论原封不动的复述(即使是复述，也必定带有语气、表情等个体的理解)，会作出重新理解或融合，这种带有思想政治教育阐释倾向的理论直接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进入公共领域的效果。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指出，承认某种人物有权威，并不是依靠人们放弃理性和主观性，而是以承认和接受为基础，即承认他人的判断和洞察力胜于自己［5］347。思想政治教育要想获得公共领域自愿认同的“权威”，需要有凝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力，特别是彻底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产生的根源、发展历程、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弄清楚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论渊源、现实依据、实际成就，关注重大现实问题，注重责任引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详细、精确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勇敢而有力地回应、驳斥公共领域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用凝练雄厚的理论功力赢得公共领域的话语权。
(三)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要注重实践方略
在注重提升自身理论功力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公共领域绝不仅仅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一个话语主体发声，其他话语主体特别是地方性民间团体，由于情感相近、利益相通等便利条件更容易获得公共领域局部团体组织的认同，与这些话语主体进行话语权竞争时，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实践方略。公共领域是一种组织化的社会生活，以集体行为在公共领域表达他们情感、利益、诉求的社会组织是最基本的活动单位，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融入公共领域社会组织中。一是参与到公共领域社会组织的内部运作中去，熟悉、掌握各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知识和运作模式，参与社会组织的决策及内部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洞察组织的精神文化取向及价值观走向，见微知著，及时引导。二是充分利用公共领域主体的多样性和不完全性调控公共思想。任何活跃在公共领域的社会组织都不能声称其成员的所有利益，某种利益或事务也会有几个不同的组织的呼吁，社会成员会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其他不同的组织来表达和促进自身利益。在此意义上，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生存壮大:依靠有巨大地域性声望的社会组织的力量拓展自身的影响力;支持和团结有助于自身话语地位的组织，共同回击反主流意识形态言论。其次，培养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个以为社会提供有关世界的解释为特定任务的社会集团，这就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垄断了对世界的解释，负责协调不同阶层在观念上的差异，而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成熟催生了一大批现代意义上的“能够自治并独立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2］3的知识分子阶层，“它越来越多地从那些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中招募成员，而且，它的思想方式也不再受类似某种类似社会等级的组织的调控。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所以，他们使各种思维方式和经验方式都可以获得公众注意的机会”［6］13。从这个意义上，虽然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多是政治性组织内的分子组成，但类似的教育背景和相当的知识水平使其和这些“自由”的知识分子阶层天然地有着共同的话语表达和情感通融，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这层联系，逐渐培养出一大批党领导下知识分子阶层，“政党通过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发展市民社会，把政治社会不断纳入市民社会”［2］208。换言之，政党和思想政治教育都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其可以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通过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特殊作用影响公共领域。再者，借助公共政策的力量做好公共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和行为准则。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和公共政策有着共同的工作对象，是二者得以结合的基础，即共同致力于解决公共问题、形成公共意见、满足公共诉求。公共政策通过国家权威调节公共领域的资源分配，这种分配制度含有社会主导价值和公平、正义等公共伦理意蕴。思想政治教育借助公共政策，宣传并彰显社会主导价值，把物质利益和公众思想问题相结合，更加有说服力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思想调节作用。
作者：宋芳明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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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