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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寻求稳定的就业机会、更加优越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多的农业户籍人口离开世代维持生计所依赖的土地，不断向城镇转移，在城镇中从事非农产业并获取工资性收入，由此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8亿人[1]，遍布于国民经济的多个领域，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为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受城乡二元结构制约，农民工难以被城市社会认同接纳，长期处于体制、产业和城市的边缘地带，其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许多人思想观念、价值标准与人生态度产生偏移，继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引导、约束、协调、激励、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解决农民工思想困境、价值理念、个体心理等隐性层面的问题，引导农民工思想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村融入城镇，既是实现农民工全面自由发展的有效方式，也是化解矛盾冲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保证。
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研究区概况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实施，明确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在于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并不等同于取得城镇户籍，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要求，即不仅要让农民工完成身份、环境和职业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观念、社会认同、心理因素等方面真正融入城镇。但是，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隔绝下，农民工只能是“身体进城”，并不能扎根城镇。身份与职业的相互背离，使农民工在城镇不断遭受歧视与排斥，逐渐减弱了对城镇的心理认同，始终认为自己是“外来人”、“打工仔”，置身于城镇之外，逆反倾向悄然滋长，形成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严重的社群隔离，违法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同时，长期游离于城乡之间，农民工思想观念处于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参半的边际状态，仍然保留了落后、愚昧、散漫的一面。在无法表达和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往往会迫使其采取激进、暴力等极端手段。在多个城市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正是源于种种负面心理，农民工围观宣泄、跟风起哄、传播谣言，成为矛盾激化的导火索，甚至酿成更大的公共危机。定西市位于甘肃中部，因境内资源短缺、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繁，素以“苦瘠甲于天下”闻名于世[2]，也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所辖六县一区被整体列入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5年定西市国内生产总值304.92亿元，人均仅为10975元，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23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穷则思变，定西市着力发展劳务经济，2015年劳务收入占农业转移人口收入的60%以上[3]，被誉为农民增收的“铁杆庄稼”。当前，定西市已迈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2015年城镇化率为30.4%），将会有更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进入城镇，思想文化观念的不适应是其融入城镇的主要障碍。或者说，促进城镇常住人口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目标，这个目标能否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二、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主体责任缺失
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主体，其主体有效性集中表现为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客观规律，分析受教育者思想现状，通过策划、组织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受教育者养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政治素质。与其他受教育群体不同，在追求比较收益的“短工化”趋势影响下，跨地区自主择业塑造了农民工群体的高流动性、高分散性，导致其缺乏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主体。在定西市范围内，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中小企业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8.3%。为节约成本，用工单位仅能为农民工提供适应性的岗前培训；街道、社区在考核机制驱动下，高度关注农民工的计划生育工作，以属地原则为由拒绝承担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责任；其他管理机构也是侧重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注重就业指导。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关部门配合不力，造成定西市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处于“真空”状态。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各年龄段农民工实际需求不匹配
2015年定西市农民工群体中，18-30岁、31-40岁两年龄段农民工合计占比为55.7%，说明以80后和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定西市农民工的主体。基于这种判断，相关管理部门将焦点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对其他年龄段农民工的思想变动情况关注不够。需要注意的是，定西市41-50岁及50岁以上的农民工仍占总数的44.3%，尤其是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自2013年以来数量逐年增长。这两个年龄段的农民工是农村家庭的“支柱”，既肩负着上一代人的赡养义务，还承担着下一代人的教育重任，负担较为沉重，对其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基本单元的和谐与稳定。另外，从群体特点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中老年农民工也有很大不同。比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预期高，耐受能力差，法律意识淡薄；中老年农民工利益诉求不明显，政治参与积极性低，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弱。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定西市并未按照农民工年龄段设置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没有根据农民工年龄构成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和分层次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受教育者实际需求相脱节。
（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形态单一陈旧
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之一[4]，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诸多要素的融合点，起着联接教育主体与客体的重要作用，主要包括为实现教育目的、任务和原则而运用的活动形式、物质实体。表2显示，定西市农民工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9.8%，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在实际工作中，定西市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运用忽视了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载体形态相对单一，以平面化的公益广告牌、企业板报、宣传说教等形态为主。其中，前两种载体因其固态化，吸引力与渗透性不足；单向灌输式的宣传说教则过于生硬，内容空洞。农民工比较容易掌握和接受的微信、微博等现代立体宣传平台应用不足，教育载体过于传统陈旧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
（四）农民工网络媒介素养与信息甄别能力较低
现代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使农民工能够更加快捷地获取多种信息资讯，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媒介进步所带来的信息盛宴[5]，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在巨大的信息量冲击下，农民工自身素养不足，加大了寻求正面信息的难度。比如：2016年3月20—21日，定西市连续发生两起牛肉面馆顾客猝死事件，部分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微信朋友圈、QQ群转发，流传出多个夸大离奇的事件版本，引起群体内部乃至区域性的恐慌。虽然此事件所引发的负面影响已逐步淡化，但所包含的警示意义值得重视和反思。农民工缺乏网络信息甄别分析能力，需要极力防止网络媒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沉迷的陷阱，成为群体内部传播虚假信息、色情暴力和诈骗犯罪的平台，甚至成为异端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工具。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主体
农民工从世代相居的农村社会步入陌生的城镇环境，人际交往由血缘关系转变为工作关系，“文化水土”由传统乡土文化转变为现代城市文化，其思想观念、认同追求的市民化变更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需要教育实施主体多方面融合引导才能完成。为避免责任推诿影响教育成效，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在专门组织机构统筹安排下，建立各主体责任分担机制[6]，明晰企业、社区、学校各自定位，切实承担起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责任。其中，用工企业应侧重于农民工科学文化和职业道德教育，通过定期组织培训，以更具吸引力的案例讲解、典型示范等形式，使农民工在教育活动中学习文化知识，及时了解当前国家政策、新闻资讯、行业管理规范，提高从业素质和道德修养；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回归服务本位，对辖区内农民工进行党的方针政策、普法宣传和社会公德教育；学校在确保农民工子女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更要高度重视其心理健康教育，谨防自卑、封闭、冲动、交往障碍等心理问题出现。
（二）构建多层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考虑到定西市农民工年龄构成的阶段性以及同一个体不同时期发展诉求的差异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构建应做到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结合。总体上，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等[7]（P19）。还应根据不同年龄段农民工的心理特点、实际需求设置特定教育内容。新生代农民工年龄轻、可塑性强，在城市文化、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下，其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处于焦虑状态，应以引导性、适应性和规范性教育培训为主，比如：义利观指引、人际关系处理、文化素质提升、守法意识、婚恋观调适等。利用合理有效的教育内容体系，使新生代农民工完善城市职业认知，获取应对各种压力的能力，消除心理层面的孤独感和压抑感，逐步融入城市稳定生活。中生代农民工从业时间较长，已基本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环境，但受户籍制度、公共服务、文化技能等阻碍，始终漂泊在城市边缘。繁重的体力劳动、经济负担以及子女随迁入城后的受教育问题，无形中加大了其心理压力。因此，中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以心理疏导、维权能力培养为重点，并在制度改革上同步发力，使有能力在市县城区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举家进城落户，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8]，从根本上消除群体后顾之忧。
（三）优化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随着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拓展了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选择运用的空间，形式更具时代内涵。智能手机因便携性和易用性强，成为当前社会公众沟通交流和获取资讯的重要工具，手机媒体也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传媒”[9]。微信、手机QQ等应用客户端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农民工既成为信息的获取者，又是信息的创造者、传播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充分利用手机媒介，进行教育内容的制作传播，从正面引导农民工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法律意识的养成。建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促进政府与农民工及时互动交流，农民工可以在线咨询、投诉、求助，政府能够宣传正面典型人物、政务信息、实施网络应急管理。同时，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其中，注重对农民工的关爱与服务，用活泼愉快的方式呈现说教色彩较浓的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四）增强农民工网络媒介素养
提升农民工网络媒介素养是综合性工程，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多方协同配合形成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一是将农民工网络素养培育融入到就业培训之中，为其讲解有关网络安全、网络信息辨别等方面的知识[10]。二是加强网络法规的宣传，使农民工牢固树立网络自律意识，恪守网络道德，提高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和政治敏锐性，在虚拟网络社会中能够正确行使个人意志，形成文明使用网络、不传谣、不信谣的良好认知。三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强化网络信息审核与监控。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加强网络运营商实时监管，过滤网络信息产品中含有暴力、色情、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对突发性、群体性网络事件及时做好化解疏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舆论氛围。农民工市民化是文化、心理、身份以及经济等多方融合的历史过程。重视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其转变思想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养，适应城市生活与发展需要，确保农民工群体期望表达不缺失、人格权利受尊重、个体发展有空间，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才会稳健而有力。
作者：张亮 单位：甘肃省定西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Z].2015-04-28.
[2]张亮.甘肃中部地区城镇化问题研究[J].小城镇建设，2010，（11）.
[3]定西党政网.定西市“铁杆庄稼”嬗变记[EB/OL].
[4]刘福州.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N].光明日报，2009-08-12.
[5]王琦.资讯时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J].教育爱好者，2012,（24）.
[6]周湘鄂.新生代农民工现实困境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J].安徽农业科学，2015,（7）.
[7]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5-11-03.
[9]余佳莹.“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J].人民论坛，2014,（32）.
[10]王伟伟.网络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状况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