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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发展历程以及内在逻辑，比较剖析古今中外相关教育性仪式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特征，在强调“扬弃创新、转化继承”的基础上，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成果，进一步找准影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效果的内在机制与基本规律，由此提出构建开放式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教育;扬弃创新;转化继承
在对国外“批判性学习”和对传统“继承性创新”的基础上，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势必将面临一轮新的构建:既要把转型期各种社会关系、伦理规范和权利义务重新系统化为新的仪式理论，又要把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汇或重塑成新的仪式实践形式。
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演变的历史性考察
根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研究，普遍意义上的“仪式”具备三个要素，即特定形式、特定活动与特定内涵［1］。作为一种特殊的仪式，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仪式主要是学校通过一系列由象征符号聚合起来的、具有表演性、正式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行为系统来对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使学生在认知上把握这些仪式需要传达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和社会价值观，并使学生在道德情感上得到激发和丰富，最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规范、引导、凝聚和激励。由于目的性和手段性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仪式也会受不同变量影响而产生一定的“调适”甚至“变异”。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认知程度的学生群体，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形式及内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也是大学以及中学仪式教育同名不同实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国家及社会灌输的道德规范、政治要求和社会价值观有所差异，思想政治教育仪式设定的目标和方法也难免会出现变化。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变迁为例，可以看到，在革命中强化特定阶级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初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都曾陆续使用过相似含义的词汇，而我国使用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1950年的教育部文件［2］。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仪式形式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5年):整顿旧学校、旧思想、旧风俗，重置升旗、入队入团、国庆大典及各种群众教育仪式，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创设期”。二是“”时期(1966－1976年):以政治仪式为主导，通过“大框架”和“小细节”竭力规约仪式中的个人行为，属于“固化期”。三是改革开放时期(1977年至21世纪初):社会经济发展多样化导致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和差异性增强，受西方和传统文化影响，在保留固有学校仪式的基础上，新仪式、新礼仪被不断开发，属于“转型期”。四是深化改革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理论与实践上对思想政治教育仪式进行新的建构，属于“升华期”。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一些历史时期的专制政府从维护自身统治、强调政权合法性和意识形态正统性等角度也曾搞过控制人民思想、禁锢人民行为的所谓“礼仪教化”活动，如清朝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等，但这些都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虽未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一词，但已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在各地军政大学中普遍开展开学、毕业、入党、校庆、大型讲座等政治仪式，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基础［3］。回溯历史，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仪式作为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常规手段与有效载体，一直得到我国教育界的持续重视和广泛应用，而仪式教育也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极具国情特点的德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毋庸置疑，长期以来各类、各级、各层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在学校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等方面做出巨大成绩;而且不容否认，这些教育仪式还将继续发挥重要功效。但以往过分强调学校、教师的单方面主导作用，同时忽视仪式教育方式与内涵的与时俱进，也逐渐导致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学生参与度、接受度和影响力不断被削弱。中央16号文件要求各级学校“善于结合传统节庆、重大事件和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教育活动”，“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感染力”。近几年，党中央又连续下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等指导性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和规范礼仪制度”“开展礼节礼仪教育”“使之成为培育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方式”的改革要求，这对我国现有仪式教育改革和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提出更高标准。其实，我国仪式教育活动不乏成功案例，如举办汶川大地震后全国性哀悼仪式、创设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直播北京奥运会各类仪式，以及启动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各项仪式，都极大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凝聚强大的民心与力量。但是，部分日常学校仪式背后显示出的“苍白无力”和“变样走形”也同样堪忧:一方面，在“欧风美雨”下，部分青年学生对西式宗教仪式的趋之若鹜与恣意纵情;另一方面，国内有些地方借所谓“复兴国学”之机大搞祭天祭孔祭祖，甚至罗致中小学师生曲从附礼以点缀门面，将其与“唯物论”“无神论”为根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混为一谈。这些“吊诡”现象的出现，不能简单视为一种偶然。应该看到，仪式运作的关键在于通过组织化程序来编排或约定人际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之关系，达到强化各种伦理规范和价值使命认同的终极目的。透过仪式的外在形式，应当直面其背后隐藏着的核心问题———“关系”，这些“关系”往往依托于各种权力、义务和利益诉求。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的开放程度和思维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共同促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转型，学校与社会、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必然无法自外。所以，固有的学校仪式越来越难以发挥以往功效，而造成这种不适应性的根源即在于此。因此，当下如何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构建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仪式体系，增强仪式教育活动的感染力，从而强化青年学生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无疑是亟须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古今中外教育性仪式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
明确指出，随着全球化深度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因此，以往“闭门造车”“严守门户”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已受到巨大冲击，许多学者认为应向西方国家学习“隐性教育”的优长，改革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及德育工作的弊端，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也要警惕其中存在的误区:一是认为西方无思想政治教育却依然运行“良好”，由此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仪式不足为凭的“取消论”;二是认为西方国家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完美”，由此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仪式可照抄照搬的“复制论”。这两种论调显然是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唯物论”、“无神论”教育与宗教教育的本质区别。作为社会化且群体认可的行为活动，仪式具有“再生产”“再塑造”的特性，故而对社会的稳定、道德人格的养成、价值观念的引导具有重要作用［5］。因此，无论古今中外，尽管形式上可能有变化，但特定集体仪式的实践对于巩固群体、社会乃至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认同均有很好的教育功能，这是当今世界各国从未放弃思想和政治上的仪式教育的根源。以下从国外仪式教育、中国传统礼教以及宗教仪轨、社会现行仪式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1．国外仪式教育。世界各国的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仪式都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强调通过仪式教育将个人与国家、社会或群体联系起来，促进个人社会化并分享社会文化价值观。其中，有些国家的做法不乏亮点，值得借鉴。比如，美国强调生活情境、多元文化、多种样式的仪式教育形式，它在“9•11事件”后更注重以权威爱国主义象征性仪式来强化国家归属感。又如，德国在公立中学里坚持开设圣诞节、耶稣受难日等宗教仪式活动，并采用讲经、忏悔、祈祷等方法进行教育活动，同时它还注重家庭教育仪式，采用协商性范式使学生从小参与家庭重要决定及事务处置。再如，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强调传统、公共精神与“爱国心”，开展“升国旗”“唱国歌”等学校仪式，而普通民众也更加热衷于神道教“渡火式”、民间传统成人礼和“而立”礼等带有宗教性的仪式。还有一些亚洲国家，如韩国也开设专门礼仪课并由国家主导实施“忠孝”教育和“身土不二”爱国主义教育等仪式;新加坡也过《共同价值白皮书》以理论说教与社会实践并重，并由政府积极调动社会资源举办大型公共仪式活动。此外，苏联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制定并推行过《学生守则》，强调学校必须执行与国徽、国旗、国歌有关的集体政治教育仪式，要求学生必须参与自治组织与共青团组织活动。
2．中国传统礼教以及宗教仪轨。中国传统礼教仪式包括政治、社会、人生、文化、军旅等五种教育性仪式。第一，“政治教育仪式”是指对“天地人神鬼”的国家祭祀仪式，其样式有封禅大典、宗祀、郊祀、社稷坛祀等;其内涵是统治阶级向民众宣传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的重大国家性仪式;其本质是强化封建社会中各对关系和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第二，“社会教育仪式”的样式有乡饮酒礼、射礼、燕礼以及士相见礼，历朝历代既有变更也有损益;其内涵是传播和灌输社会规范、社会价值与社会秩序的社会礼节性仪式;其本质是强化儒家思想“五伦”及社会价值观所规范的人际、人与社会之关系。第三，“人生教育仪式”的样式有冠礼、笄礼、婚礼和丧礼等;其内涵是在人类生命周期某个节点、以培养个人符合社会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个体性仪式;其本质是强化儒家思想基于生命、情感、孝道等血缘宗法主题设定的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以及人心理与生理的关系。第四，“文化教育仪式”主要指历代庙学，其样式有释奠礼、束?礼或开学礼、释菜礼、养老礼、视学礼等;其内涵是通过左学校右孔庙的空间布局及其内部文化符号与表现其意义、价值的特定仪式来实现“礼乐教化”;其本质是强化封建礼制基于长幼、尊卑伦理而设定的师生关系，以及国家教育体系中个体与朝廷的关系。第五，“军旅教育仪式”是指治军仪式和战争仪式，其样式有和平年代的天子巡狩仪式和战争年代的出征、作战、献捷仪式等;其内涵是从思想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忠诚度;其本质是强化封建等级制度内不同阶级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至于宗教仪轨的内涵则是教职人员向信徒实施传播教义、道德规范、灵修方式等一系列信仰体系所采取的教习性仪式活动，其本质是强化信仰世界中凡人与神灵的关系，以及遵照神谕、戒律、教条而设定的人际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
3．社会现行仪式。它主要分为政治、戏剧、民俗和展会等四类社会化仪式。第一，“政治仪式”的样式有表达规训、惩罚和忠诚等仪式;其内涵是社会群体或政党借助象征方式和手段来制造权威，隐喻地传导意识形态，促使参与者接受并认可;其本质是强化个人与群体、民众与政党、社会与国家的服从或信仰关系。第二，“戏剧仪式”的样式有联欢会、舞会、情景剧等;其内涵是通过事先安排好的固定剧本表演个人真实经验，达到自我了解、领悟或启发他人自我探索的仪式过程;其本质是强化个人心理不同层面的关系以促成和谐健康状态。第三，“民俗仪式”起源于巫术仪式或宗教仪式，但它更强调人性关怀，其样式有节日庆典、祭祖、乔迁、跨年仪式等;其内涵是通过人员组织与仪式表演传承人民生活和文化中连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和习俗惯例;其本质是强化物质及精神文化谱系中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以及基于这组联系而设定的人际关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第四，“展会仪式”的样式有博物馆、纪念馆、博览会、运动会等;其内涵是通过一定组织活动展示人类或文明进步的物质性和精神性表现;其本质是强化由示范、激励、导向、隐喻而连接起来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国家、自然、历史的关系。综上所述，这些仪式教育的目标、样式、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内涵与本质却有一脉相承之处，即把各种关系的联通、规范、协调和强化，作为仪式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以此为准则，根据时代、空间、情境、人物等要素变化，对各类型仪式形式进行“损益”或“调适”。这将为新时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仪式依据国情特点与“扬弃”原则实现新的建构，提供巨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效果的影响机制以及基本规律研判
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仪式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政治性仪式”，如升旗仪式、入党入团仪式等;二是“礼仪性仪式”，如上下课师生之间的问候礼等;三是“纪念性仪式”，如校庆、运动会、颁奖典礼等;四是“通过性仪式”，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军训汇报、成年礼等［6］。现有研究已从现象归纳和理论概括的角度，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比较完整的分析，即目的模糊、形式僵化、内容空洞、符号短缺、结构失范、运作低效等情况突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社会信仰整体性缺失之责，也有学校应试教育排斥、宣传动员效果不佳、师资力量匮乏、组织实施能力薄弱、激励监督评价反馈机制缺位等抗阻性因素的制约影响。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分析，可以得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效果的基本规律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由于从众和模仿机制，个性在有意无意间会化为群性。第二，在教育仪式中，群性可以在框架上或细节上修正个性。第三，教育仪式既可促成师生的社会化，也可导致师生的异化，即能动性丧失。第四，只有内化的教育秩序感，才能建构出真正的教育秩序。第五，教育仪式不能忽视“特殊场效应”:仪式“语境”可产生超越现实的控制力，从而营造出师生共同信仰、期待和愿望的“共振”场域。当然，仅掌握影响仪式效果的基本规律仍不足以有效引导其效果最大化体现，还必须进一步分解其内在机制，并正确认识和控制其中的关键因素。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效果的内在机制可能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一是“价值观认同机制”，即通过道德范式建构产生价值认同。二是“凝聚力强化机制”，即通过礼仪礼节营造和谐氛围，通过典礼产生文化推力，通过庆祝实践共建群体效应。三是“持久性运作机制”，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生活化和例行化，提供持续性的运行动力。四是“秩序转化机制”，即通过教育仪式再造秩序感并转化成真正的道德信仰秩序。五是“网络化协同机制”，即通过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和党团共同参与立体式教育网络，扩大仪式教育效应。六是“全周期管理机制”，即通过仪式环节监控，实现事前指导、事中组织和事后总结。众所周知，任何仪式中那些超出日常生活的、极具浓缩的特殊场景和意义世界之所以能被布置和创造出来，主要归功于人物、姿势、语言、音乐、器物等要素在时空中的排列组合，以及每个要件及过程的特殊含义赋予。因此，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效果的关键因素就隐藏在这些要素和程序中，它们可能包括:第一，“凸显性”:仪式地位越高、崇高氛围越足，仪式感越强。第二，“重复性”:仪式重复频率越高，强化效果越明显。第三，“主题性”:话语对象越清晰、评价色彩越浓烈，仪式权威性越强。第四，“规范性”:程序设计越有意义，仪式共识越大。第五，“表演性”:辞令信息越直接，礼仪配乐越紧密，仪式空间越匹配，其说服力越强。第六，“发展性”:仪式结构及内涵更新越快，其吸引力越大。此外，还必须指出的是，重视“仪式专家”(可以是有相关经验的领导、教师或学生干部)的“杠杆”作用，能够使仪式效果事半功倍;而重视“后仪式”的跟进反馈，也能够使仪式效果历久弥新。
四、推进开放式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建构的对策建议
面向未来的新型开放式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建构，应当做到“各要素良性互动、各方面统筹兼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内核要素”:明确不同类型教育仪式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而非空泛的“口号”或标语，如汶川大地震哀悼仪式中预置的勇于斗争、同舟共济的“人本精神”宣传等。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在当下各类型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建构中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系统要素”:坚持“与时俱进、系统更新”和“顶层设计、基层完善”两大教育仪式改革原则，从理论和实践上构建“多主体参与、多形式传播”的开放式教育仪式体系，即把教育内容同教育者、被教育者、教育环境、教育媒介等因素系统串联起来，通过情景化、生活化、社会化的教育方法来引导和规范受教育者的思想及行为。三是“结构要素”:在仪式内容上，精心设计仪式教育载体以突出内容和形式的匹配，注意实施环节管理以实现互动交融和个体与群体的共鸣;在仪式方法上，使用有代表性、贴近学生生活的象征符号体系，强调删繁就简，以提高仪式的可参与性，坚持“大方向不背离”与我国正式制度的社会化进程相结合。四是“资源要素”:树立仪式思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仪式符号的象征含义;充分挖掘社会和市场资源，注重新模式、新内容、新方法等资源的创新和整合，如将产学研用合作、“依法治国”、“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新理念融入教育仪式，实现青年学生深层次自我体悟与反思。五是“保障要素”:首先，“时空保障”即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日常运行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崇高性;其次，“制度保障”即确保教育仪式体系设计的合理性、组织人员的专业性和运转资金的丰沛性;最后，“文化保障”即确保教育仪式的受重视程度和传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持久性。为实现上述目标，应积极把握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发展的最新趋势，因势利导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在教育主管部门方面，就宏观层面而言，应在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挖掘和整合的基础上，形成对不同类型具体仪式的深刻认识，把握其规律及本质，完善固有仪式体系和规章制度，努力建构符合时代潮流的、承载仪式新理念、新形式、新内容的时空结构;就微观层面来说，还应深入学校基层，不失时机地预设“虚拟仪式”(主要指大学生网络社群的“仪式化”互动)、“创业仪式”(主要指“双创”背景下“社会化”的大学生创业形式)、“仪式再生产”(主要指学校优秀实践教育成果展示形式的“仪式化”创造)等实践命题，并展开具体部署与行动。第二，在各级学校层面，应针对不同对象的认知程度、不同仪式的意义特征，在时间、地点、设施、环境、程序、人员及衣着举止等方面厉行规范、勇于创新，既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号化、形象化和生活化，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开掘转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第三，在教师群体层面，应发挥“仪式专家”的加权作用，注意在日常仪式操演中把握时机、赋予蕴含、布置合理、引导得当，保证仪式有序高效运行。第四，在青年学生层面，应将仪式教育效果与学生评价与自我评价紧密挂钩，做到仪式前积极准备、角色预热，仪式中心态端正、全情投入，仪式后认真总结、深刻反思。第五，在社会环境层面，应在开放的社会场域中构建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允许多元化思想共存和适应，确保学校仪式与社会化仪式之间具有一定的连接性和发展性。
作者：吴超 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8．
［2］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6－27．
［3］程天君．“接班人”的诞生———学校中的政治仪式考察［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45．
［4］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5－18．
［5］平章起．成年仪式的德育功能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01．
［6］李荣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仪式:价值与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2)．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阳光计划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社会治理转型及内在逻辑研究”(编号:15YG08);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近代国人民族复兴观的历史演进及内在逻辑研究”(编号:15ZS067);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学建设项目“《城市历史与发展》MOOC建设”(编号:k20152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