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高校人文教育历史分析(3篇)，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
新文化运动是二十世纪初期由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文化变革运动，以反对尊孔复古、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提倡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新文化运动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能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问题，对传统的人文教育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一)取消汉字运动
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至宝。汉字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流传至今，每一个字符都蕴含着深刻的含义，这是世界上其他文字无可比拟的;然而，汉字在新文化运动中却成为一些学者批判的对象，取消汉字的论调也此起彼伏。1919年，傅斯年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一文中提出:“汉字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又说:“尤其有缺点的地方就是野蛮性太深了，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世代，造出的文字岂有不野蛮之理。一直保持到现代社会里，难道不自惭形秽吗?”傅斯年将汉字看作是野蛮的东西，并将其当做牛鬼蛇神进行批判，他也是较早提出取消汉字的人士之一。继傅斯年之后，鼓吹废除汉字的言论似乎越来越多，一些学者和官员也卷入其中。1922年，蔡元培在《汉字改革说》一文中提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同年，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一文中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并强调说:“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他主张对汉字进行根本的改革，“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其理由是:“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当时废除汉字的声音是很多的，钱玄同将汉字定性为罪恶的东西之后，又提出了《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而这种提案也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1928年，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公布了林语堂等人提出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令》，中国文字拉丁化运动得到当时民国政府的认可，并在教育部的主持下进行。汉字有其自身的优势，不是仅凭政府部门的一纸文告就能取消的，所以取消汉字的言论持续时间相当长。鲁迅在1934年9月撰写的《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中说道:“中国人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偿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到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数月之后，鲁迅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继续批判汉字:“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的很。……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偿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将废除汉字与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言辞是非常激进的。1935年，由蔡元培领衔的新文字研究会成立，在1936年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一文中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简单的说，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解决一地方言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威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废除汉字运动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学良在1957年撰写《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会引起“天下大乱”么?》一文继续鼓吹取消汉字:“时至今日，在全国统一，人民政权日益巩固的情况下，由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交通发达，人们的交往频繁，这都是促进方言集中为同一民族语的优越条件。文字既然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为了更好地记录语言，学习简便，在方言统一的情况下，只有拼音文字才是最好的文字工具。”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是否废除汉字的辩论又进行了多年，但在陈梦家等人的反对下最终不了了之，历时三十余年的废除汉字运动虽然结束，但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短期内很难消除。
(二)全盘西化论
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性革命，但一些学者将中西文化的差异视为新旧的差别则有些欠妥。汪叔潜在1915年说:“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今日所当决定者，处此列族竞存时代，究竟新者与吾相适，抑旧者与吾相适。如以为新者适也，则旧者在所排出，如以为旧者适也，则新者在所废弃。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排除尽净，在旧者亦终不能保存。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一些学者在新文化运动中以西方的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批判中国的封建迷信和专制主义也是正确的，但将中西文化的差异绝对化则是不正确的。一些学者将中西文化界定为新旧文化之后，崇洋媚外的学风逐渐蔓延，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论便接踵而至。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使用了“wholesalewestern-ization”一词，后来潘光旦为《中国评论周刊》写了一篇书评，认为此词可以译为“全盘西化”。胡适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是事实，新文化运动以来积极鼓吹和传播西方文明也是事实，后来被冠以“全盘西化论”者，实际上是由于潘光旦的评论引起的，但“从胡适前后的言论和主张来看，他并不真正主张‘全盘西化’。”胡适的著述较多，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有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推崇，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胡适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未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对西方文化也不是全盘肯定的。”真正主张“全盘西化”的当为陈序经，他在《独立评论》上发文说:“至于我个人，相信百分之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出路。”陈序经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主要是从文化的整体性方面展开的:“文化本身既是一个整的东西而分析不来，我们所假设而为研究和认识上便利起见的分析的各方面，都有连带的关系。一方面因为内部或外来的势力的冲动，必影响于他方面。它并不像一间屋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的瓦补好，而不必理及其他的部分，它并不是这样机械的、简单的。”中西文化互有长短利弊是当时多数学者都认识到的，但陈序经坚决反对这种取长补短的主张:“我们如果承认欧洲目前的文化是比中国较好一点，则全盘放弃中国的固有文化，而全盘接受西洋的文化，总比过去进步一点。我们自然承认我们对于文化上的奢望没有折衷派这么大，然而我们所跑的路的危险，毕竟没有他们这么厉害。他们以为东西文化各有长短，去短取长固然很好，然而往往弄到去两方之长，而取两方之短，简直是危险万分的。而且这种危险，是东西文化接触以后，日趋明显的现象。”陈序经在其著述中多有全盘西化的表述，认为“中国若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彻底采纳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不是随意地截取和采纳西方文化的某些内容(或成分)。”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和技术有先进、落后之分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均有值得传承的文化精髓，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全盘否定也是不正确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不仅有一些学者对汉字彻底否定，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人文教育彻底否定，这些言论和主张对当时的教育改革和大学教育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
二、民国时期对人文教育的压制
在清末民初实用科学主义思潮的声浪中，民国政府和当时的大学教育实践者们已经觉察到单纯的科学教育、技能教育并不能培养大学生的完全人格，文、理专业的设置会人为地把密切联系的统一知识整体割裂，容易导致学生走上片面发展的道路。正如蔡元培所说:“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学生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改革晚清时期各类学堂的教育弊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逐渐展开。1912年10月24日，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大学令》，对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做出了明确表述:“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鉴于各高等院校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存在差异，民国政府准许高校依据实际办学条件自行设立章程。譬如，1929年的《国立清华大学规程》提出的办学宗旨为:“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1932年和1947年的《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提出办学宗旨为:“(一)研究高深学术;(二)养成专门人才;(三)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民国时期的各类大学，均将培养学生品格的人文教育列为办学宗旨的一部分，将之置于与科学教育相等的地位。尽管各个大学在办学宗旨上均强调文理兼顾，但在大学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多是“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的技能。”从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一系列文件和各个大学的办学章程来看，重理轻文的教育模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李华兴等人在对民国时期的教育研究中，对大学文理科情况进行过统计:“据1931年统计，全国103所专科以上学校计187个学院，其中文法类占59%，实科类占41%;学生总数44167人，其中文科学生占74．5%，实科学生占25．5%。1932年起，教育部严格限制文法科大专院校的发展，对办理不善者，或令停止招生，或命分年结束。停招后节省的经费，用以扩充或改设理、工、农、医等实科。1934年起，教育部更严格限制文科类学生招生数量，规定‘大学文、法、商、教育等院系所招新生数额，不得超过理、农、工、医等院系所招新生数额。’此后，文实科学生比例相互消长，至1935年，文科学生占48．8%，实科学生占51．2%，文实科高校发展规模渐趋合理。”中华民国限制文科教育的做法似乎存在均衡文理，使之协调发展的意图，而不断颁布重理轻文的教育文件及推行限制文科教育发展的措施，则致使文理兼修的办学理念大都流于形式，科学技术成为大学教育的真正内容，这为后来高等院校的人文教育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三、建国初期人文教育的政治化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建国以后的文化教育政策作出规定: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第四十三条，“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之知识。”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第四十七条，“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这些条款，基本上构成为建国以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纲领性规定。为了适应建国以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颁布了《高等学校暂行规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办学宗旨表述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在强调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人才的理论指导下，高等教育的人文课程出现了重大变革。课程是教育的基础，课程设置也就成了建国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1949年6月1日成立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10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等7个文科类的课程设置做了明确规定。文学院、法学院的公共必修课程及时间安排为:“(1)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2)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3)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起，每周3小时，一年学完)。”华北地区的二十多所高校在这一规定的指导下，不仅对文科类的课程进行了调整，也对理工类的课程进行了调整，政治课程成为公选必修课，取代了民国时期面向所有专业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伦理学》《社会学》《哲学》《逻辑学》等通识课程。经过几年的实践和不断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9月9日对全国高等院校的政治课程做出了统一规定:“一年级开马列主义基础课。102学时的学一年，68学时的学半年或一年由学校自定。二年级开中国革命史，学一年。三年级开政治经济学。136学时的学一年，90学时的学半年或一年，由学校自定。四年级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02学时的学一年，68学时的学半年或一年由学校自定。”这项文件以后，高校的所有科系的人文通识课程均被政治理论课程所取代。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制度，高等教育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进行制度改革也是历史的必然，从课程设置上强化对学生政治思想的改造是当时教育改革重要的一个方面。
四、现实社会对人文教育的影响
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利益至上的原则在一些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中逐渐占据上风，应该具有的道德观、价值观相对滞后。不端正的思想意识也造成了高校违法犯罪事件的频发，引发了人们对现代高等教育的质疑。我们知道，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结的共同体，以个人为本位还是以社会为本位主要决定于人们的道德观念，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强调的是社会本位原则，重视对人的非功利思想的教育，而由于传统人文教育的缺失，在一些大学生中便出现了个人本位的思想观念。
(一)市场经济诱发的高等教育功利性
市场经济的优势，刺激了生产和消费，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市场条件下的竞争性和功利性也对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了重大影响。高等院校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的改革，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1997年以来，高等学校的基础建设不是在政府投入下逐步扩大的，而是由学校筹资解决，政府下拨给高等院校的经费是以在校生人数为基数核算的，扩大招生规模成为高校发展的前提，进而诱发了办学理念上的功利主义。政府部门将招生和就业的指标纳入高校的考核体系，迫使高校不得不侧重于理工类专业，以追求更高的办学利益。为了满足理工类专业教学需要，高等院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中重视对理工科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人文社科类师资偏弱成为现在高校的普遍问题。
(二)粗放式管理下对学生素质教育的忽视
高校扩招以来，学生人数增加较快，而教师人数增加较少，师资力量出现了严重不足，对学生进行粗放式管理成为普遍现象。大学生虽然已经具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但其辨别是非的能力还不太成熟，容易受到不良社会现象的诱惑。大学生的道德框架需要有特定的教师进行辅导，使他们在生活方式、学业规划以及走向社会以后的职业道路上有适当的选择，这就需要一定的人文教育给予他们正确引导。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对青年学生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学生的发展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管理上的放松容易使学生内心不良的思想意识膨胀起来，产生厌学、享乐、寻衅滋事等问题。
(三)大学人文教育课程的不足
大学人文教育的缺场不仅表现在人文课程的减少，而且表现在人文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遮蔽。大多数高等院校的人文课程基本是国家规定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等公共课程，这些课程在人文教育科学化的“唯理性模式”下，“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而较忽视沟通不同学科的知识，以及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联系;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的充分发展;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保持较高的学习质量。”在高等教育发展转型的大背景下，高等院校应当力争做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实现学生在接受科学教育过程中的人文素质的提升。人文教育不是文科教育，而是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应将人文教育置于专业培养之中，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要重视道德观、人生观的引领。只有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引入相应的人文思想，才能将他们培养成为人格健全且具有创新精神的现代社会高素质人才。
五、小结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受就业导向的影响而偏重于专业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教育而轻视人文教育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问题的产生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社会的影响。在现代高等教育改革中，大多数高等院校已逐渐认识到由人文教育缺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理工与人文并重的办学理念受到了普遍重视。因此必须在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只有彻底消除重理工轻人文的教育弊端，才能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建设者。
作者：乔凤岐 单位：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中心
第二篇：高校传统戏曲人文教育多维解构
一、当前高校人文教育体系构建中传统文化的缺失
当代高校的人文教育，主要是依托公修学科以及思想文化教育活动等方式来实现的。根据现在中国高校学科设置和运行的基本状况调研总结，当下高校人文教育体系的构成，主要包括人文社科等公修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活动、学术报告会以及校园文化交流活动等内容，另外包括学校教学治学氛围（校园环境、标语等），学校文化系统（校训、校史等）也是少量承载人文教育职责的手段。从根据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大学学科课程设计的统计和分析看，包括哈佛、耶鲁、剑桥等世界一流高校的人文教育学科占比远高于中国高校的普遍状况，依据许昌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及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培养计划的课程统计，涵盖文学、外语、思想政治、心理学、艺术公修等人文课程的学分和学时在总课程中占比不足10%，且思想政治类教育课程（包括必修课程、团学党学活动、专题报告）等占据主体。在人文教育实施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了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1.涉及的人文教育课程中，学科设置的面很窄，仅限于较为常规的普及性的社科、自然等学科内容，远远达不到学生对于更广知识面的需求；2.现行人文教育课程设计的内容和授课方式，比较陈旧、传统、古板，在整个学校教学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性很低，学生参与课程的积极性并不高，往往是为了凑足学分而勉为其难；3.人文素质教育成为专业课程的附庸，普遍被高校轻视，在整体上“忽视了人文教育的本质——人文传统和文化精神的培养。”。所以，就横向对比来说，当前高校人文教育在学科领域、教学内容、活动形式等方面，不同高校之间基本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缺少创新性和特色；在纵向发展上，基本上这些课程、活动等，都流于形式，缺乏内涵和延续性，更没有渗透到人才培养和人文教育的核心层面之上，“尚未突破以学科规训为基本范式的人文知识教育，只是现代学科体系下的文科知识传授”。
二、解构传统戏曲在高校人文教育体系构建的价值
中国的传统戏曲位列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之一，是融合了舞台表演、音乐、舞蹈、文学创作、美术、武术、杂技等传统民间技艺的古老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最佳代表。在数百年的发展变迁中，传统戏曲将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与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质和文化价值，成为“人们获得精神享受和道德引导的重要途径”。传统戏曲走入高校校园，对于学生个体培养来说，可以在民族自豪感培养、文化传统教育、艺术审美熏陶等方面产生重要的作用；而对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体系的构建，同样可以起到丰富专业性，提升特色价值的意义。
（一）学科建设层面
如上文而言，当前高校人文教育的学科课程设计过多的偏向于公修课程，与主体教学偏离，失去人文教育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本应该起到的烘托、辅助性的作用。人文教育的学科与主流学科专业技能型课程相比，内容更宽泛、知识组成更加丰富，能够拓宽学生学习视野，增加对知识理解、学习和深入研究的灵活性，因此，人文教育的课程理应当深入主流学科的教学核心。然而在当前中国高校的学科课程的设计和设置中，则极大的轻视了人文社科等具有人文教育作用的课程。以浙江大学为例，该校理学类培养方案中，在具有人文教育作用的通识课程大类中，只是简单列出了文学与艺术类等课程名词，并没有针对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提供明确的计划和学科设计。相反，麻省理工学院作为世界一流高校，则在专业的培养方案中，明确了通识课程涵盖的类别和重要领域，并依据不同的学科特点，设计不同的方案。这凸显了中国大学在公共通识课程设计上，对人文教育重要性的忽视。传统戏曲深入的介入到艺术、文学等领域的学科设计和课程设置之中，是提升整个学科专业办学特色的有效方式。过去中国高校在学校定位和专业设置的思路和方式上，趋于同质化，进而导致高校人才培养的策略缺乏竞争力和创新性，因此2014年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化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了特色办学的方针，这也是新时期国际和社会环境，对当代高校提出的最为直接的改革要求。就传统戏曲而言，其在传统音乐、文学创作、舞蹈、舞美设计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等方面高度的概括性和呈现方式，在诸如音乐、文学、戏剧、历史、美术、文化研究、管理等学科领域，都能够起到较大的学科建设层面的作用，对于优化专业学科课程的建设、丰富教学内容的设计以及教学方式方法的形式改革方面，都能够起到十分有效的作用。江苏和上海地区是昆曲艺术的发源地之一，面对新时期昆曲艺术发展举步维艰的局面，两地的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将昆曲艺术的表演、艺术研究纳入到了本科的培养体系之中，丰富了整个学校的人文教育课程内容，还提升了专业的独特性。尤其是苏州大学，甚至为保护昆曲艺术的发展开设了“昆曲”本科专业，专门致力于培养昆曲表演、创作、研究人才；安庆师范学院则将本地黄梅戏艺术纳入学校戏剧表演专业之中，并设立了黄梅剧艺术学院；江西东华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将富有地方特色的临川戏曲音乐纳入到了该校高师专业视唱练耳基础课程之中，不仅提升了整个课堂的趣味性，而且还大胆的借鉴了戏曲表演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的视唱练耳授课方式，学习效果事半功倍；焦作师专则将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怀梆纳入到了音乐专业培养体系中，开设了《怀梆戏曲演唱》的课程。这些对传统戏曲富有成效性的借鉴和融合方式，对学校的学科建设以及提升办学特色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可喜的成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传统戏曲的发展危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传承危机。传统戏曲艺术纳入高校学科建设领域，通过高校平台的支持以及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思维的发酵，必然可以从源头解决发展危机的困境。因此传统戏曲与高校学科建设之间的合作，必然是一件互惠互利的有效举措。
（二）公共认识层面
高校是一个半开放的平台，也是大学生提前走入社会的训练基地。古人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当前高校的教育，除了传授学生必要的学科知识以外，拓展学生看待世界、看待事物的视野，也是重要的职责之一，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和活动，就是开拓学生视野的主要手段。当前中国高校的学生对人文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公修课程以及文化活动等形式来达成的。高校人文教育的文化艺术等公共课程的设置，以及文化艺术活动、报告会等形式，其目的就是在于通过较为集中的知识的预览，来对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情感意识加以熏陶，指引学生走入人文世界的大门。这就要求公共课程学科课程的规划和设计，授课内容以及教授方式都要更系统、规范且富有特色，否则很难在认识引导的层面上，体现更多的人文价值来。而现在高校公修课程设计和文化活动的开展普遍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课程效果和活动水平也难以达到传递人文精神的要求。传统戏曲是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之一，数千年的历史故事、人文思想灌注其中，对于高校人文教育在于公共认识层面来说，是有很多可借鉴价值的。传统戏曲的再发展，依赖于更为年轻一代群体的认可和认识，因此传统戏曲走入高校公修课堂，同样对人才培养以及提升校园文化氛围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以郑州大学为例，作为中原地区最高学府，该校的公修课程中，就专门设立了河南戏剧文化、中国戏曲艺术等科目，并聘请了豫剧名家小香玉等担任艺术顾问，定期来学校讲座讲课，并举办专场表演，收效明显；淮南师范学院也将当地特有的推剧带入到了该校《戏曲欣赏》公修课堂之上，并成立了推剧学习表演小组，深受学生喜欢。同样，借助于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活动，传统戏曲可以以更为直接、真实、亲切的形式走入到学生群体之中，让大学生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参与到传统戏曲艺术中去，感受传统文化的美，体味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昆曲就借助这一活动，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香港、台湾，乃至美国的诸多高校中巡回演出，受到了学生们的追捧，在新时期焕发了全新的发展机遇；苏州大学文学院开设的戏曲评弹鉴赏课程，每周都会邀请昆曲、京剧、评弹、锡剧等表演艺术家走进课堂，设身处地的传授戏曲知识，并在学校表演社团中倾情授艺，让传统戏曲艺术在校园中扎根生长。传统戏曲进入高校校园，通过公修课亦或是文化活动的形式走入学生群体之中，可以快速、有效的让学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所在，进而影响他们重新认识传统艺术，在开拓视野的同时，给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铺垫受众基础。
（三）社交娱乐层面
社团是高校学生集结的重要组织，是学生自发学习、探索、研究的场所，同时也是高校学术群体社交娱乐活动的中心。某种程度说，学生社团也是高校人文教育在学生群体中自发体现的一个重要依托。当前中国高校学生社团，尤其是以文化艺术娱乐活动为中心的社团组织，活动内容主要以舞台演出、聚众娱乐、组织学习等为主。在社团活动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学生通过相互学习、表演、协作，一方面达到了在文化艺术娱乐技艺方面的交流和提升，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以及处事待人的作风。这其实也是高校人文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以及艺术形态，并不是当前高校学生社团的关注重心。相对陈旧且不易掌握的表演形式和技艺，使得学生社团对传统戏曲的关注趋之若鹜。然而传统戏曲在高校学生社交娱乐层面的参与可能性依然存在，并且可以大大提升校园文化娱乐活动的新鲜性和独特性。2010年，许昌学院由学生组织了以戏曲表演为中心的风信戏曲曲艺社团，初期参与者只有寥寥数人。然而经过数年的发酵，2014年，社团成员不仅在全国高校京剧演唱研讨会上拿回了一等奖，还举办了首届大学生戏曲文化艺术节，受到了河南省京剧院、河南省电视台的关注和支持，参与社团的人数开始逐步增加。学生在排练排演传统戏曲剧目的同时，既了解和学习了传统文化的独特艺术魅力，又加深了协同合作的社交意识，同时也给整个校园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娱乐内容。同样，南京师范大学2003年成立的光裕戏曲社，融合了京剧、越剧、黄梅戏、豫剧、扬剧、评剧等数十种戏曲种类。社团也邀请了诸多戏曲名家指导排练剧目，参加校内外的文化娱乐活动，并承担起了校园戏曲艺术文化普及和研究的工作，大大提升了作为社团的重要属性。传统戏曲面临发展危机，高校教育需要人文情怀。传统戏曲进入校园，并融入到高校人文教育体系之中，一方面是时展对传统戏曲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高校人才培养和文化氛围提升的需求。传统戏曲由于多维综合属性的存在，也使得它多方面参与到高校人文教育教学各个环节，都具有较高的可能性。而面对转型改革机遇时期的高校教育，如何通过与传统戏曲的借鉴、合作、融合，来提升自身教育文化上的品质提升，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作者：王志鹏 单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音乐学院
第三篇：高校去边缘化体育人文教育
1人文教育去边缘化依据
1.1体育的规定性原则
体育的规定性原则要求高校摆脱工具理性束缚并予以克服过度致力于人的生物性效果改善而无视人文教育的严重倾向。从“技能论”的育人理念上，高校体育一方面在教育教学上“诱导”在校大学生误认为高校体育功能只局限于技能传授、体能训练范畴而与道德修养、人格陶冶等人文教育无甚关联，另一方面在角色定位上偏离大学生的主体内在需求出现了轻人文而重技能、轻人格而重体格的错误导向，并在评价机制上“阻隔了体育与各个健身项目之间的文化交融及文化渗透、背离了强化激励发展功能和淡化甄别选拔功能”的体育教育政策。从“体质论”的体质为尊上，高校体育既在体质增强上给在校大学生留下了生物性效果改善的深刻印象和丢失了体育自身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元素，也在体育教学科目上滑落到了可有可不上且备受歧视的地步。从“功利主义”的办学理念上，高校体育既在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上规避了育人质量和文化创新等软件建设，也在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上忽视了在校大学生的主体内在需求及主体满意程度。从“技能论”“体质论”及“功利主义”上横向地考察了高校体育重视人的生物性效果改善而轻视人文教育的种种表现，正是这一工具理性至上的“技能育人”思潮，搅混了人与体育自然形成的密不可分关系，遏制了高校学子的主体正当欲求，加速了高校学子的主体情绪低落，阻碍了高校学子自觉自愿的体育活动及娱乐，以至于令大学生既不愿意弄清楚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之间关系，也不关心传承和创新先进体育文化的历史使命，还不想花功夫从高校体育过度重视体育设施等硬件建设而忽视体育课程更新等软件建设中查找原因，而我们之所以说教育决策者、教育管理者、一线教师乃至学习者群体均有必要彻底地纠正关于体育本质的片面性认识，主要还是因为体育的规定性原则要求使然。
1.2体育的本源性原则
体育的本源性原则要求高校必须立足于“人”和“文化”或者人与文化与体育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予以探究体育的本源性问题。从“人”的属性上，人作为集属人性、人为性和为人性于一体的存在物，早早便从里到外被赋予了精神的、社会的、自然的属性，而人的这一属性与自然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依赖唯有人类才有的创新性思维，一面提炼自身生活、劳作当中颇具趣味性的种种游戏，一面在向后世一代一代传承种种游戏过程中不断地开展各式各样的创新活动，这就是体育之所以被定格为只属于人的体育的真实原因。“体育的原动力来自于人的精神、审美、愉悦、健康、安全、生存等的各种各样需要”，而人的这一需要不仅是促进体育演化和体育创新的不竭动力，甚至是体育得以发生、发展的永恒理由。从“文化”的属性上，体育是人在不断创新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身体活动文化，它佐证了人既是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创造物，也是人的生存方式及行为方式的自然结晶，还是人的实践活动及生存方式被对象化了的结果，而由人的身体活动积淀起来的体育文化则构成了人类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总和的一部分，这既是人的创造物又与人类社会相生相伴，可以说体育文化自肇始之初便拥有了教化人的灵魂和改造人的肉体的独特功能，其功能就像布满人体各个部位的毛细血管一样都延伸到了人的内在规定性和人类文明的不同层次中在指导着规范着人的各式各样生存活动。从“人”和“文化”的属性上纵向地梳理和考察了体育的本源性后便会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体育由人生成又由人发展的论断，由于“人的肢体运动改变自然人的躯体和四肢应该归属于体育运动的基本功能，而人的观念形态更新和人的社会角色转换则属于体育的衍生功能”，故而高校体育不光凭借身体活动实施包括锻炼技术、身体理论在内的科学教育，也要以正向的体育价值、体育情感、体育意识、体育精神等的影响和熏陶予以塑造人格的人文教育，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缺一不可，而我们之所以说高校体育无法推卸自身所承担的且又必须履行精神与肉体并举的教育职能，主要还是因为体育的本源性原则要求使然。
1.3体育的衍化性原则
体育的衍化性原则要求高校体育必须立足于体育课程设置作为大学必修课程自“落户”中国之日起就具有的“肉体与精神并举”的刚性特质上予以认识体育的衍化性问题。从近代高校落地起步上，自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后设置的“体操科”就实施每周各2～3学时的普通体操及兵式体操课教学，这一按照刚性规定以体育为必修课的设置形式在近代中国高校课程设置中尚属首次。从现代高校成长上看，高校体育起先饱受近代军国民体育文化思潮冲击而后深受西方自然主义思想影响，及至1923年北洋政府照搬美利坚合众国学制予以制定、颁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的同时，也随即将始设于近代的“体操科”变更为完全符合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要求的“体育课”，因为这一思想一贯主张体育必须囊括品德教育、智力教育、机体教育、精神肌肉活动教育，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各学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教育口号，随之各级各类学校据此转变以往的体育教学作法，不但从思想层面强化了学生的民族精神培养和道德品质教育，而且从认知层面加强了学生的基本素质、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的教育。从当代高校发展上，学校体育在举国上下掀起的改革浪潮中逐渐由单一生物观向三维体育观转变，将原来只侧重于生物的体育及健康认识慢慢拓展至生物、心理和社会，认为在校大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既是大学生毕业评估必备条件又是大学生学习体育课程评价标准，并主张将这一精神全面地反映到高校的公共必修课当中，于是国家教育部在2002年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再度明确了“高校体育课程所具有的‘体与魄并重’的性质”。从近代、现代及当代高校成长及发展上纵向地考察高校体育课程演化后发现，虽然体育课程的设置重点因为受各个时代的政府指导思想影响而各不相同甚或大相径庭，但是“灵与肉并重”的课程设置刚性特质至今却未有本质性变化。高校体育所承担的“精神与肉体同时并举”的责任与使命即使在当下教育背景中其本质未变也只不过越来越多样化罢了，而人们之所以说高校体育既要承担着增强体质、提升素养的任务又要肩负着促进品德教育、素质教育的重任，主要还是因为体育的衍化性原则要求使然。
2人文教育去边缘化办法
2.1吸纳正的人文成分
高校所实施的必修体育课教学和开展的课外体育竞赛及体育娱乐活动，不仅是高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之间密切联系的介质，甚至是在校大学生了解自己、提高自己、认识世界、体验生活的载体，而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则是科学的合理的守正人文成分渗透、融合于高校体育的结果，所以从高校的各级管理者到包括体育教师在内的一线教师必须立足于绝大多数在校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和兴趣爱好，首先从以哲理、艺理、伦理、知理、心理为主建构的拓展课程、核心课程等与知识生态相关的人文素质教育，其次从以哲学与思维、社会与伦理、心理与教育、历史与文化等为主予以建立与人文通识课程之间密切联系的人文知识生态结构体系，再次从以体育制度文化、体育精神文化、体育物质文化元素为主构成的中外古今高校体育文化之中，科学而合理地吸纳有助于大学生人文素质水平提高的体育精神文化、体育物质文化、体育制度文化等那些作为核心的、基础的和保障的守正人文成分，而这里所特指的体育物质文化和体育制度文化如果规避甚或否定体育精神文化的外化作用，那么不仅难以彰显大学体育自身具有的独特魅力，甚至难以开掘高校体育自身特有的文化底蕴。因此，无论高校体育自身具有的独特魅力还是高校体育自身特有的文化底蕴，不但会以其自身才有的潜移默化甚或润物无声等样式感动人、感染人、感化人、教化人、陶冶人、引导人，而且会在完善大学生思想情操、人格素养、价值取向等过程中逐步实现“文化化人”的目的，使守正人文成分具有的系统性和个性化特质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于体育教学及体育活动之中。
2.2烘托正的人文气氛
高校体育中的人文教育没有了融洽协调的人文教育气氛也就无法期待在校大学生人文修养品位的提升，而衬托高校体育的人文教育气氛既离不开体育教师及文理科教师自身的人文道德修养，又离不开人文气氛浓厚的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大学生人文教育的土壤这一载体惟有通过校园文化建设，才能从教室走向体育馆、运动场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肥沃，在“沐浴”着高校之内处处浓厚的人文气氛中“尽情”地发挥人文素质教育的莫大作用。为此，烘托高校体育守正人文气氛，一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连续不断地充实体育文化的正能量，以适当的人、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为准则，既要大力宣传和介绍体育与文化、体育与教育、体育与社会等的稳定关系和紧密联系，也要持续地扩大高校体育活动当中先进模范榜样及事迹的影响力，还要切实地利用体育运动中杰出人物的影响作用予以实施多种形式的人文教育;二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不仅着重彰显体育标语、体育标识、体育信息、体育场馆、体育雕塑等人文元素的魅力以增强校园体育物质环境赋予体育精神涵养的作用，甚至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体育活动，使体育文化与高校文化能够有效地契合于办学理念和办学宗旨之上;三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努力引进文理科目中的研究、合作、情境、诱导等教学法予以提升教育者针对体育课教学及课外体育活动指导的教学方法品级，正确地指导党支部及团支部、大学生社团营造文化氛围、开拓人文环境，使之在多姿多彩、多种多样的校园文艺演出中持续地受到感染、受到熏陶、受到教育;四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着力于教育者主体自身情怀、品格、品德的修炼，一方面在价值观念、拼搏精神、人文知识、职业操守等人文素养上狠下功夫，另一方面在球类、舞蹈、武术、射击、滑冰、游泳、健美、攀爬等项目上投入精力用以满足高校学子“现代心理学理论与专业之间密切结合”的种种体育需求。
2.3滋补正的文化养分
高校体育中的人文教育离不开与体育相关且又在本校当地出现的文化事件、优美故事、历史名人、优良传统、文明成果等自古至今的守正文化养分滋补，而这一切恰恰都可以成为有益于高校体育健康发展的最佳人文元素。高校滋补守正体育文化养分有许许多多方法及方式，或施教者根据新课程既转变“课程即教材”“课程即学科”等传统观念与学生一道在体育教学实践情境中共同创造和开发课程实施过程当中将学校所在地发生的并具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体育事件、体育人物、体育故事、体育传统等编成高校公共体育课的补充教材或参考教材，或组织教师一方面解决体育课程资源的识别范围和利用程度问题而另一方面积累、鉴别、开发、利用那些颇具特色性、独创性的体育课程资源，或高校严格遵循那些具有优先性的、地域性的和集体性的一般原则予以选择、开发、利用本地极有意义的体育文化资源。滋补守正文化养分既要巧妙地利用本校本地体育馆及运动场等资源和主动地发挥体育网络资源的优势和作用，也要对照高校有关学生课余身体锻炼规定或条例检查、核实那体育运动事故及事件的前因后果，既要在撰写出有助于公共体育课教学的经典案例、运动处方的基础上予以科学、灵活地利用和开发体育器材和体育场地，也要从在校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方式、选择体育运动手段等方面正确地予以分类学生运动项目兴趣。因此，高校要在集思广益基础上立足于学校及当地知识的、人的长处发掘、整理、补充、改造和吸收那些被埋在当地体育文化沃土之中极具人文底蕴的精神养分，以便使这些精神养分能够及时地转化为在校大学生的精神补品。大学善用本校周边体育文化资源在学校课堂内外实施人文教育，不仅便于诱发在校大学生内心情感体验，甚至极易获取在校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无论著名体育历史事件还是体育文化名人，都拥有巨大的可追慕性和无比的亲和性，这因为体育历史事件和体育文化名人的趣闻轶事即使相隔久远也毕竟发生在同一方土地之上的缘故。
3人文教育去边缘化要件
3.1正的道德教育内容
高校体育的人文教育去边缘化要件中之所以少不了“德育”这一正的道德教育内容，主要还是因为人文素质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最起码的态度和质量必须依据自身所处环境与他人、集体、社会、国家、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正常的关系，而以体育运动为载体的公共体育科教学和课外活动等来提升受教育者作为社会人基本质量水准的道德情操。当下由于政府主管教育部门非科学决策所致的九年制初级中学一年级就文理分科与高校学科及专业设置不合国情等缘故，高校体育有意无意地“侧视”甚或“漠视”人文教育因素，到头来竟然造成了大学生既“缺乏应该具备的文化气质和文化情操”，又缺少一般性了解本民族历史文化积淀中有益于自身成长的结果，所以要求在人的生命关怀高度之上既要实施体育道德、体育情感、体育意识、体育观念、体育价值、体育精神、体育理念等教育，也要在公共体育课教学过程当中积极倡导求真务实、不分派系、不讲出身、不论高低而推崇民主、崇尚法制、重视现实、讲究公平，其最终目的则在于使受教育者能够在成为追求社会正义、尊重社会公平、拒绝自私自利、反对损人利己、争做助人为乐者过程中始终坚守正义、公平、合理、尊严等正能量底线予以矫正头脑中非平衡思想意识而注入“平衡剂”，以便在正的道德教育中得以不断地提升在校大学生的道德品位。
3.2正的审美教育内容
高校体育的人文教育去边缘化要件中之所以也要包含“美育”这一正的审美教育内容，主要还是因为体育课程教学、体育比赛观览、体育活动本身符合于互动美、享受美和运动美的一般性规律则成了以美育之悟成德教的实质所在。因此，高校体育的人文教育实施审美教育既可以促进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又能够通过体育课教学和各种体育活动赋予大学生身心上的“美”“力”“健”，不仅要求体育教师始终围绕美育这一核心内容按照公共体育课程教学大纲要求施加美的教育影响，使之从中能够领悟到美的欣赏能力提升则可归之于循序渐进过程的真谛，甚至要求在力挺语言美、环境美及和谐美前提下营造体育课堂教学、体育健身活动、观赏体育竞赛的审美氛围，善于使用影响、熏陶、感染、体会来陶冶大学生情操、培养大学生情感、愉悦大学生情绪。高校体育的人文教育实施以完善人格为目标的情感教育以情感人、以美育人，“使大学生既在审美愉悦中自主净化灵魂、陶冶情操、亢奋精神又在审美享受中引发情感共鸣”，直至在受教育者心灵中得以树立起美育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高校体育中的正的审美教育内容既有益于大学生持续不断地提升辨别生活中的丑和美、恶与善以及粗野与文明、卑劣与高尚的品级，也有助于大学生通过公共体育课程学习过程增长认识真理、发现美的能力，还有利于大学生在陶冶情操、完善人格方面促使其通过形象感染和情感激发将社会行为规范自觉地内化为一种信念。高校体育的人文教育又作为一种精神的塑造，惟有通过持续而不间断地实施审美教育，才能确保大学生在体育人文的精神及素质层面上的同一性甚或统一性。
3.3正的人性教育内容
高校体育的人文教育去边缘化要件之所以还要包括“人性”这一正的人性教育内容，主要是因为人际关系教育、人格尊严教育、生命价值教育等人性教育被作为了高校体育的人文教育重点，而这正是以至诚之感达人性的教育精髓所在。无论科学教育、真善美教育还是道德伦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既离不开人性教育又始于人性完善的教育”，如尽心尽力、团结友爱、协作互助的团队精神，科学效率、创新进取、诚实守信、自由民主、开放参与的公平竞争精神，“友爱、理解、尊重的人本体育精神”，冒险探索、挑战征服、拼搏奋斗、顽强抗争、刚毅执着、奉献上进的英雄主义精神，再如同情与关怀、沉着与机智、自信与责任、果断与迟疑、勇猛与怯懦、坚毅与气馁、积极与被动等体育运动中的人性修缮体验和人性情感表露，而这些都是大学体育的人性教育中无法绕开的话题。从古到今围绕人性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人性恶说和人性善说两种。人性恶说始终坚持人之所以为人就得不顾一切地损人利己;而人性善说则强调“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的合理性，这“不仅是人性的基本表现，甚至是人性的基本要求”，其实人性恶说为个别论断，而人性善说则为整体价值，这是不在同一层次上的两个问题，所以人性恶说无法说服甚至难以全面否定人性善说。由于人类社会存在着人性恶说和人性善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人世间才将虐待同类、伤害同类、屠杀同类的非人道行为称作“人性泯灭”，而把毫无恻隐之心、同情之心的非善良者比作“没有人性”或“丧失人性”。据此可以做出基本判断:人从同类不相残回归到爱人、自爱属于人性中颇具价值的基本内容，这既成了实施人文教育的最核心要件，也成了增强正的人性教育实效性的独一无二抓手。
4结束语
自上世纪50代初叶起由于高校盲目地照搬照抄前苏联办学模式的缘故，这不仅酿成了高校科类单一、学生知识面窄且适应性差的严重后果，甚至因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逐步脱节“竟然产生了高校理工科毕业生难以适应社会需要而文科毕业生则严重缺乏理性思维”的非正常现象。人文与科学和而不同，人文求善如同一根缰绳，科学求真好比一匹烈马，故而导引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同等重要、偏废不得的论断，“如果办学或重文轻理或重理轻文，那么高校教育就必然会备受遏制、备受冲击”。长期以来高校体育被“科学教育至上”的无形“枷锁”禁锢在若干项身体技能运动、一门体育技术课程一贯制当中，几乎未能站在高校体育起始点上面对精神衰退、文化缺失现状认真地实施过人文教育，这自然也就难以使之转变为多数在校大学生所追求的生活样式。人文教育贵在传达道德的、审美的、人性的精神内核，而高校体育的人文教育首要在诚，这恰恰与《中庸》所一贯倡导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高校体育的人文教育若想移往与科学教育比肩的中心位置，就应该越是在科学教育地位显赫、科学教育能量变大时，越是既要意识到人文教育所具有的无比重要性又要认识到有意规避人文教育所引发的无比严重性。
作者：曲新艺 周涛 姜志明 孙晋海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东北石油大学体育部 清华大学体育部 北京林业大学 山东大学体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