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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转型，艺术导向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性路径，美术教育也经历着旧模式的没落、解体和新范式的建立，折射出现实之于艺术的制约与价值维度的重叠和分离．简要考察近代以来美术教育在西方乃至中国的基本存在状况，在把握其历史形态和现实动向的基础上，分析其思想和实践所经历的范式转变，重估美术教育之于现代社会生活和教育版图上的价值趋向，透视美术教育的模式之争和价值的分化．
关键词：
在科技文明的发展和资本的推动下，现代社会呈现出高速发展和高度专业化的状况，不断的革旧迎新使社会生活日益分化成隔膜的集团，彼此的沟通变得愈加艰难．另一方面，得益于自动化生产的普及，城市人群也享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人们显然亟待寻找一种恰切的形式和沟通渠道来克服现代生活带来的焦灼和困扰．在此时，人文教育就格外凸显其重要性了．而作为人文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美术教育也自然获得其应有的地位．美术教育虽古已有之，但有实无名，只有当“美术教育”被命名和被指称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活动时，围绕美术教育的思考与实践才跨入我们的视野，显现其历史的脉络和现代的趋向．本文意在简要考察美术教育近代以来在西方乃至中国的基本存在状况，在把握其历史形态和现实动向的基础上，分析其思想和实践所经历的范式转变，重估美术教育之于现代社会生活和教育版图上的价值趋向，透视美术教育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艺术环境的变化所催生的模式之争和价值的分化．
1美术教育的历史传统
严格说来，美术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原始时期的涂绘和石、陶器制作工艺活动，在图案和器型的风格特征和稳定性上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存在着早期技艺的传承．无论在东西方，美术教育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才形成后来体系化的特征和规模有序的活动．1563年，瓦萨里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建立“迪塞诺学院”，这是西方公认的第一所美术学院，它不仅标志着学院美术教育在西方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意味着中世纪行会和作坊技术传承形式的陈旧教育形态式微．虽然在学院外师徒相承的美术教育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比如作坊制直到200年后才缓慢消失，而且很多大艺术家也陆续出自学院之外乃至于名不见经传的师门．但是，学院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体系构建和整合力，影响并主导了西方近数百年的美术教育．而学院外从作坊、俱乐部到画室的教育在此后仅作为社会需求的必要补充，其教学内容也逐渐围绕学院所建立并加以规范的体系、方法以及对经典的传承路线上进行各自的调整和侧重，总体上已不能存在于学院的影响之外了．作坊里的旧式美术教育并非单纯的绘画或雕塑的造型训练，在漫长的学艺期里，学徒要学习、掌握大量手工艺技术的实际操作，有更强的社会职业需求的针对性，并不在意科学体系的建设和理论升华．美术学院的培养目标则不再是普通的手艺人，而是在人文主义的精神指引下，培养具有深厚学养的高雅艺术家和社会精英，所以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都遵循人文教育的体系规范，既注重科学的实践训练，又通过文化、理论的开设来促进学生整体素养的提升．美术学院在西方各国渐次普及，教学模式虽有因地制宜的变化，但总体趋同，也逐渐固化．直到现代艺术的兴起及魏玛包豪斯学校建立之前，西方美术教育长期处于由传统美术学院建立起的标准规范之下，固然在教育中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热情，但其基本特征都在于奉行一种尊崇权威、保守稳健的方针，将经典技艺的传承和古典理论的教授结合在一起，从而在事实上推进了一种“厚古薄今”的学习氛围的形成，以致于产生了“学院派”这样包含着贬抑意味的称谓．不过，这种学院主义的标准一贯可以在统治者和贵族那里获得坚定的支持，而官方加持的荣耀使其建立的规范拥有更强的慑服力并得以更好地普及．在我国，虽然严格意义上的学校美术教育并没有在20世纪之前出现，但这不表明我国传统美术教育活动的匮乏．从春秋、战国时成书的《考工记》即已看出，公元数百年前的文明发展已经把生产工艺推至很高的水平，“百工”工艺的传承已经有成文的规范和教授方法．秦汉以后，美术教育在民间的师徒传承和官方的百工教育机构延续，至北宋徽宗时，中国古代美术教育达到了一个高峰，短暂出现了国立的学校性质的国子监画学．国子监画学已有周到而系统的专业分类和明确的绘画语言和品格方面的学习要求．及至清末民初学校美术教育正式出现，我国民间与官方的美术教育在漫长历史中累积了丰厚的业绩和遗产，其中以师古（人）重法（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所谓“以古训为法则，以经典为仪轨”也正体现了儒文化传统中的“信而好古”的特色［1］．东西方文化差异固然巨大，但仅从“以古为师”这一倾向上，西方学院美术教育和中国传统美术教育发展到特定的历史阶段，在思想和实践的层面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有其缘由，因为在历史的车轮进入现代之前，尽管东、西方的美术教育内容有极大的不同，然其宗旨都是技艺的传承相袭．既然艺术在当时的“本质”尚未成为问题，既没有现代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观念，更没有当今艺术观念和实践的多元路径，而作为艺术从业者的个人在当时的社会机制中也更依附于贵族和统治权威，那么，美术教育的突出任务正是培养技艺精湛的画家和工匠以委身于特定阶层和权力的需要．
2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
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在西方的展开并逐步波及世界各地，以王权和贵族利益为核心的旧社会结构面临冲击、瓦解，文化艺术及其教育不再为少数阶层所垄断，转而与现代社会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相适应．由此，学院内外的美术教育的主要目标也从造就传统手艺人与文化精英转变为对现代职业人才的规模化培养，从对古典美学观念和传统技艺的守护转向与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个体解放和社会革命的结合，并且进一步出现了为适应现代民众素养提高的需要而进行的“美育”意义上的美术教育．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美术教育发生的现代化转型：
2．1学校成为美术教育的绝对主体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基于自然教育的观念，提出自己对于儿童发展的身心条件和进程的理解，认为绘画活动能训练儿童观察的敏锐性和触觉的真实性．在诸如此类的先进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早在18世纪初，欧洲的一些新式学校已开始将美术列入基础教育课程．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期以后，随着学校在全社会、各地域更普遍地设立，美术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才明显出现了向各级学校的高度集中，进而得到更大范围普及．而在此之前，整个欧洲仅有为数不多的美术学院承担着专业的学校美术教育，这些学院建立了完备的古典美术和工艺的教育体系，形成鲜明而严谨的标准和规范，持续对学院外的其他教育方式产生理念、方法的影响．但从普及程度和受教育人群的性质和数量方面，行会、作坊和私人画室承担了社会美术人才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所以，美术学院长期主导了西方美术教育的方向，而从实际的普及程度来看，尚没有成为提供美术教育的绝对主体，这种情形最后是随着20世纪以后新型的艺术学校、综合性大学美术系、专业及大众普及性教育中美术部分的增加而得到根本改变的．我国的情形更是如此，学校美术教育在20世纪之前仅有过北宋宣和画院和国子监画学的昙花一现，而且这种直接服务于皇家的绘画学习机构并非如欧洲传统美术学院的形成那样来自社会的合力，更多缘于皇族喜好的偶然性推动．真正的学校美术教育直到清末民初国门大开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随着大批在欧洲、日本等国学习西方艺术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学院美术教育的理念和模式也被带到中国并运用于办学实践．当时，在西方文化的积极影响下，各种新式的学堂、学校相继在各地建立．从1902年的南京两江师范首设图画手工科，设有西洋画、中国画以及用器画等课程．中国画进入西方化学堂教育的体制之中，现代美术专业教育掀开序幕．辛亥革命后，各地相继出现了更多私立和公立美术学校［2］．到1918年在蔡元培的建议下成立的专门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我国学校美术教育从此真正面向国民而展开．由此，学校便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美术教育的主体，这在民国及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所推行的普通国民教育中，美术课被倡导和设立后更加成为绝对的事实．
2．2大众美术教育的普及
在进行专业美术人才的培养之外，让普通国民接受美术教育可以完善身心，提高人格素养，进而促进社会文明整体的教化，这在西方社会很早就被意识、倡导和推行了．尽管这种面向大众的美术教育在开始时的完善和普及程度并不高，但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加上教育法案的修订和颁布，到了20世纪以后，接受非专业性的美术教育已经成为普通大众成长中的必要一环．起源于古希腊的“博雅教育”的理念便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这在西方教育传统中的影响力绵延不绝，并在中世纪以后的大学中得以贯彻实践，只是这样的精英教育受众面不能波及普通大众．而就美术教育来说，中世纪直至西方近代的社会条件更不足以支撑美术教育在大众层面的展开．在西方进入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之后受到了进步主义教育的冲击，高度专业化的、工具性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在学校教育中逐渐形成并得到加强，尤其在教育的高级阶段更加强调专业方向的实用性和科学的严谨性．然而，美术教育所包含对认知思维和想象力的拓展与训练、对心理和情感世界的疏导和培育、对性格和精神力量的塑造和提升，所有这些都超越了其专业学科的实用性范畴，可以促进国民整体素质乃至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所以，西方诸国在学校教育面向整体国民普及之际，这种注重全面的才智、素养的教育并没有得到忽视和偏废，而是将其贯彻在基础教育阶段．英国设计家理查德•卡特认为美术（狭义）以心灵为中心，工艺以手为中心，设计以脑为中心，专业美术教育多侧重其中一个类别展开，而基础美术教育则应当三者兼顾，这会促进儿童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实际上，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儿童进行自由生动、兼容并包的美术教育于将来要接受的高等专业性教育大有裨益．波随西方学校教育在中国的推行，西方教育的理念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比如席勒的“美育”思想激起广泛的讨论和共鸣．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指出：“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和美育的完善心灵的作用［3］．特别是蔡元培于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这一思想固然引起诸多争议，但在事实上促进了国人对教育的全面思考，也历史性地抬升了美育在我国国民教育中的实际地位．美育最重要的实践形式便是美术教育，而狭义的美育几乎等同于美术教育，所以，美育思想的在我国深入普及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大众美术教育的发展．先是各种私立、公立的专门的美术学校（美专）的渐次建立，其中甚至出现了专门培养各级美术师资的艺术师范，其后就是在国民政府不断颁布的教育法令中规定设立的中、小学美术课（图画），这些普及美育的积极变化虽然不断遭到战乱的阻碍和终止，实际达到的普及程度和教育成果远低于预期，但至少在法规和制度形式上证实了民国时期美术教育在大众层面的推行．民国时期共产党占领区的延安鲁艺的教育主要响应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号召，把美术教育和社会革命紧密联系，强调以专业、高效、便于传播的“现实主义”方式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斗争，这种美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在49年以后获得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和巩固，并长期主宰了专业美术教育的发展．随着中共建政后局势的稳定和学校教育的恢复和发展，美术也成为基础教育的常设课程，在美育的向度上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总体而言，20世纪以来，无论东西方，都在专业美术教育之外全面出现了面向大众的“美育”意义上的美术教育，这是美术教育在现代世界的进一步普及、发展和深化，其思想和实践得到不同方向的推进，价值层次愈加多元．
2．3专业美术教育的变革与分歧
工业文明的发展、日常生活的改变、艺术受众的扩容和群体身份的变化等各种合力推动了艺术的存在形态以及和社会的关系，西方学院美术教育在19世纪就已遭遇各种危机和挑战．崭新的社会现实使新一代的艺术家与他们的拥趸不再慑服于学院的艺术标准，背离了皇家艺术沙龙的刻板的经典艺术趣味，转而创作与现实和自然有更加密切关联的、更富于个性的作品，这种倾向首先在浪漫主义那里获得突破的出口，随后便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直至20世纪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流派的轮番登场，艺术家个人不仅取得了在作品中的真实在场，还成为艺术的立法者和诠释人．从艺术本体的角度，这种汹涌的现代潮流也与现代复制技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摄影术的发明使艺术对自然物象的再现能力相形见绌，艺术家的主观性和自我力量便释放出来，通过肆意地表现，使艺术手段和材料的重要性逐步放大，形式成为艺术家追求真实的途径．现代艺术的巨大冲击使学院美术教育黯然失色，面对学院围墙外现实和艺术变革，不对教育理念和模式进行根本的调整意味着与整个时代的脱节，美术教育的变革因而势在必行．而真正全面地创立现代艺术教学体系并辐射出强大示范效应的是20世纪初的新型应用设计学校的陆续创立，贯彻新的教育思想和法则的主张便得到了响应和支持．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与拉斐尔前派艺术家威廉•莫里斯是最早在这方面提倡变革的人．他们反对将美术当作贵族的奢侈品，主张把美的观念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要求美术教育与生产重新结合起来［4］．查尔斯•阿什比于1888年创建一所“手工艺行会与学校”，主张将美术教育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相联系，这成为一个鲜明的导向．1919年创立的德国魏玛包豪斯学校在现代艺术史和现代艺术教育史形成了划时代的变化．新的教育观念完全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和工业生产而展开，学生在此接受实用的知识和技能的训练，美学趣味的培养和表现手法的形成遵从自由的个性化实验和想象力的拓展．张扬时代精神的现代艺术教育理念和实践模式获得了广泛响应，欧美各国相继出现了美术教育的变革．在经历了希特勒德国的倒退和阻断之后，现代艺术渐成战后西方艺术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的是美术教育人才在学院内的轮替以及新的教学体系的建立．然而，在前苏联、中国等共产主义运动获得胜利并建立政权的绝大多数国家，专业美术教育虽然也一样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形成了迥异于欧美美术教育的完备体系．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多受前苏联的影响，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方针．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5］，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现实主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传统写实绘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所谓“批判性继承”，提取了最能为之所用的“再现”技能并加以规范化．这种专业美术教育虽然如传统学院一样强调技能而非创新、突出权威而非个体，但是其思想根基和展开机制则完全体现了现代性的特征，即发展的意识形态和集体的规训和遵从．从我国来看，1949年后移植于前苏联的美术教育体系经过磨合、调整和全国的推广、完善，忽略时期学校教育的废弛，可以说基本上主导了此后数十年的美术教育．在改革开放后，西方现、当代艺术思潮波及我国，美术教育也几乎未受冲击，直到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美术教育才开始产生新的变化，以应对当代艺术现实的变化．得益于社会生活的宽松和自由市场的形成，具有独立意识的现、当代艺术实践和形式获得了生存的土壤，其蓬勃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形态不可避免地对学校美术教育形成冲击．例如，北京近10年来作为世界性的艺术中心所激荡起来的自由艺术氛围，对中央美院的教学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
3美术教育价值的多元趋向
与美术教育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模式变革和路径分歧相适应，美术教育的功能与价值也在不断发生着裂变与分离，这既是现代性在社会文化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也表明了美术教育置身于现代世界中所构成的复杂面向．无论是专业美术教育还是大众美术教育，其内在的价值构成总是相似的，但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价值序列也会有明显的不同．总体来看，经历了现代转型的美术教育的价值有如下几个相互交错的维度：
3．1政治教化和意识形态的导向
美术教育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紧密嵌合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里，其活动内容和形式必须适应总体的社会运行框架．冯晓阳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本源与传统》一文中认为，美术教育的“教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借助于某种特定内容、形式、风格的美术作品展示与欣赏，或是通过某种特定美术文化环境、背景的创设，来达至对一定政治规范、宗教信仰、道德意识的宣扬和维护；二是在技艺的传承中通过对特定的艺术趣味、创造意识、创作样式的规定来实现“共性”的培养．西方现代美术教育在这两方面都逐渐走向自由和开放，肯定并促进了教学中的个体选择和表达权利，不设自上而下的限制，这种对个体自由表达的尊重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市场化是高度协调的．思想表现的开放性和表达形式的自主性无疑可以促进现代政治文明的教化，这与现代之前的宗教、王权社会及与现代进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有着根本的不同．对比看来，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里，一方面，美术教育的形式相对单一，其重心放在工具性技艺的传授上，而技艺的垄断势必造成等级秩序和对既定体制结构的维稳；另一方面，写实性技能也被用于对权威形象和特定意识形态导向的宣传，从内容上便执行着社会政治的教化之功．我国美术教育的困境即体现出开放的市场和网络催化的个体自由表达的需要与教育内容、形式的单一和非自主化之间的矛盾，从这一点上来说，美术教育在此时此地的教化功能是混乱和失效的．
3．2文化传承和民族性的塑造
在现代民族国家和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之后，美术教育所负载的文化传承功能进一步得到强化．多数现代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在美术教育中得到延续的民族文化图腾可以进一步发挥其凝聚力．同时，在美术教育对传统艺术语言、工具的继承、改造和使用过程中，仍然可以形塑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这种对文化差异的保存和发展在现代世界的文化竞争格局中意义非凡．时至今日，对全球化的反思使文化的多元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美术教育对地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推进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联系美术教育的“教化”功能来看，西方美术教育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因为对教育内容的主题、形式和技艺的不设限导致各国教育的均质化，丧失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我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传统美术占有着特定的地位，在民族谋求复兴的背景下，如何于现代文明世界中发展美术教育，发挥其文化传承的功能和形塑中华民族形象和精神性的价值，这不应被忽视．在专业美术院校，传统艺术的教学经历了早期以西式的科学标准和写实主义强行“改造中国画”等误区，其后更注重自身的历史文脉，在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坚守文化的主体性，既注意保存和发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核心资源，又不致于固步自封，逃避艺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相互交流和自身更化，这显然需要上升到国家文化实力竞争的格局中慎重对待．
3．3审美认知和个体生活的完善
应该说，现代美术教育的发端不仅源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也同时肇始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个人解放．个体生活的完善成为现代人努力追求的目标，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每个人意欲寻求心绪的排解和心灵的安顿，美术教育可以通过对审美能力的培养铺就一条小径，实现人们与自然和世界的沟通，促成对个体生活的完善．审美教育的特殊价值在于，它能增进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省察，在于它是个人加入人类生活的最高形式，是使个人社会化的最高形式［6］．美术教育是最主要、最直接的“美育”途径，受教育者以此进行更加复杂、完善的视觉、形式的差异化认知能力的训练，也同时可以在欣赏、交流中实现情感的传递和价值观的培养，使个体得以与群体和谐共存．二战后欧美众多发达国家的大众美术教育发展得非常完善，作为整个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会存在像我国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给“文、理科”学习让位的现象．急功近利的应试教育将美术教育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结果是带来学生整体素质的倒退和人格成长上的缺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3．4艺术实践和创造力的培育
美术教育最显性、最被重视的价值就是对艺术实践人才的培养，美术学校直接担负了这项任务．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现代专业美术教育强调对个体表达自由和创作意志的尊重，着力培养独立自主的艺术创作者，他们致力于形成自己个性化的艺术思想和实践方式，表现出对创新能力的绝对重视．以文化、艺术非常繁荣的德国为例，学生具有很宽松的学习氛围，在柏林艺术学校，教师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和学生展开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过程自主性和创造热情，而分门别类的工作室为学生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因此，学生不再局限于艺术门类的限制和技术的孤立掌握，而更注重个体的观念和创作逻辑的建立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工具和语言方式的选择，学生的自主实践能力和创造力在这样的教育机制中获得了最大程度地激发和培养［7］．不可否认，我国部分专业美术院校已开始面对当代生活和艺术现实，努力修正美术教育的观念，展开新媒体、实验艺术等新专业的教学，资源投入比例和教学影响力也在逐渐提高．如中央美院新近成立了实验艺术学院，聘请了各个艺术领域内的专家进行教学，在课程开设上也十分自由、多元．央美的美术馆也经历了大幅改革，以专业美术馆的标准规范化运转，不断举办大型的、国际水准的当代艺术展，积极发挥美术馆的前瞻性的展示和教育功能．这些措施卓有成效地改变了央美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促发了一种崇尚创新的教学氛围．再如中国美院也成立了跨媒体艺术学院，其积极的态度和实践层面上的投入也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影响．不过，就我国美术院校总体状况而言，新的教学观念和模式依旧没有得到足够程度的重视，很多学校里开设的新专业更像一个崭新的部件被镶嵌在旧的框架上，以示“与时俱进”，并没有获得全面的课程支持和其他资源的配合，而更多的学校则仍然沿袭旧制，抱残守缺．在当今文化、艺术等软实力高度竞争的世界格局中，如何避免使文化、艺术的生产和实践不陷入低水平重复或是对西方亦步亦趋的“山寨化”窘境，美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有责任不断反思美术教育的现行主流体系，敢于破旧立新，大力倡导面向未来的、个性化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和实践．
作者：杨思杰 单位：安徽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0．
［2］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3］张杰．民国时期美术教育发展模式研究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2008（6）：168－171．
［4］郑胜天．西方美术教育趋势［J］．美术，1985（8）：62－64．
［5］姜松华．中国当代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形成机制探析［J］．艺术百家，2009（5）：198－201．
［6］鲍列夫．美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7］王红英．国内外美术教育比较研究［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5）：86－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