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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留守儿童污名身份的形成不是单纯的“给予”和“接受”的过程，而是由污名身份的外在建构和内在自我认同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家庭的影响、制度性歧视的建构、媒体的推波助澜，从外部建构着留守儿童的污名身份。留守儿童将污名内化，形成对自我的偏见和歧视。
关键词:
留守儿童;污名身份;公众污名;自我认同
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告诉我们，对一个体或群体的“污名化”会产生诸多不良影响。留守儿童“污名化”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这种现象何以产生，留守儿童污名身份的形成机制是什么?笔者拟运用污名化理论从污名身份的外在建构与内在自我认同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2月4日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留守儿童是指那些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的产生是我国户籍制度不完善、城市化进程不彻底等诸多问题的衍生产物。截至2016年我国共排查出902万留守儿童。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引发着人们的关注。通过CNKI检索发现，学界对留守儿童的研究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人口学等领域。在众多研究中，尽管研究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关注点各异，但有一个基本一致的地方，即对留守儿童多持“问题化”的研究假设，大有将留守儿童等同于“问题儿童”的趋势。诚然，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具有与父母分离，亲情缺失、监护缺乏等特点，但这些特定是否必然会影响到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进而导致其成为“问题儿童”，还受到父母外出后的家庭教养方式、学校教育、生活环境、同伴影响、社会风气以及个体特质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留守儿童的留守性会导致他们的弱势性，但不必然导致他们的问题性。因此，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留守儿童必然会成为“问题儿童”时，留守儿童就被施以污名了。留守儿童的污名不同于其他污名，他们污名身份的获取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特殊性，源于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不彻底的城市化进程。他们本身就是受害者，因此，有必要好好探究他们污名身份的形成机制，以期找到去除他们污名身份的有效路径，让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二、留守儿童污名身份的形成机制
污名身份，实际上是一种受损身份，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Goffman)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一书中对污名进行阐释时提出的概念。戈夫曼认为，拥有受损身份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带有某种让人丢脸的不光彩、不名誉的特征，这种特征就是污名。污名有多种多样的分类，有疾病污名(如艾滋病)、地域污名(如河南人)、身份污名(如农民工)等。不管是哪种污名，它们都具有相同的社会学特征:即某个本来在正常社会交往中会被公众接受的人，因为他拥有了某个特征，使得公众将他识别出来，引起厌恶和排斥。形成污名身份的原因各异，但最终结果都导向这些被污名者在社会资源的拥有、社会地位的获取、正常人际交往等方面处于劣势。管健博士在《污名的概念发展与多维度模型建构》一文中提出了污名产生机制的模型，笔者在此拟借用这一模型来分析留守儿童污名身份的形成过程。
(一)贴标签
污名开始于施加污名者给被污名者贴上负面标签。“问题儿童”是留守儿童最常见的负面标签，在负面标签的思维定势下，留守儿童本身的个性特征易被误读，性格内向被认为是“阴郁”，性格外向被当作“调皮捣蛋”，听话被曲解为“唯唯诺诺”，有自我主张被当作“野性难驯”。不光如此，留守儿童犯下得小过失或者意外的行为不当，也会被解释成“问题化”的直接表现。偏见把负面标签结实地贴在他们身上，难以摆脱。
(二)污名产生
当留守儿童被贴上负面标签后，在主流文化和大众心理便逐渐把他们同这种负面特征相连结，负面特征吞没了他们自身，污名由此产生。
(三)社群区隔
某一个体或群体，即便社会地位低下，仍属于“正常”一类，不会被排除在正常的社会交往之外。而污名化则不同，从留守儿童获得污名身份起，人们便将他们归类为不同于正常儿童的“问题儿童”，成为排斥在“我们”之外的“他们”，这便是社群区隔。社群区隔会减少其他群体与留守儿童之间的互动和亲密关系的培养，导致公众对留守儿童群体区别对待。当留守儿童感受到公众的歧视和排斥后，他们会产生退缩和回避心理，主动减少与其他群体的交流以降低自己的心理伤害，但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隔阂，造成社群区隔程度的加深。
(四)地位丧失
作为污名化的结果，留守儿童会丧失原有的社会地位，并建构起与其新身份相匹配的社会地位，这样，留守儿童就会逐渐失去许多社会资源和生活机会，包括教育、升学、就业、住房、婚姻等。留守儿童虽然数量庞大，但其社会地位和权力领域极为有限，他们很难去攫取到足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来恢复或提升社会地位。
(五)公众污名
当公众一旦接受了附着在某个体或群体身上的污名，形成公众污名后便再难消除。留守儿童的污名是社会环境、公众舆论、新闻媒体等相互强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充足的社会资源来左右公众对他们的态度和消除公众对他们的偏见和歧视，无力抗衡公众污名的形成。
(六)自我污名
留守儿童均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尚未发育完全，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难以对自我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当他们感受到公众对他们的歧视时，若认同公众的歧视，等于知道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尊会受到极大伤害。所以在更多时候，留守儿童会将歧视归因于自己，认同公众污名，降低自我评价，不断地进行自我贬损，开始了自我污名化。通过留守儿童污名身份形成机制可以看出，留守儿童污名身份的形成过程有污名身份的外在建构和污名身份的内在自我认同两个方面。这两个维度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共同缔造了留守儿童的污名身份。
三、留守儿童污名身份的外在建构
留守儿童污名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的影响、制度性歧视的建构、媒体的推波助澜，共同建构了留守儿童的污名身份。
(一)家庭的影响
留守儿童的父母均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本身就是污名化的受害者。农民工以边缘化的姿态苦苦扎根于城市底层，承受着“城里人”的歧视，他们对于自己作为城市局外人(outsiders)的身份和受损的权益状况，基本上采取的是不申诉、不表达的沉默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已经认同制度、文化、舆论加诸于他们的歧视性身份。当他们子女经历同样的污名时，他们不自觉地把自身应对污名的方式延展、传递给他们的子女，从而实现了污名认同的传递和再生。
(二)制度的建构
针对留守儿童的制度性歧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相关社会制度的缺失和政策执行的滞后。相关社会制度的缺失是指政府作为维护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主要力量，在应建构、完善相关制度以切实维护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利益时，该作为而不作为，致使这些群体的权利长期处于被剥夺或被忽视的状态。制度执行滞后是指虽然政府制定了保护留守儿童权益的相关政策、法规，但在现实层面许多政策、法规的执行不尽如人意，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文字层。那些应落实而未落实的政策、法规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歧视，从制度层面塑造了留守儿童的污名身份。
(三)媒体的作用
纵观新闻媒体对留守儿童的报道，可以发现与学界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多持“问题化”的研究进路不同，大部分新闻媒体的报道都是中性的。但有研究者统计分析了近年来针对留守儿童的新闻报道后表示，虽然很多报道看似是中性的，但新闻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在报道时对议题进行了选择性设置，这是导致公众对留守儿童抱持“问题化”态度的基础。同时，新闻媒体对一些极端性留守儿童犯罪案件广泛且深度的报道也弱化了其他正面和中性报道传播的力度和广度，如邵阳少年杀师案等。于是，在大众印象中，留守儿童逐渐被固化为“问题儿童”。
四、留守儿童污名身份的自我认同
留守儿童污名身份的自我认同是指留守儿童将公众的污名贬损内化，形成自我污名的现象。留守儿童遭受公众污名后，为了维护心理和谐(well－being)，通过自我归因，赞同公众对他们的消极刻板印象，对自我进行贬损。负面的情绪反应随之出现，主要是低自尊和自我低效能感。最后，导致留守儿童自我歧视，主要表现为消极的向上意愿，也不愿意向他人求助。留守儿童污名身份的自我认同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导致留守儿童的消极认知
留守儿童污名身份的自我认同会导致留守儿童的消极自我认知。社会公众对留守儿童贴上“问题儿童”、“差生”等负面标签，留守儿童遭遇到歧视后会逐渐意识到公众对于他们的负面刻板印象，由于他们尚是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还未形成强大的自我意识，很容易认同公众的看法并将种种负面评价内化并指向自我，于是，自我与他人刻板印我一致性就此形成。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的认知加工过程，自我污名便会成为留守儿童消极自我概念的一部分。由于这种负面自我认知的作用，留守儿童会认为自己像其他人说的一样没有任何价值。
(二)导致留守儿童的负面情感
对污名身份的自我认同往往与留守儿童的许多负性情感体验密切相关，例如，羞耻感、负罪感、挫败感等。其中，最主要的，也是对个体影响最大的是低自尊和低自我效能感:低自尊会使留守儿童感到低自我价值感和羞耻感，看不到明天和希望;而低自我效能感会导致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也做不好任何事，对人生感到绝望。这很有可能是留守儿童在学习成绩方面和非留守儿童有较大差距的原因之一。当然，导致学习成绩差距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留守儿童长期从智力成绩中分离出自尊。他们否认学习对自我价值的重要性，认为学习没有用处，从而合理化自己消极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再者，留守儿童认同自己的“差生”标签，再加上低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反正学习能力很差，即便再怎么学习也不会取得好成绩，考上好大学更是不可能，所以他们干脆在学习方面停止努力。当然，影响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因素还有许多，特别是教师的教育方式，同学的评价，同伴的影响等，都会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导致留守儿童的自我歧视
留守儿童自我歧视行为的外在表现是在社会交往中多采取退缩、保密、回避等消极应对策略。他们消极的交往意愿和交往情绪，不恰当的应对策略及社会隔离行为拉大了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包括家庭成员、学校师生、街坊邻居、同学同伴等)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导致他们难以得到有效的社会支持。得不到有效的社会支持又会引发留守儿童人际交往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让他们难以同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和谐的家庭关系，甚至会影响留守儿童成年后的职业功能。就如同一个恶性循环般，损害着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由以上分析可知，留守儿童污名身份的形成不是单纯的“给予”和“接受”的过程，而是由污名身份的外在建构和内在自我认同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了解留守儿童污名身份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探寻去污名化的有效路径，真正实现对他们的关怀和关爱，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作者：贾劲松 单位：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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