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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分层随机抽取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五所农村中心小学校五、六年级学生531名，平均年龄为11.6±1.05岁。其中五年级238人（44%），六年级293人（54%）；女生268人（51%），男生263人（49%）；汉族418人（78%），少数民族113人（22%）；留守儿童219人（41%）；非留守儿童312人（59%）。
2.研究工具。本研究使用心理量表与自编调查表相结合的方法。为了测量儿童对自己的评价和其同伴关系的情绪体验，本研究使用了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S）、Asher等编制的儿童孤独量表和LaGreca等编制的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①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S）有10个项目，分四级评分，从1表示非常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分值越高，表示自尊程度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A=0.77~0.88，重测相关系数为0.85。②Asher等编制的儿童孤独量表有24个项目，量表按五级记分，总分越高，表示孤独感越强。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A=0.90。③LaGreca等人1988年编制的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共有10个项目，采用三级记分，总分越高，表示焦虑越强。量表包含两大因子：害怕否定评价；社交回避及苦恼。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A=0.76，重测信度为0.67。
3.研究过程。分层随机抽取了云南省保山地区五所农村中心小学校五、六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10个班，发放问卷570份，回收有效问卷531份，有效率为93%。采用团体施测，统一指导，施测人员统一培训。
二、研究结果
1.留守儿童基本情况。分层随机抽取云南省保山地区五所农村中心小学校五、六年级学生531名，其中留守儿童219人（41%）、非留守儿童312人（59%）。留守儿童中单亲外出打工的178人（84.8%），双亲都出去打工的32人（15.2%）。一般来说，大部分外出务工的父母，他们都会在外出前提前将孩子安顿好，双方都外出务工的家长大都有老人在家帮助他们照看子女，也有一些处理不当，未做好安排。在外出务工的父母中，少数民族的父母极少外出务工，只有7人仅占3.3%，这可能是与少数民族聚居习惯和文化有关。外出打工的父母的文化程度，87%的母亲和89%的父亲都是初中及以下学历，文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获得稳定工作的可能性，被迫选择背井离乡。
2.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自尊、儿童孤独、儿童社交焦虑的对照研究结果。本研究使用的量表是经国内修订后的常用工具，其测量结果是可靠的。测量结果表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自尊量表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F=2.859，P>.05）、社交焦虑量表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F=1.155，P>.05）、在孤独量表上的得分也不存在显著差异（F=.150，P>.05）。本研究结果与国内的大多数同类研究不同。其原因可能是，一是样本选取不同。本研究选择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中心小学的五、六年级学生。而在儿童孤独量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上的结果与周宗奎等的研究是一致的。二是实施调查的人员不一样。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是由教师、学校领导等完成，而本文的施测人员是经过统一培训的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研究生分配到不同学校，测量在两天内完成。三是该地区的留守儿童现象比较普遍，一个班级1/3~2/3的学生都是留守学生，留守学生因“从众”的心理，并未感觉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反而能形成一个保护性的小群体，相互支持。
三、结论与反思
1.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儿童孤独量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的差异性比较，不呈现显著性差异。因此，我们并不能得出结论：在自尊、情绪和社交方面，留守与非留守儿童是有差异的。
2.对留守儿童的成长需要正确的理解，分析儿童的生长环境，既要重视影响儿童成长的客观因素，也不可忽视儿童是成长的主体。父母外出务工，不能对孩子做出及时的教育，但这不是影响其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必须通过儿童这一主体内因起作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呈现出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一定是留守儿童特有的，只能说在留守儿童身上更为突出而已。教育者不应给孩子贴上“留守儿童”的标签，并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在“留守”上。这样久而久之，学生、家长和老师都会把学生的问题简单的归因为“留守”。
3.儿童教育责任被分散，引发了教育的推诿。家庭教育本由父母双方承担主要责任，目前却被分化和分解给抚养者。儿童出现学习方面的问题，就会相互推卸，让孩子要么是放任自流，要么是无所适从。同时，现代家庭教育的一个困境就是，抚养者过多地把责任移交给教师，无论是农村学生，还是城市学生；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非留守儿童。我们必须呼吁教育的核心和主体仍然是家庭。尤其是，乡村教师面对农村教育的困境和工作压力已是筋疲力尽，一个班留守儿童过多，家庭又没有好好关注，就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对孩子的发展不利。
4.留守儿童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关注。当出现问题时，不能相互推卸，使其无人管辖。同时，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善用“优势视角”来发掘学生的优点，把成长中的危机转变为契机。把留守学生“去标签”化。学校应提供儿童教育支持体系，促进外出打工父母及抚养者与留守儿童的良性互动，增进亲子关系，增强家庭教育的功能，为促进儿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并进行积极的心理干预。
作者：杨婉秋 高万红 刘毅 单位：云南大学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云南大学公关管理学院 云南省健康教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