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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年人疏离信息技术以致信息稀缺、信息失衡，已形成一条由年龄构筑的银色数字鸿沟。而随着远程开放教育、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普及率的提高，利用网络发展老年教育已成为一种趋势。因此，研究代际数字鸿沟对老年教育的影响，以及如何修弥这种鸿沟，对老龄社会到来之际的现代化老年教育的深入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
【关键词】
数字鸿沟；老年教育；网络资源；系统修弥
“数字鸿沟”概念的提出，距今已有二十余年。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这个概念的内涵指向也陆续发生着变化，由早期侧重于设备的接入水平转而向普及程度和使用能力铺展。至于“设备”，也由原先涵盖多种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服务）逐渐聚焦于互联网。至此，对“数字鸿沟”的基本共识，大体为：从互联网的接入、普及、使用的角度看，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以及国内不同区域、行业、人群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来源于经济、技术发展的不均衡，同时也有着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鸿沟的两极中，发展较好的一端获取着低成本、高速度的丰富信息，从而享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极大收益与机遇，而处于劣势的另一端则面临被忽视和受排斥，失去竞争力。这种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分化，已然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尤其当这种不平等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排斥，一部分人的基本权利即受到了限制。我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进入普通公众视野，继而迅速得到发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报告，1997年我国互联网的使用者仅62万，截至2014年12月，网民规模达6.49亿，在全部人口中的普及率为47.9%。然而，虽然我国网民人数居世界第一，普及率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但与许多国家相比（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我国的一些国家），在互联网的普及、接入以及使用上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这种差距，一方面囿于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综合地位、发展状况、财政资源，以及与互联网相关的原创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上更多占有话语主导权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技术、资源、语言、规则等优势，同时占据了意识形态与文化输出的主导权，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普通网民，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程度、质量、效能处于较弱的位置。就国内而言，数字鸿沟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区域之间的鸿沟，二是不同群体之间的鸿沟。不同区域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成就水平、信息基础设施、国家信息技术产业政策、地理区位、市场竞争、对外贸易依赖度等方面的差距，发达省份与欠发达省份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互联网的使用规模和普及率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群体之间，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因为划分群体的依据（人口属性抑或社会经济特征）具多重多元叠加交错性，较难精确描绘，但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状态、婚姻、政治面貌、个人收入、家庭收入等因素影响形成的数字鸿沟，还是清楚地存在着的。不同群体对互联网的认知、对互联网功能的使用程度均呈现出较大差异。本课题着眼于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主要是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考察他们如何面对铺天盖地的数字浪潮，如何应对被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改变了的日常生活，如何适应教育技术的变更对他们的老年学习活动带来的影响。至少在目前，新技术革命带给他们的福利，是否能被充分地享用？是否同时也给他们带来尴尬和不安？老年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和针对教育的技术开发者如何在学习环境的提供、学习平台的搭建、学习资源的创设等方面与老年学习者的学习期待与学习能力形成较好的对接？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课题试图要了解和分析的。
一、关于选题与研究对象
（一）应关注的群体：社会排斥与数字排斥
人口老龄化的话题，一些年来常常被人提及。依据国际通用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即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至2014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5%，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1%。不仅在数量上我国早已超过老龄化的底线，而且递增速度也逐年加快。我国以很短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人口结构老龄化之路。与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才进入人口结构的老年型相比，我国的国情是“未富先老”、“未备先老”，而不是“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多少是有些仓促应对的意思。老龄化给社会带来多方面压力，以养老保障为甚，因此，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研究界，较多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讨论老年福利、养老护理、医疗服务等问题，并逐步推进实施，这自然是合理的，具有科学性的。但是，关注老年群体，更多一些人文关怀，更多一些基于情感体贴的文化观照，对于未来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价值。老龄化是一个生物学过程，同时又是社会学过程。作为个体的人，步入老年，健康走下坡路，精力渐趋疲弱；脱离职业活动之后，收入降低，资讯锐减，人际关系简化，生活内容单一，组织程度低，利益诉求路径少，从而远离社会的核心位置而处于边缘化境地。这个境地里的群体很容易遭遇社会排斥，成为弱势群体。这种社会排斥，不仅以制度、规则的方式使他们在就业、受教育、政治参与等各方面受到限制，还内化为他们的集体意识。他们习惯将自我设定在狭小的空间里，精力尚可时替子女管带孩子，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了，条件许可的就考虑些休闲养生的事，条件差的，面临的困窘与委屈就多些。我国的老年人大多以这样的方式来打发步入老年后的几十年生涯。传统社会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现代社会将“探望父母”写入法律，都是试图用正向能量对负面存在施加影响，其基本点出于道义上对弱者的同情。现代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人类生活的空前便利，然而并非所有的人群都能从这种改变中充分受益。对老年群体而言，数字排斥加剧了社会排斥。正当大量年轻活跃的人群沉浸于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而如痴如醉之时，老年人或许正为不能自助操作网上银行、网上订票、网上购物、网上挂号、网上打车等等程序而尴尬无措，更遑论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参与深度学习，介入社会管理，真正实现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老有所为。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数字鸿沟的本质是社会不公平，不能仅仅从技术的角度去关注这个问题。缩小与弥合数字鸿沟，必须分析包括老年群体在内的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的生存状态、生活需求、缺陷成因以及修补路径，从而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具包容性的、以发展为目的的信息社会。正如“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2003，日内瓦）《原则宣言》所预想：“在此信息社会中，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识，使个人、社区和各国人民均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促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改善其生活质量。”
（二）应关注的领域：需求的旺盛和需求的得不到满足
老年教育在我国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但凡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有组织有设计的“泛教育”活动，均可能纳入这个概念中。但即便如此，与老年群体旺盛的学习需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一是数量上的覆盖率低。无论是2011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还是2013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都表明目前全国专为老年人开设的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学校）有4万多所，在校学员近587万人。这对老年人口已突破2亿的国度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且，即使是这样的数量，学校的分布也极不均衡，主要面对城镇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收入较稳定的、69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人，尤以老干部人群为主；地域上也是东部地区、沿海地区多些。虽然随着社区教育、远程教育模式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老年人受教育的途径，但这些模式中为老年群体量身定制的学习资源，数量也相当有限。二是缺少清晰的定位。理念上，老年教育“赋权增能”的地位框架，得到人们的认同，但在此“地位”下的“定位”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我国的老年教育在初始阶段主要面向离退休干部，因此在行政体系上归属于老干部的管理部门；之后，人们逐渐从终身教育的视角审视老年教育，但管理上还是归口不一，政出多门。老年教育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其教育目标是什么？与“老年前”教育如何衔接？老年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这些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欧美一些国家有“第三年龄教育”之说，着眼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重建老年人的知识结构，帮助他们融入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提升其生活和生命的质量。这方面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三是教育内容的设置比较片面。人们观念里较多关注了老年人因肌体衰退给个人、家庭、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从生命意义上对这一群体的代谢发展之价值认识不足。人的一生由幼年到老年，每一阶段都存在着某些特质的丧失和另些特质的获得，通过外在的教育和内在的自我管理，人们在得失之间取得平衡，从而达到生活的相对成功。德国著名心理学家保罗•巴尔特斯（PaulB.Baltes）提出一个SOC模型（Themodelofselection，optimization，andcompensation），用“选择、优化、补偿”来解释人的毕生发展，认为生命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可能存在发展的起点和终点。老年人在肌体自然衰退的同时，其流体智力（知觉、运算能力、记忆力等）也一定程度地衰退，但其晶体智力（语言、判断力等）则较为稳定，而文化需求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这个“增长”的原理即出于“补偿”的自觉要求。目前的老年教育课程，大多围绕着打发休闲时光来设置，难以满足老年人通过文化积累的再度更新以补偿生物功能下降的心理。更何况，衰老的过程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里的老年人对学习的目标需求也不一样。60至69岁的低龄老人，经历着离开职业生涯的角色转变，而身体状况尚好，有条件的社会教育可从人力资源合理开发的角度设计课程，为他们继续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工作提供信息与知识上的帮助；70至79岁的中龄老人，开始逐渐缩减职业性活动，处于“第二次退休”状态，老年教育可提供丰富多彩的艺术、人文课程，帮助他们真实体验周围世界、人际世界、自我世界，加深认识人的存在价值，从而重构新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意义；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伴随健康水平的下降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老年教育更应关注生老病死，侧重老年人自我保护与自我超越方面的教育。总而言之，教育的内容取决于教育的目标，当我们将年轻人理解为“接班人”，将中年人定位为“工作者”，那么老年人具备怎样的风貌才能完成“交班”、“传班”的事业？教育不是个人的事，因而也不能完全以适应个体或某些群体的现有需求来组织，还须从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的视角，去引领不同的群体。四是以教育提供方为主视角来施行教学的状况未曾改变，模式与手段离科学化、个性化的距离尚远。专职从事老年教育的师资欠缺，针对老年教学法的研究严重不足，在其他对象群体中被证明合用的教学方法，迁移到老年群体里就未必高效。比如传统课堂中的讲授与互动，如果不能突出对问题的批判性思维，不能突出对话题的质疑性讨论，就难以在老年人原本的经验性知识基础上建构起更具宽度与深度的知识廊道，用以串连贯通他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积攒起来的知识结构网络。再有，伴随新技术的兴起，依托互联网的教学手段也开始引入老年教育，但技术的实现与老年人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如何良好对接，同样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三）取样的依据及调研方法：面向宁波的受教育老年群体
课题组囿于成员所在区域、以及其他方面的局限，将调研的取样对象主要设定在宁波大市范围内（兼及浙江的其他地方）已接触老年教育的群体。从取样的地理覆盖、人群特征的角度而言，确实存在一定的狭隘性，但由于本课题研究讨论的是数字鸿沟对老年教育的影响，侧重调研老年人信息使用特征、现代老年教育的学习支持环境、老年学习者的信息能力与各类教育环境的对接水平，探讨提高教育的提供方与接受方在信息关联中的对接程度与对接效率，因而对象的选择还是具有典型性的。首先，浙江省的网民规模与普及率处全国前列，而宁波在浙江省内又是经济文化较为活跃的地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15年1月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在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浙江省网民数34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62.9%，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普及率为47.9），普及率排名第5（前4位分别是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宁波由于产业支撑能力较强，O2O综合发展水平在全国排名靠前，各类产品的用户渗透率与非用户转化概率均呈较高比例。基于这样的环境条件，讨论某类群体在网络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较之于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低的区域，更为便宜且具更多的现实性，对问题的分析探究或可为其他区域亦将面临的代际信息鸿沟提供认识上的参考。其次，宁波对终身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作为沿海开放的前沿城市，宁波的社区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5年3月1日始，《宁波终身教育促进条例》颁布实施，这是继福建、上海、太原、河北之后，又一个终身教育的地方法规，标志着宁波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建设进入法制化运行轨道。宁波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2013年11月正式开通以来，其核心组成部分“宁波终身学习网”注册人数已有87万余人，截至2015年11月1日，平台征集特色课程7607门，视频资源2.5万余个。目前，宁波终身教育领域将两个方面作为工作重心，一是数字化学习手段的强化，尝试营建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模式；二是市民终身学习档案与学分银行的建立，打造制定各种学习类型的学习积累、学习成果转换与管理机制。老年教育作为市民终身教育的一个环节，受到宁波政府及相关单位的高度关注。宁波的老龄化程度较全国尤甚，据宁波民政局统计，至2014年底，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125.5万，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1.5%，老年教育成为实践“积极老龄化”的应对之策和长远战略之一。本课题调研取样于这一背景人群，有该区域的实践基础可资利用。课题立足于实证，面向老年学习者与教育教学管理机构开展定量与质性的研究分析。走访了宁波老年大学、宁波社区大学老年教育中心、宁波老干部摄影协会、奉化社区学院等单位，与管理者、教师、技术人员、老年学习者等进行深入访谈；发放问卷300份，实际有效回收279份，有效回收的比率为88.2%。同时，也做了部分个案调查及文献分析。
二、代际数字鸿沟现象及其对老年教育的影响
数字技术媒介渗入日常生活的速度与程度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尤其是当相关产品的推广不设技术门槛之时。电脑、手机等终端并不要求使用者具有过于复杂的知识储备，即便是令老年人起初比较为难的输入法，也随着手写、语音以及各种越来越体贴的工具出现而得到改变。博客（微博）、微信、QQ等媒体的使用，事实上已成为许多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由于老年人、教育管理者、学习资源建设者等各方面存在着不甚协调的问题，因数字而形成的鸿沟依然给老年教育带来不少的障碍。
（一）老年人大多未将互联网视作学习场所
已经开始接受老年教育的学习者，对于互联网以及衍生的相关技术产品并不太陌生。从我们所获取的调查数据看，学习者对具有网络功能的学习设备（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等）的拥有率是相当高的；网络学习环境也不错，98.6%的家庭开通了互联网，其中91.2%的家庭使用了wifi。90%的人有一年以上的上网经历，64.16%的老年人每天至少上网一次。然而老年学员上网关注的主要内容并非课程学习，只有10.8%的人表示留意过此，而跟踪某课程且持续完成学习的更在少数。老年人习惯以自己的行为方式来利用互联网，很少单纯由于新奇而改变自己已然熟稔的应对生活的方式和手段。若非机缘，或者确信其优势无可替代，他们一般不主动选择新技术手段以迅速替换早已驾轻就熟的行事路径。调查显示，他们对网上购物订票、网上预约就医、网上银行交易等使用程度并不高，主要原因是传统方式除了时间成本外，在功能实现上与之差别不大，但应用心理上则踏实放心得多。老年人观念中的学校教育主要是课堂学习模式。重返课堂，对老年人而言，是一种深具意义的回归。通过对年少时曾历过的经典生活情景的模拟，以达成刺激灵感、焕发激情、缓解颓丧、调适心境的目的。哪怕课表的编制、座位的安排、值日的规划、班费的使用，这些有助于强化班级一体化管理的细节，都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它们与个体角色的自我认定息息相关。这些学习者一旦进入老年学校，除非身体、年龄、或家庭的特殊情况，一般不会自动选择离开。再者，目前接受老年学校教育的群体，年龄大多在55－75岁之间，这些人在本应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时期里，集体遭遇了一场特殊的文化灾难，老年之后对学业、以及聚会式的学习方式的“补偿”心理尤为殷切。虚拟的网上课堂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由此观之，老年学校的学习者对于借助互联网学习的疏离甚或排斥，既与他们的新媒体应用水平有关，更与他们主观追求的学习方式有关。
（二）教育管理者尚未高程度地开发利用互联网
在老年学校的管理层面，由于需求大过供应，学校的精力大多投入在挖潜接纳及课堂教学的正常运作上。有些学校没有专职教师及专门的技术产品研发人员，更无法在基于网络的学习方面给予更多的关照。即使使用了校园主页及QQ群、微信群等，也主要是为了通告、宣传、及交流沟通的便利。如此，老年学校在保障注册学员日常学习的同时，放弃了潜在的学习对象和学习对象的潜在需求：首先，老年教育对老年群体的覆盖率低、老年学校内部生源流动率低，出现了目前严重的供需矛盾；如果能以老年学校为主体开发老年课程，将现实课堂积累的精品资源通过网络分享给校园外的广大受众，则可以相对缓解这些矛盾。这是老年学校的社会责任，同时对学校自身的长远发展也有价值。其次，在校的老年学员报读某专业或某课程，虽然取决于当时的兴之所至，但根本上还是在“配餐制”的有限范围内进行自主选择，远未做到“点餐制”的自由任性。而网络课程有规划、有针对性地持续开发，假以时日，可期待学员有更多的选学空间。据调查，学员希望在学校学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34%的人希望完整学习某门课程，获得专业知识；27%的人希望学习某项实用技能，方便生活；25%的人希望参加一些艺术与体育活动，愉悦身心；14%的人希望系统学习某个专业，取得学历。但现实课堂开出的课程主要集中在休闲娱乐、艺术保健等方面。再次，老年学校应有意识地提高全体在校学习者的新媒体信息素养，引领与指导他们融通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的角色身份，而不仅仅是开设几门电脑学习的课程；这样，当他们将来因高龄而不得不离开实体校园时，依然能够在虚拟校园里找到归属。当然，作为个体的老年学校尽管在网络教学资源的开发、网上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等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但更高层次上规划老年教育（包括基于互联网的老年教育）的目标、内容、实现步骤等，还须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统筹。目前的教育管理者对于在老年教育中推进信息技术，认识上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老年人的信息素养还难以支撑网络学习的快速发展，培育的过程会比较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人群进入老年，这一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种“等待”的策略不利于信息技术与老年教育在磨合中的积累与成长，对现有老年人来讲也显失公允。另一种倾向则颇为乐观，认为老年人已经全面进入互联网学习的时代，他们的网上浏览，各种链接的转发与接收，任何论坛、空间的跟帖、留言、评论、点赞，都是学习活动的形式。只要相关的学习机构能够推出好的学习产品，老年人与全社会其他年龄段的人们一样，都是新技术的受惠者。这种有意将学习活动“泛化”的倾向，不利于严谨意义上的学习体系的建立，也不利于实现国家层面从“传班人”的期待上对老年教育做出有序的规划。
（三）老年学习资源制作者的思路与使用者之间的不匹配
缺乏统盘规划，缺乏教育目标与内容设置上的定位，现有的老年学习资源呈出处分散化、模块零星化、标准随性化等面貌。一是适用对象的定位欠缺。现行网上教学资源的一部分，借用于中外高等院校文史、经管、艺体以及其他通识类的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是为青年学习者在学历学习的框架内设计的，它们一方面与现行高中或本科阶段的科目相衔接，另一方面又与学科内其他课程产生互联互补的对接关系。老年人的学习基础参差不齐，在我们调研的对象中，大专与本科学历者占34.66%，高中（中专）学历者占37.91%，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27.8，加之距他们学历学习的时代日久年深，这些毫无区别度的课程所能产生的效应就难免含混了。也有一部分资源表面上看是为老年学习者定制的，但同样缺少分层分类教学的设想。以年龄、性别为例，调查中68.1%的学习者为女性，30.82%的学习者为男性；60岁以下的学习者占20.7%，60－69岁的学习者占55.2%，70－79岁的学习者占21.86%，80岁以上的学习者占2.15%。学历高低、性别年龄，都会带来兴奋点、理解力、感悟力等方面的差异。好的资源，应具备因材施教的情怀。二是资源种类与内容的欠缺。由于老年教育的目标、重点、内容、步骤等体系性的问题未能解决，社会包括老年人自身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待老年群体的认识不足，现存针对老年人的学习资源仍旧是养生保健、休闲娱乐为主。对于如何学会弥补生理变化、安排新的生活、承担社区职责、与年轻人相处、认识宗教与哲学、有准备地面对健康的失去等，还缺少以课程的方式加以引领与讨论。三是形式上的欠缺。资源较多地体现制作者的网络应用喜好和审美趋尚，而较少考虑老年人诸如视觉、听力、界面阅读习惯、输入手法等实际情况。
总之，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老年教育的信息化建设已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不同，一直以来它缺少贴近社会发展、国家战略等层面上的明确定位，建设过程中难免有失衡之处，需要各方面加以协调。
作者：王艳平 单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科研处 终身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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