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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提出，基础教育设施的建设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乡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更关系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在总结现有“生活圈”理论的基础上，创新“生活圈”理论，构建“新型生活圈”体系，以“新型生活圈”为基础配置乡村基础教育设施，并以温岭市为例，阐述“新型生活圈”理论在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上的应用，以期为乡村基础教育设施规划和配置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乡村；新型生活圈；基础教育设施；温岭市
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表示，民生是为政之要，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必须要不断提高学校办学质量，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以及学校之间的办学差距［1］。21世纪以来，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分割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乡村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缓慢且不平衡，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配套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当前还没有专门针对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配套的具体标准，传统方法往往忽视了乡村居民的实际需求，造成设施配置与居民需求之间相脱节，无法科学有效地指导乡村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尽管我国已经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机制，但乡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仍然存在学校数量较少、办学水平较低、教育质量较差等一系列问题。乡村基础教育设施是乡村公共服务设施最重要内容之一，其配置方式不仅关乎乡村社会发展，而且对国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以乡村居民的客观需求为依据，从“生活圈”视角出发，在总结“生活圈”理论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应用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生活圈”理论，构建适合乡村地区的“新型生活圈”，并建立基于“新型生活圈”理论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体系，最后以温岭市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以期为其他乡村地区的实践探索提供有益的经验。
1基于“新型生活圈”理论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方法研究
1．1“生活圈”理论研究综述
“生活圈”理论源自于日本，《农村生活环境整备计划》阐述了生活圈的概念，计划中指出生活圈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等行为活动投映在空间上的行为轨迹圈域，面域空间呈圈层分布［2］。国内基于“生活圈”理念进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相关研究也日益丰富和完善。张艺对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生活圈特征进行总结，提出社会、时间和功能三个生活圈层，并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了公共服务设施在类型、层级以及空间上的配置方法，对小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体系构建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3］；耿虹等从生活圈视角出发，探讨分析了针对小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并结合山西小城镇，划分适合于公共服务设施的生活圈圈层，并针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提出了优化方案［4］；张能等针对村镇规划中如何进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活圈理念，以空间可达性为基础的乡村地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体系，并结合河南省林州市进行实证研究［5］；濮蕾等以安徽省铜陵市为样本，从“生活圈”理论的视角出发，突破传统行政边界，简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层级，构建了全县域的生活圈系统［6］；孙德芳等从生活圈视角出发，结合出行的时间成本，以县域为完整单元，划分成初级生活圈、基础生活圈、基本生活圈和日常生活圈，进而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规划布局［7］；朱查松等分析研究了传统等级配置方法的不足，并参考“生活圈”理论，以居民出行时距、居民需求以及服务半径为依据进行划分，构建适用于城乡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系统，并结合湖北省仙桃市进行实证研究［8］。然而，国内基于“生活圈”理念进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大多是以城市为主，针对乡村的研究则相对不足；针对公共服务设施整体配置的研究较多，分类研究较少，特别是对乡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研究较少。乡村与城市地区在空间尺度、物质形态以及组织形式等各个方面均有所不同［9］。乡村人口规模的分布具有不均质性，且乡村人口基数小，外流严重。乡村居民公共服务的出行特征也不同于城市，因此创新面向乡村公共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的生活圈理论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1．2“新型生活圈”的内涵
本文“新型生活圈”的研究应用对象为广大的乡村地区，其定义是：在某一特定地域的乡村社会系统中，以乡村居民获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实际需求为基础，结合乡村居民的日常出行规律［10］，村落根据自我发展意愿以及获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时间成本形成的紧密联系的圈域。“新型生活圈”相对于传统“生活圈”，具有以下特征：1）“新型生活圈”应用对象为发展不均质的乡村地区，在保持传统村庄聚落形态的前提下，由一定范围内经济社会联系密切的若干邻近村庄构成；2）“新型生活圈”范围受地形地貌及道路交通等众多因子影响，面域空间呈不规则的类圈层分布（图1）；3）“新型生活圈”规模大小由空间规模和人口规模共同决定，受居民出行时间和距离成本影响较大。
1．3面向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的不同等级“新型生活圈”的划分
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乡村居民日常生活规律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的生活圈存在差异［11］。本研究关于“新型生活圈”的划分，遵循“以人为本、以民为准”“公平性、均等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采用“新型生活圈”理论，借助周鑫鑫等提出的“泰森多边形选址模型”［12］，结合时间地理学当中“时距”的概念，同时考虑基础教育设施的规模与效益，最终以空间规模以及人口规模为依据进行划分。具体方法为：通过对乡村居民进行意愿调查，获取乡村居民为了获得不同等级的基础教育设施而所愿意付出的时间成本，并且考虑乡村居民出行方式，确定最佳的生活圈半径。再考虑乡村地区的现状、地形地貌、交通、环境等因素，以各村庄的发展潜力值为数据基础，结合乡村地区的道路交通以及人口规模（当人口规模无法达到对应的基础教育设施最低配置要求时可适当扩大生活圈半径），借助ArcGIS的网络分析技术［13］，对乡村地区的生活圈进行划分（图2），构建幼儿园生活圈—小学生活圈—初中生活圈三级基础教育设施服务圈层，进而结合国家标准、相关案例以及其他地方标准进行相应的基础教育设施的配置，最后结合现状进行校正。
1．4基于“新型生活圈”理论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体系
我国的基础教育是指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14］。本研究对象是乡村基础教育设施，含幼儿园、小学、初中共三个等级。至今，我国还没有适用于乡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的配置标准，传统模式下形成的自上而下、分级配置的思路造成了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的城乡割裂，忽视了不同地区乡村居民的需求不同，无法有效地引导基础教育设施向基层乡村延伸。道路交通与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克服距离的阻隔，基础教育设施可以摆脱中心集聚的束缚，选择更适宜的地点进行配置［15］。基于“新型生活圈”理论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研究，是以空间可达性为基础，从居民的生活与活动范围考虑，以不同生活圈的服务半径、人口规模为依据，统筹配置乡村教育设施，提高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效率。笔者借鉴社区理念、城市居住区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经验以及相关标准，并且尝试突破传统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等级体系，构建基于三级生活圈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等级体系。
2温岭市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实证研究
基于上文以“新型生活圈”理论配置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的设想和思考，笔者试图通过对温岭市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研究，阐述以“新型生活圈”配置乡村基础教育设施的初步构想。
2．1研究对象与范围
本研究以浙江省温岭市乡村地区为研究对象，范围涉及温岭市11个城镇，共617个行政村。截至2017年末，乡村人口达到623397人。
2．2温岭市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现状
温岭市域范围内现有幼儿园217所，小学108所，初中27所。以研究范畴内现状幼儿园、小学以及初中为圆心，幼儿园、小学以500，1000，1500m为服务半径（图4～5），初中以1000，2000，3000m为服务半径（图6），分析计算其基础教育设施的拥有率和服务率（表2），评价其规模效益。按照统计分析，温岭东西部现状幼儿园各校服务范围出现多次重叠，说明现状幼儿园数量较多、密度过大、效益低下；但温岭西北部现状幼儿园数量难以满足乡村居民的需求。而现状小学以及初中明显存在数量不足，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以及西北部乡村地区，其他乡村地区数量较少，且服务半径过大，难以满足乡村居民的需求。乡村基础教育设施的配置既要考虑数量，也要考虑质量。如果只是从扩大服务半径入手，最大限度地扩大服务人口规模，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基础教育资源的集约化和有效使用。然而，随着服务半径的扩大，将出现乡村地区学龄儿童上学距离较远、上学路途艰难等情况。因此，为了能够公平有效地配置温岭市乡村基础教育，在适当扩大服务半径的同时应该考虑服务人口规模［14］。
2．3温岭市乡村“新型生活圈”的划分
根据上文提到的“新型生活圈”划分方法和温岭市的实际情况，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在研究区域内选择新河镇、大溪镇、松门镇、滨海镇、泽国镇、石塘镇的村庄作为调查样本，随机发放了700份问卷，对温岭市乡村基础教育设施布局现状及满意度进行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调查615份。经统计分析发现：愿意花费5～15min电瓶车车程到达幼儿园的居民占85．37％；愿意花费15～30min电瓶车车程到达小学的居民占89．26％；愿意花费15～30min乘坐城乡公共汽车到达中学的居民占85．3％。综合考虑温岭市乡村地区多数居民的出行意愿、出行方式以及道路交通建设情况，把各个生活圈圈层的具体划分标准界定为：以居民点为中心，时距为电瓶车车程5～15min的地域范围为幼儿园生活圈；时距为电瓶车车程15～30min的地域范围为小学生活圈；时距为城乡公共汽车15～30min的地域范围为初中生活圈（表3）。幼儿园生活圈：考虑到电瓶车已经成为当地乡村居民的主要代步工具，按平均电瓶车车速为15km／h计算，将半径为2．0km的地域范围划分为幼儿园生活圈，考虑到温岭市西部以及西南部以丘陵地形较多，人口密度较低，可适当扩大生活圈半径为3．0km。小学生活圈：按平均电瓶车车速为15km／h，将半径为4．0km的地域范围划分为小学生活圈，同时考虑到温岭市西部以及西南部以丘陵地形较多，人口密度较低，可适当扩大生活圈半径到5．5km。初中生活圈：按平均公交车车速30km／h，并且考虑到温岭市乡村道路交通情况，将半径8．0km的地域范围划分为初中生活圈，同时考虑到温岭市西部以及西南部以丘陵地形较多，人口密度较低，可适当扩大生活圈半径到10．0km。
2．4生活圈中心村的选址
2．4．1选址模型的基本原理
“新型生活圈”规模是由人口规模和空间半径双因子限定的。以各个生活圈圈层配置相对应基础教育设施最小规模作为人口规模下限的依据，以乡村居民获得相应教育设施的最大时距作为控制空间半径的上限依据。村庄选址以ArcGIS为平台，借助周鑫鑫等提出的“泰森多边形选址模型”［12］。该模型首先将具有最高村庄发展潜力值的自然村定义为生活圈中心村，并以其为中心，结合地形和道路交通，运用Arc－GIS中的网络分析法，处于生活圈半径R内的其他自然村被划分为一般村；紧接着在R～2R生活圈半径范围内寻找村庄发展潜力值最高的自然村，将其确定为生活圈中心村，并将该生活圈中心村作为下一级生活圈中心村选址的起始村庄，以此循环，直到所有自然村均被划分为生活圈中心村或一般村［12］。同时要根据每个圈层的人口规模进行校正，当小于最小人口规模要求时，可适当扩大生活圈半径进行校正。
2．4．2幼儿园生活圈中心村选址
根据生活圈与生活圈中心村的对应关系，将幼儿园生活圈的服务半径代入模型，进行幼儿园生活圈中心村的选址。模型首先从617个村庄选出幼儿园生活圈中心村共114个，构建幼儿园生活圈114个（图7），每个幼儿园生活圈平均覆盖5．4个村庄，平均服务乡村人口规模约为5467人。
2．4．3小学生活圈中心村选址
小学生活圈中心村的选址将以小学生活圈的服务半径为依据，以选出的幼儿园生活圈中心村为基础，进行小学生活圈中心村的选址。小学生活圈中心村共78个，构建小学生活圈78个（图8），每个小学生活圈平均覆盖7．9个村庄，平均服务乡村人口规模约为7992人。
2．4．4初中生活圈中心村选址
初中生活圈中心村的选址将以初中生活圈的服务半径为依据，以选出的小学生活圈中心村为基础，进行初中生活圈中心村的选址。从78个小学生活圈中心村选出初中生活圈中心村共35个，构建初中生活圈35个（图9），每个初中生活圈平均覆盖17．63个村庄，平均服务乡村人口规模约为17810人。
2．5温岭市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研究
2．5．1配置原则
在温岭市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研究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温岭市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及配置现状。由于基础教育设施的开放性，低一等级的生活圈圈层内的乡村居民也可以使用高一级生活圈圈层内所提供的基础教育设施，并考虑到公平与效益的原则，为了能够统筹配置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高一等级生活圈圈层内与低一等级生活圈圈层内相同的基础教育设施项目不再重复配置［7］。
2．5．2人口预测
为了更准确地引导基础教育设施配置，依据《温岭市市域总体规划》对温岭市乡村人口进行预测，规划预测至2035年，温岭市乡村人口约为56．8万人，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满足幼儿园年龄段千人指标为40‰～45‰，小学年龄段千人指标为70‰～75‰，初中年龄段千人指标为25‰～30‰。
2．5．3配置引导
学校规模以及班级规模：根据《浙江省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浙江省九年制义务教育普通学校建设标准》等相关标准，并结合相关案例、温岭市乡村居民对基础教育设施的需求和温岭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研究确定温岭市乡村基础教育设施的学校规模与班级规模推荐值。空间布局：幼儿园的配置主要集中布局在幼儿园生活圈公共服务中心，考虑到幼儿园的规模与效益，结合现状幼儿园进行校正（图10，11），规划幼儿园111所，其中保留44所，改建20所，新增47所；小学的配置主要集中布局在小学生活圈公共服务中心，考虑到小学的规模与效益，结合现状小学进行校正（图12，13），规划小学81所，其中保留43所，改建11所，新增27所；初中的配置主要集中布局在初中生活圈公共服务中心，考虑到初中的规模与效益，结合现状初中进行校正（图14，15），规划初中39所，其中保留13所，改建4所，新增22所。
3结论
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对象是城乡居民，行为习惯、出行时间以及出行特征等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公共服务设施的效果。配置任何类别的公共服务设施，都会不同程度影响周边以及远邻地区。因此，不应局限于特定的行政界限内，必须从区域的角度出发，研究分析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和配置［16］。“新型生活圈”视角下的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是从满足乡村居民实际需求的视角出发，摒弃了传统从城市需求的角度进行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的方法，其重点是构建能够覆盖广大乡村地区的“新型生活圈”体系，同时考虑基础教育设施空间规模和人口规模，运用村庄发展潜力值评价与泰森多边形选址模型两种现有的技术手段进行配置。本研究以浙江省温岭市为例，通过构建“新型生活圈”体系，探讨了一种自下而上、适当地突破行政界线限制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模式，为当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破解城乡基础教育设施均衡配置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支撑。然而，本研究只考虑乡村居民的出行时间、出行方式的选择、人口规模因素以及道路交通条件对设施配置的影响，并且没有细分到具体的配置地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叠加分析其他因素，以便能够进一步科学、准确地确定各项基础教育设施的最佳位置，引导乡村基础教育设施的配置。
作者:陈玉娟 曹毓倩 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