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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个拥有源远流长教育发展史的国家，瑞典的基础教育走出了一条国际声誉较高的独特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地方分权的管理方式、与时俱进的师范教育、慷慨大方的教育投入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等基本思想理念下实施的一系列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教育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未能均衡“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未能全面实行“教育公平”等局限性之处也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关键词：教育改革；瑞典教育；瑞典研究
瑞典的教育发展史源远流长，大约在12世纪，瑞典皇室得到教会的支持，正式开始实行教育。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瑞典基础教育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国际声誉较高的独特发展之路。在历届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评价中，瑞典学生在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等方面展现出名闻遐迩的优势，得益于瑞典卓有成效的数次基础教育变革。
一、瑞典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轨迹
“发展教育最重要的经验是发展基础教育”[1]。瑞典基础教育的现代学制肇始于1842年，初等教育法的正式颁行为其现行教育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立法是一回事，而实施则是另一回事”[2]，虽然历经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瑞典的教育制度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相比并不先进多少[3]”。二战后，瑞典在基础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1950年通过教育发展总体战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推迟分流；经过长达12年的试验，1962年正式实行九年一贯制的统一学校制度；60年代开始研究制订改革方案，1971年正式推广一体化高中；再经过70年代的一些调整和完善，“从1950—1980年这一时期，瑞典的整个教育制度基本形成”。[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人类步入“知识型社会”时代，在新自由主义等“新右”思想影响下，再次引发了瑞典基础教育领域“惊人的”、甚至颇为“激进的”（radical）的大变革：进一步优化义务教育课程，重组高中结构，在学制更趋同质、等值、统一、规范的同时，更好地协调了对教育内部衔接、社会民主平等投入。
二、瑞典基础教育改革的思想理念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地方分权的管理方式
地方分权的管理方式是近年来瑞典政府推行基础教育改革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在一众“分权”的呼声中，1985年起，瑞典根据《学校法》的规定，开始将管理基础教育的权利下放给地方。1991年改由地方教育当局对基础教育负主要管理责任，相应的课程管理模式也随之进行了改革。教育部负责制定国家核心课程，地方教育当局则以此为依据，结合自身特点开发“校本课程”。借鉴瑞典校本课程开发的成功经验，结合国情，我国的基础教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建立与校本课程开发相应的课程政策；师范院校开设“课程设计与开发”之类的专门课程，使教师掌握课程开发的一般方法；优化课程资源，加强中小学与教育研究机构、高等师范院校的合作；建立科学、合理的校本课程评价机制等。
（二）与时俱进的师范教育
在基础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理论研究者”“改革决策者”和“基层实践者”是教育改革的关键主体。自2001年7月开始，瑞典开始了新一轮持续十年之久的师范教育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建立新型教学学位课程、提出培养各级各类教师的学分要求、增加师范生选课和转换专业的自由和努力将师范教育提高到研究生水平等。为适应信息化社会给教育带来的挑战，瑞典还对全国的中小学教师实施信息技术培训。另外，为保证基础教育质量，瑞典一直以来坚持岗前高标准、严要求的师资培训制度同样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战略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相比我国“严进宽出”的师范生培养制度，瑞典师范专业招生标准更高，学制相对更长，学业中期采取淘汰制。
（三）慷慨大方的教育投入
瑞典是世界上教育经费投入占GDP值最高的国家之一，在2016年达到了7.13%（世界经合组织的人均水平是5.8%）。2010年以来，所有3—5岁的儿童每年都可免费获得525小时的学前教育。2014年瑞典学前教育学生平均补贴为10.5万克朗，义务教育学生平均7.6万克朗，高中学生平均8.6万克朗，并且还有逐年上涨的发展趋势。近些年来，我国实施素质教育一直受阻，与教育投入不无关系。加大基础教育总量投入，解决教育经费的高投低效、分配结构失衡的矛盾，是优化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
（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20世纪60年代末，瑞典课程中就出现了“环境”一词。随着2002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可持续发展教育”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瑞典成为世界上推崇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最早的国家之一。可持续发展教育没有现成的答案，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唯有用新的方法不断思考，质疑当前趋势，寻找适合当前发展的出路。这就需要我国运用生态学理念，在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和课程管理等方面，以各时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导向而锐意变革，从而有效增加课程改革的科学性。
三、瑞典基础教育改革的局限性
瑞典在基础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估计不足的问题，我们要引以为戒。
（一）未能均衡“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
多年来，瑞典的教育体制一直在“促进个体发展”与“促进社会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虽然瑞典官方强调，中小学校完成知识教学和民主教育的双重任务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但在学校现实中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重知识教育，轻视民主教育的现象。在课堂上，教师很少传授有关价值观或行为规范的知识，而是单纯的只进行书本知识教学。而且瑞典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制定了评价标准，却没有对学生的行为品德方面规定评估方案，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时间问题。所以，在关于怎样平衡“促进社会发展”和“促进个体发展”还处于有的放矢、标本兼治的阶段。
（二）未能全面实行“教育公平”
瑞典关于基础教育的另一个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则是“教育的公平问题”。首先在社会阶层方面，白领阶层的孩子通常选择理论学习计划，蓝领工人的孩子通常选择职业课程，其导致的结果是高中毕业生中继续上大学的学生，高级白领阶层的孩子占59%，而工人的子女只占11%；其次在男女性别方面，90%的女生选学社会服务、看护和消费指导，工业、商业和工艺的学生中，则有80%是男生。由此导致的局面就是，男生往往能在升入大学和谋取体面高新的职业上占上风，而实际情况是男生的学业成绩多年来都不及女生；最后在高中学校方面，瑞典的高中大体分为三种：既能提供理论学习，又能提供职业学习的学校；侧重于提供理论专业的学校；侧重于提供职业课程的学校。不管是声望还是升学率、就业率，往往后两类学校都不如第一类学校。瑞典教育不公平问题曾在90年代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这不是几代人能解决的问题，它还需要瑞典政府不懈努力并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倾注大量的资金与精力。改革意味着对此前理念、制度与实践的扬弃，其“实质是对未来的反应”。瑞典政府着眼于未来，在把“福利社会”作为全社会发展的目标，把“人人接受平等教育”作为奋斗的方向，并大力发展“可持续教育”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系列基础教育改革，为我国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战略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参考文献：
[1]方彤.瑞典基础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2]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史(第4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176.
[3][法]加斯东•米亚拉雷、让•维亚尔,主编.张人杰,等译.世界教育史(1945年至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300.
[4]胡森,波斯尔斯韦特,主编.教育大百科全书(第6卷)[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59-260.
作者:刘宇贤 单位: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