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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阶段:家庭教育法律的模糊表述。
从1979年到1985年间，我国延续传统的家庭观念，仍然把家庭教育作为个体私人领域的问题，因此家庭教育的法律规定主要出现在《婚姻法》等中。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1950年婚姻法基础上进行了修改，把原来的“夫妻间关系与父母子女间关系”合并改为“家庭关系”。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1954年规定的“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的基础上，通过虐待罪、遗弃罪等对家庭成员间的违法犯罪行为作了新的规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在法律中对家庭关系和父母教育义务的模糊表述。
2.第二阶段:家庭教育法律的明确规定。
家庭教育作为三大教育形态之一，重要特点在于其归属于教育的范畴。从1986年到1991年间，我国教育法律中开始出现家庭教育的相关规定，尤其是有关家庭中教育职责的明确规定，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问题而受到重视。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指出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详细规定了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界定范围以及监护职责。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了家庭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目标、责任以及保护等。
3.第三阶段:家庭教育法律的系统规划。
家庭教育伴随着人的一生，主要集中于儿童、青少年时期。1992年到1995年之间，在我国妇女儿童法律法规中出现了关于家庭教育的系统规划，为之后家庭教育工作专门计划的制定提供了指导。1992年，我国首部儿童发展行动计划《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中规定，到20世纪末使90%儿童(十四岁以下)的家长不同程度地掌握保育、教育儿童的知识。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和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均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并应当提供必要条件。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强调家长应当对社会、后代负责，讲求教育方法，培养子女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1995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中具体目标之一便是提倡夫妻共同抚育子女，并利用多种形式向父母传播正确教育子女的知识与经验。
4.第四阶段:家庭教育法制的专门化。
从1996年到2006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委出台家庭教育专门计划，为家庭教育的科学开展作出了明确指导和规定，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法制的逐步专门化。1996年两部委制定《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要求家长掌握一定的、正确的教子观念和方法，是我国家庭教育工作部门首次制定专门的家庭教育工作计划。2002年，《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计划》强调家长具有科学的教子观念和方法，逐渐把家庭教育工作推向科学化、专门化。为了落实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家庭教育工作计划的总目标，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制定了《家长教育行为规范》(2004年进行了修改)和《全国家长学校工作指导意见(试行)》(2004年进行了修改)，试图通过规范家长的行为和家长学校的实施，来有效推进家庭教育的法制化。2004年，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意见》。在基本法律和行政法规中也有家庭教育的规定: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首次提出家长对未成年人负有法制教育责任。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对家庭教育中的道德教育进行了规定。
5.第五阶段:家庭教育法制的社会化。
这一阶段，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以及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法制的社会化。2007年，《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一五”规划》对家庭教育工作作了具体规划，重视家庭教育工作的社会化，真正把家庭教育纳入公共服务领域。2012年，《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在进一步推进家庭教育工作的社会化同时，更重视家庭教育工作的法制化，强调制定完善家庭教育相关法律政策制度。2010年，七部委首次联合《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是首份国家层面的科学系统全面的家庭教育指导性文件。2011年，结合家庭教育的新形势，我国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此外，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制定家庭教育法律。2011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指出“推进家庭教育立法进程。清理、修改、废止与保护儿童权利不相适应的法规政策。增强保护儿童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提高家庭、学校、社会各界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制观念、责任意识和能力。”
二、解读:家庭教育在法律法规中的内容规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法制化的进程，在各种基本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均对家庭教育作出了规定，内容主要有:第一，父母对子女的监护责任。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了父母的监护人角色及其监护职责。在《民法通则》(1986年)中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范围进行了界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等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民法通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中均指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并对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了规定。《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进一步提出建立完善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严重侵害被监护儿童权益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资格撤销的法律制度，逐步建立以家庭监护为主体，以社区、学校等有关单位和人员监督为保障，以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制度。第二，父母对子女的义务教育。父母对子女有教育以及保证未成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我国宪法和婚姻法中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把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提早到0岁。同时，父母应履行保证未成年子女按时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为子女提供受教育的必要条件。《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等法律法规中均指出“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应当为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条件。”《义务教育法》对不能接受义务教育的特殊情况，以及《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对父母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均作出了规定。第三，父母对子女的法制教育。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责任对未成年子女的不良、违法行为进行预防矫治、负有直接的法制教育责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就父母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以及犯罪行为等的预防矫治分类作了具体规定“对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对因不满十六周岁而不予刑事处罚、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或者被判处非监禁刑罚、被判处刑罚宣告缓刑、被假释的未成年人，应当采取有效的帮教措施，协助司法机关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也对此作出相应规定。第四，父母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等法规中，均大力提倡建立平等、文明、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加强家庭文化建设，提高家庭成员的素质，“继续开展将思想道德教育、学习科学技术、活跃家庭文化生活、促进家庭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的家庭文化建设活动”。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父母在为儿童提供良好家庭环境的同时，应把德育渗透到家庭教育各个方面，重视子女思想品德教育，促进子女全面发展。《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
高尚品德必须从小开始培养，从娃娃抓起。要在孩子懂事的时候，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启蒙教育;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循循善诱，以事明理，引导其分清是非、辨别善恶。要在家庭生活中，通过每个成员良好的言行举止，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形成好的家风。”第五，不同类型家庭亲子关系。《婚姻法》中对非婚生、收养、重组、离异等不同类型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尤其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进行了规定。2001年新《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把抚养非婚生子女的主体从以往的生父扩大到生父和生母二者，并把对子女的抚养义务由至十八岁为止变为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把生活费和教育费数目以及非婚生子女的证明以及生父的领回抚养权去掉，更具人性关怀。关于离异家庭，新《婚姻法》规定“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把以往的“女方抚养的子女”改为“一方抚养的子女”，强调了父母双方对子女抚养教育义务的均衡性。第六，家庭教育的内容及途径。家庭教育开展的内容及途径在《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等文件中均有所规定。《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中详细规定“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广泛深入地宣传、普及家庭优生、优育、优教的基本知识。在城市以社区为依托，举办新婚夫妇学校、孕妇学校和婴幼儿、小学生、中学生的家长学校，向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家长提供较全面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在农村，通过广播父母学校与县、乡、村家长学校、家庭教育辅导站、辅导员相结合的方式，推广正确的保育、教育方法。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全国性家庭教育宣传、咨询、服务工作。”
三、分析: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家庭教育的法制化过程中，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委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家庭教育专门规章，主要有四次全国家庭教育工作计划、三次关于全国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两次家长教育行为规范、一份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等，这些家庭教育规章内容便是我国当前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中的构成要件。
(一)家庭教育目标升华
在指导思想方面，家庭教育工作计划的指导思想从“九五”计划提高全民族家庭教育水平，“十五”计划提高科学教子的水平和能力，到“十一五”规划不断创新和发展家庭教育，再到“十二五”规划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家庭教育，建立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逐步系统化。在总体目标方面，从“九五”到“十二五”家庭教育工作计划的总目标不断发展、提升，具有前后连贯性与超越性。“九五”和“十五”计划中主要对家长的育儿、教子水平和能力提出要求，把家庭教育作为个体层面的责任与义务;而“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则把关注点放在国家、社会等公共层面对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服务方面。家庭教育由个人层面的实施到公共领域的广泛关注，从追求家庭教育的科学化到专门化和社会化，是一个前后相承、不断创新和完善的过程。
(二)家庭教育载体建设
家长学校是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提升家长素质的重要场所，是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主要载体和渠道。一是家长学校性质任务的转变。家长学校的性质由“群众性业余教育机构”转变为“成人教育机构”，有了归属机构;由“良好场所”变为“主要场所”，确定了家长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家长学校的任务愈益强调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育儿观，从根本上教育和引导家长更新家庭教育观念，而非单纯对育儿知识和方法的传授;由以往家长对子女的单向灌输转变为通过亲子活动促使家长和儿童间的双向互动。二是家长学校办学规模拓展，由示范到普遍设立的质性飞跃。从“九五”计划创办各种家长学校，设立示范性家长学校;到“十五”计划巩固各级家长学校并提高办学质量，增加示范家长学校;到“十一五”规划大力发展社区、乡镇家长学校，开办网上家长学校，形成多元化的家长学校办学模式;再到“十二五”规划要求各省、市、县、乡镇、村普遍设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点，扩大指导服务覆盖率，体现了家长学校办学模式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拓展，逐渐实现了由量到质、由大中城市到乡镇、由实体世界到虚拟世界的飞跃。三是以家长学校为中心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九五”和“十五”计划大力推进社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十一五”规划鼓励有条件的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要建立适合广大家长需求的指导中心(站)、咨询站等;“十二五”规划要求通过家长学校建立城乡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家长学校逐渐把分离的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之中，为城乡家庭提供普惠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四是家长学校检查评估的建立。家长学校的评估制度从“建立评估制度”，到“建立督导评估制度”，逐步把重点放在督促指导上;评估内容由对领导管理、组织建设、办学条件、教学管理等硬性指标的评估，到新增加“孩子对家长教育态度的变化和家庭氛围改善的评价”，再到强调“家长学校评估要以家庭亲子关系的改善、孩子对家长教育行为的评价、家长的受益程度等作为重点指标”，逐渐侧重于对家长教育主体的受益程度以及实践效果等的考察。
(三)家庭教育宣传普及
家庭教育的宣传普及:一是宣传媒介的革新。从“九五”和“十五”期间报刊、电台、电视节目、咨询电话等传统家庭教育传播媒介的应用，到“十一五”要求建立全国家庭教育媒体联谊会，再到“十二五”要求不仅提升各地传统传播媒介的量和质，而且利用新兴媒介技术，办好网上家长学校，为家长搭建信息、服务、互动平台。二是宣传内容的变化。前两次计划要求深入宣传正确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和知识，“十二五”逐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家庭教育宣传实践，体现了家庭教育由重智到重德的转变。三是宣传形式的多样。“九五”计划要求利用节假日开展家庭教育咨询服务活动;“十五”计划建议以巡回报告团演讲等形式开展宣传;“十二五”要求“抓住重大节日、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月等契机，策划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家庭教育主题活动和宣传实践活动”，宣传形式逐渐多样化，并注重提高家长儿童的参与性、主体性、互动性，扩大活动覆盖面。
(四)家庭教育队伍发展
家庭教育工作队伍是扎实推进、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的关键。一是工作队伍的人员构成。“九五”到“十二五”规划均要求建设家庭教育工作专家队伍、讲师团队伍、宣传工作队伍、专职工作队伍、社区志愿者队伍、“五老”队伍，形成专兼结合、指导能力强的家庭教育工作队伍。家庭教育工作队伍逐渐由个人层面过渡到有组织的社会团队，队伍不断壮大。二是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九五”和“十五”计划要求开展业务培训，逐步做到持证上岗，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成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对家庭教育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十二五”规定加强家庭教育骨干系统化培训，推进家庭教育职业岗位培训试点，探索建立家庭教育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提高家庭教育工作队伍职业化水平。三是指导课程及专业的设置。“十五”计划规定有条件的师范院校、师资继续教育机构，可以开设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十二五”规划要求师范院校和有条件的高校、研究机构设置家庭教育专业或课程，培养一批家庭教育专业毕业生，充实家庭教育专业力量。
(五)家庭教育研究拓展
在家庭教育研究方面:一是研究类型由单一走向多元。从“九五”解决家庭教育现实问题的问题研究;到“十五”促进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即以应用研究为主;再到“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开展家庭教育的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工作研究，重视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性，重视研究成果的推广与应用。二是研究机构的全面建设。由“十五”以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为中心，到“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鼓励有条件的地(市)、县要建立家庭教育研究机构或社团组织。三是国际交流的加强。“九五”时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主要是为了学习国外家庭教育的先进经验、沟通信息;到“十一五”以后是为了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我国家庭教育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并学习借鉴国外家庭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方法，争取国际支持与援助，足见我国家庭教育的发展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四是教材建设成果的丰硕。从“九五”和“十五”在一纲多本原则下各地编写或选用适合当地的教材;到“十二五”要求“国家级和有条件的省区市依据《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结合实际研制开发多层次的家庭教育辅导资料”，编写过程逐渐规范化，适用人群不断扩大，不仅仅局限于家长学校。
四、揭示: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的阻力因素
通过对家庭教育法律法规内容的解读，以及对家庭教育法制化构成要件的分析，发现在我国家庭教育的法制化进程中的阻力因素有:
(一)普通民众缺乏民主意识，家庭教育法制观念淡薄
在家庭教育的法制化进程中，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普通民众缺乏民主意识，家庭教育法制观念淡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由于我国曾长期处于君主集权统治，封建专制、等级特权等思想深深地植根于我国社会以及民众之间，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众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而且，限于个人视野或知识文化的局限，我国民众文化素质较低，多数人并不了解家庭教育法律法规，也难以理解家庭教育中的法治精神，这致使我国社会在整体上法制氛围较弱，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现象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制定了一系列家庭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无论在基本法律还是行政法规中，均反复强调增强民众的法制意识，但似乎这些规定一直停留在口头命令和口号上，并没有深入普通民众的内心。宪法至上，法律至上，是家庭教育立法的法理根基。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实际上远远不及行政政策的权威。因此，在提升民众法律意识的偌大的社会工程中，民众的法律观念淡薄等是我国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中的主要阻力。
(二)家庭教育立法主体不明，忽视民间社会传统习惯
我国家庭教育法律法规由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制定，立法主体不明确。改革开放至今，在法律层级和立法形态上，我国家庭教育法律法规多是家庭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如全国家庭教育工作计划、全国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家长教育行为规范、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等重要规章。家庭教育的立法主体多为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委共同牵头，文明办、卫生、民政、人口计生、关工委等部门共同参与制定，这虽然体现了我国各个部门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但立法主体的混乱，使各部门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执法机关，甚至还是监督机关，导致家庭教育的多头立法执法、推卸责任等问题，致使家庭教育立法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公正性。“立法者应该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建筑师，应该知道如何调动有助于加强建筑物的各种力量，如何减弱各种可能毁坏它的力量”①。而且，综观我国现有的家庭教育法律法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种建立在本土知识谱系之外的、令人费解的非日常生活的专业术语;加上民众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有限，家庭教育法律法规尚未内化为民众自己的家庭教育知识，民众大多求助于自身力量或民间的“类法律式”手段，而很少求助于“法律”手段。我国家庭教育法律法规中，缺乏对民间习惯、族规家法中一些优秀传统的吸收与继承。这致使当前家庭教育立法中法律规定与民众日常生活需要的脱节以及民众对家庭教育法制的漠视、排斥与抗拒。
(三)家庭教育法制对象单一，家庭问题的现实关怀不够
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关于家庭教育的规定，内容广泛，涉及了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涵盖了父母对子女的监护职责、教育义务(包括义务教育、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等，以及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教育的内容形式等;但也表现出我国家庭教育法制对象的单一化问题，这些家庭教育法律法规大多是出于保护儿童这一“弱势”群体，以“应该”、“要”等命令式的法律法规语言来强制父母履行家庭教育的职责与义务，缺少立足于父母来思考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更少有对父母这一“强势”群体的法律关怀和保护。一味苛求父母，而骄纵儿童，这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会阻断家庭中父母和儿童之间的平等沟通、对话和互动，无形中导致了我国家庭教育法制化建设中的不平衡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家庭教育法应用的对象是否只有父母这一群体?难道不包括儿童这一群体吗?在家庭教育法制化过程中，我国陆续制定了关于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但家庭教育的立法工作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缺乏对家庭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关注与解决。在家庭教育的各种专门规章中，主要是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以及家庭教育实践中的硬件与软件基础，如家庭教育的载体、宣传、人员队伍、研究等的规定，并没有针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家庭发生巨大变迁中所实际遇到的问题，如家庭亲子关系、家庭艺术教育、家庭代际冲突、家庭与学校的关系、家庭与社区的关系等进行指导。总的说来，家庭教育的法制化进程中对家庭问题的现实关怀还不够。
(四)家庭教育法律有失公平，缺乏对弱势家庭的关注
在我国现有的家庭教育法律法规中，很少有专门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制定的法律规定，唯有2010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制定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中明确规定了对特殊儿童、特殊家庭及灾害背景下的家庭教育提供了科学指导方法。法的价值便是追求社会公平，虽然在各种家庭教育法律法规中，均标榜为社会所有群体、家庭而提供法律支援，但实际上家庭教育法律中规定的指导内容却只能惠及城市家庭或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缺乏对农村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家庭的关心，有失公平。难道家庭教育法律在我国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中只能充当“锦上添花者”?事实上，家庭教育法更应该是“雪中送炭者”?家庭教育的适用人群以及受益群体理应是惠及社会所有普通大众的，尤其是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家庭，今后应针对离异重组、服刑人员、流动人口、农村留守儿童等不同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家庭教育指导，制定公正的家庭教育法。
五、前景: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的深入推进
随着家庭教育逐渐步入法制化轨道，目前我国亟待制定一部科学系统的家庭教育法来有效指导我国家庭教育的开展。法制的现代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当前我国家庭教育法制现代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法制为主导的社会，实现家庭教育的“有法可依”。在深入推进家庭教育的法制化进程中，家庭教育法的制定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变固有观念，家庭教育由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
在家庭教育法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必须转变对家庭教育的固有观念。家庭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是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父母对子女的成长发展所产生的教育影响。①虽然家庭是私人生活的 基本单位，家庭教育是父母对子女的传统的、根源性的私人活动;而且传统社会家长、族长进行的家庭式管理以及现代社会法律对私人领域的保护，使家庭教育似乎成为家事、私事，属于私人领域。但在信息瞬息万变的今天，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与社会各个领域息息相关，社会化已覆盖了生活的各个层面，很难找到完全不受任何法律干预的纯私人领域，家庭教育亦如此。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让大家满足其需要”①。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早已跨越了私人领域，正逐步走入公共视阈，成为公共事务。国家介入家庭教育，不是替代父母成为直接实施者，也不是干涉父母依法行使家庭教育权的自由，而是为家庭教育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明确相应的规范，从而提升家庭教育的整体水准，保障儿童全面健康成长。因此，国家对家庭教育进行立法是完全合法可行的。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应否对家庭教育进行立法干预，而在于如何以谨慎、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把握好立法干预的“度”。②总之，我们在制定家庭教育法时，需大力倡导民主、自由、公平思想，着力提高父母的法律素养，强化父母的法治意识，使其树立法治观念，平衡好家庭教育中的“私”与“公”的关系。
(二)结合我国民间习惯法，制定特色的家庭教育法
家庭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在家庭教育立法时，应明确教育部为其立法主体，减少家庭教育立法上的模糊性。而且家庭教育作为与民众日常生活休戚与共的教育形式，在民众之间有更强的适应性、针对性，因此，我们在制定家庭教育法时，应该重视家庭教育中的习惯法或民间法。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而民间法主要是指一种知识传统，它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③习惯法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行诸文字，也可能口耳相传。在国家法之外、之下的习惯法，不但填补了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在我国家庭教育传统中，既有历代统治者对皇室成员的训诫，也有官宦文人的家训、箴言、教子格言等，还有普通百姓的族规家法。这些家教传统尽管有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一面，但对家庭子弟个人品德中孝的推崇，却是值得肯定的。在我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教育子女时，大多数民众并没有刻意使用特别的教子方法，而是延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族规、家法来约束教育子女;当家族或家庭中出现矛盾纠纷时，往往自然而然的会使用传统的儒家情、理、义等民间习惯法来解决家庭问题。因此，我们在制定国家层面的家庭教育法时，应重视家庭教育中的习惯法，可以鼓励各个地方，结合本地区的家庭教育传统习惯、村规民约，先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家庭教育法，由此自下而上逐步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法的制定。
(三)关注家庭中的现实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转型，我国家庭教育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负面案例，如“狼爸”、“虎妈”大行其道;同时，从2011年上海浦东机场留日学生刺伤母亲事件，到2014年甘肃会宁司某因琐事锤杀母亲事件，家庭中子女伤害父母事件也屡见不鲜。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往往最终把责任归到父母身上。事实上，有必要立足国家、公共视域，重新思考家庭教育由家庭逐渐向社会转移，政府的职责何在?家庭教育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心理、教育、卫生等多个领域，需要通过法制建设、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社会宣传等多项措施加以保障。目前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条款散见于多部法律以及行政法规之中，尚缺乏完善、系统的促进支持家庭教育事业的法律与政策，缺乏国家层面制定的家庭教育法。因此，我国亟待针对家庭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来制定专门的家庭教育法，增强家庭教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家庭教育法的制定不应仅仅是为了保护儿童，也应保护父母，应突破家庭教育法制对象的单一性，实现教育角色和教育方式的转变，使父母从单纯的教育者转变为共同学习者，由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最终实现父母与儿童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互动互学，共同成长。
(四)重视社会弱势群体，制定公平正义的家庭教育法
罗尔斯认为:“如果立法者和法官运用他们的特权和权力改善了较不利者的状况，他们也就普遍改善了所有公民的状况。”①如果家庭教育能提高最底层民众的期望与需要，那么也就提高了其他所有层次人们的期望，最终实现了家庭教育的初衷。所以在家庭教育的立法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重视社会弱势群体的家庭教育需要，制定公平正义的家庭教育法。家庭是孩子最初的学校，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完善，但当前我国家庭教育中的突出问题便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家庭教育不足。如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不仅缺少家庭教育，甚至与父母见面的机会都很少;流动儿童由于父母忙于生计，经常随父母工作而迁徙，居住和卫生条件较差，生活学习环境不尽人意，父母家庭教育意识淡薄，重养轻教，也缺乏家庭教育……面对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在制定家庭教育法时需要对这些群体予以特别的政策性与法律上的倾斜，而非仅仅保障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我们有必要设置家庭教育的特别措施，如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流动、流浪儿童以及残疾、经济困难儿童的家庭教育，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当且仅当境遇较好者的较高期望是作为提高最少获利者的期望计划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时，它们是公正的……社会结构并不确立和保障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②总之，在制定家庭教育法时重视弱势群体，是关乎全社会稳定和和谐，具有非常深远的社会意义。我国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任重而道远，今后应着力构建有法可依、依法治教的家庭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法，为家庭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作者：吕慧 缪建东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