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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纯粹的男性或是纯粹的女性，无论是在心理学的意义还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都是找不到的。相反，不管这种特性是否与自己的生物特性符合，每个人都表现出自己所属性别的特征与异性特征的混合，表现出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结合。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最初的儿童心理并没有产生分化，而是兼有双性的特点。在人格发展的性器期阶段，儿童产生爱恋异性家长而讨厌同性家长的心理倾向。弗洛伊德从两性生殖器出发，讨论了双性心理的转变过程，用“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即恋母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ElectraComplex，即恋父情结）解释了双性心理的分化过程。男孩产生取代父亲的位置，独占母爱的心理，也就是“OedipusComplex”，但父亲的存在使得小男孩产生“阉割”恐惧，害怕被父亲阉割而变成小女孩。而女孩在成长初期就羡慕男性生殖器，渴望亲近父亲，在父亲对母亲的爱中嫉妒母亲，产生“ElectraComplex”。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在社会禁忌的影响下，逐渐转化了对于母亲的爱恋，并由对父亲的恐惧转而认同父亲，形成男性的气质人格。而女孩则在与父亲的接近和对于母亲的排斥中，压抑了自己的男性气质。荣格在其原型理论中，提出了“阿尼玛”（Anim）i和“阿尼姆斯”（Animus），其中“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分别指男人无意识中女性气质的人格化身和女人无意识中男性气质的人格化身。这种心理上双性同体现象是对生物事实的反映，即占更大数量的雄性（或雌性）基因成为性别决定的决定因素，占较小数量的相反性基因则可以产生出一种相反性别的品质，并常常处在无意识的状态。从心理角度来看，男女两性并非是对立，而是彼此分享着集体无意识中的异性经验，并在具体情境中激活，从而可以体验丰富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在荣格看来，男女两性在心理上都拥有既属于男性的又属于女性的特点，并且这种心理上的性别互补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呈现。“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揭示了个体异性人格在集体无意识之中存在的现象，以性别互补的方式诠释了两性。
男女两性之所以不是在外显意识之中表现出异性化的人格心理倾向，而是出现在无意识之中，主要是因为社会文化的束缚和压制。由于社会文化为男女两性确定好了特定的性别气质，并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让人们接受两性气质差异的合理性，并且世代相传，将这种文化建构起来的观念沉淀到无意识深处。现代性别角色理论的集大成者贝姆认为，男性化的男性和女性化的女性并非是顺应了社会要求而发展的心理特点，他认为男人和女人都应该既是男性化的、又是女性化的，坚定独立的同时又温柔敏感，并可以视不同情境而有所差异。他将性别角色分为四种类型：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对于个体及其生活的文化环境而言，这四种类型有着好坏之分。多数研究表明双性化的性别角色为最优，而未分化的性别角色最差。如双性化的个体，即同时具有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的个体，主观幸福感最高、学业成就感最高、自我价值感最高。而男性化的个体比女性化的个体自我价值感更大，更能与异性进行沟通，也更容易在同异性的交往中体验到满足感。而未分化的个体则更容易面临学业和工作困境等。由于性别角色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并确立的。因而对于父母来说，应该更科学地推进家庭教育，这对于培养孩子的性别角色至关重要。
已有研究表明，教养方式、父母个性特点、父母期待、亲子关系、玩伴和自我期待是性别角色的六大影响因素。其中家庭因素最为重要，在家庭因素中父母又处于核心地位。家庭教育中鼓励、良好的家庭氛围、民主型教养方式、兄弟姐妹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个体积极的自我调节利于双性化的发展，反之，则会使个体性别角色无法有效分化。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中，父亲角色在个体性别角色养成中又扮演着更加重要作用。父亲与祖父的关系、孩子与父亲的身体互动会显著影响孩子的男性化气质；而母亲对父子（父女）关系的支持，会对孩子女性化气质有明显的影响，如影响孩子的同理心、勤俭、心细、女子气等。子女被异性父母更多地关爱和理解，其性别角色就会向异性化或双性化方向发展；而同性父母的关爱理解则可以帮助子女形成传统的男性化与女性化的性别角色。也就是说，子女受到哪种性别父母的关爱和保护更多，就更容易形成与该种父母性别相似的性别角色。但由于双性化同时具备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正性特质，是一种更利于心理健康和个体成就的性别角色，而异性父母的关爱理解更能促使个体形成双性化特质，因此在子女性别角色形成的关键时期，异性父母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和理解，并在生活中与孩子多些互动。
作者：丁志强 单位：复旦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