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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中国已有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和浙江大学农学院四所“名牌”农学院。而在1946—1949年短短4年时间里，北京大学农学院就“白手起家”一跃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农学院，“由这两个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和清华大学农学院)为主体合并组成的北京农业大学更是远强于当时由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及浙江大学农学院部分系合并组成的南京农业大学”。这是俞大绂在学科系别设置、筹资与人才选聘等方面所做的贡献。
一、科学设置学科系别
“农业为较复杂学科，复深于地域性，教学之实施，实宜因时因地而变，以谋当地需要之适应。”［2］“俞大绂在金陵大学办农学院的经验丰富。”［3］
(一)从理论和农业实践出发科学设置学科门类和系别
俞大绂在对北京大学农学院进行专业设置时进行综合考虑，最后确定了农艺学、园艺学、森林学、畜牧学、兽医学、昆虫学、植物病理学、农业化学、土壤学和农业经济学共10个系。大致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两大门类。1.农业基础学科类植物病理学系要求必须具备高深的化学知识，防病比得病后再医治要有利且容易，要求在经济性原则下开展植物病害集体防除和抗病育种等研究。农业化学系开展农产品分析和农产品加工方面的研究，当时的农产品加工以酿造为主，与园艺品制造不同，以理论化学、生物化学、高等有机化学为基础。土壤学系研究土壤的改良和土壤与作物的关系，主修土壤肥力、土壤微生物学、土壤物理、测量学等课程。2.农业应用学科类农艺学系中遗传学是主课，也是育种学的基础;作物学则分门别类设有稻作、棉作等专门课程;还要学习偏重于田间的试验设计学。园艺学系的园艺品制造与高等物理化学有着密切关系，一切园艺产物需要调制、贮藏和装罐，这都是研究的对象。昆虫学系研究如何进行害虫的防治，主要学习昆虫毒理、杀虫药剂及经济昆虫学。森林学系以树木学为基础，研究造林学、森林利用，最终目标为促进林业发展。畜牧学系注重家畜育种和家畜饲养，动物遗传是其基础课程。兽医学系研究的对象是家畜，学习解剖学、药物学、组织学、寄生虫学等。农业经济学系着重于社会科学，学生要有自然科学与农业基本常识。主要有农业统计、农村经济、农村调查、农村社会、农业政策等课程。
(二)以前瞻性和因地制宜的理念指导科系设置
俞大绂1920—1924年在金陵大学农学院进行本科阶段学习，1928—1932年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农工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14年，金陵大学始办农科，1930年，金陵大学农科、林科改组为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仿照西方农科大学创设农业系科。至抗战结束，大学本部下设农业经济、农艺、农村教育、植物学、园艺、森林、蚕桑、植物病虫害与农业工程学共9个系以及农业专修科、林业专修科和农业推广部，学科门类已很齐全。而俞大绂在有悠久农业传统的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学习经历又使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想法。他在北京大学农学院进行系科设置时，针对中国南北地域差异，不开设金陵大学农学院和浙江大学农学院设置的蚕桑(学)系，针对北京大学办学思想、培养目标、学术资源等特点，注重学生基础学科的培养。北京大学农学院在全国各农学院当中分系最多，其中昆虫学、植物病理学、畜牧学、兽医学和土壤学都是国内第一次单独成系。其优势是“分系多则必修学科可以比较少，或者更适宜于学习的需要，在学生课程的排列上，的确有许多方便和合理之处”［4］。其实这些新系的设置，既填补了国内空白，又偏重于农业领域更为基础性的学科，同时也很好地利用了北京大学基础理论教学方面的优质资源。
(三)重视文史和数理基础教育
当时，北京大学农、理、医学院的一二年级学生修同样的基础课程，国文、英文都是必修课。农学院学生除农业经济系外必修微积分、普通物理学、普通物理学实验、普通化学、普通化学实验、定性分析、定性分析实验，农经系则必修经济学和社会学，三年级必修纯理论的生物统计学。这是为了达到试验可靠性，更好判断试验结果真伪，以及是否可向农民推广的准绳［5］。北京大学拥有理科、文科、生物、医学等方面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其水平高出所谓专科类大学甚多，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学生所接受的基础课程教育，无疑为其专业学习奠定了坚实的根基。这显然是北京大学农学院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广揽人才
优秀的教学科研人员是打造优秀学校、培养优秀学生的先决条件。俞大绂首先在“选人”，尤其是系主任选拔上下功夫。北京大学复员后条件极其艰苦，俞大绂多方争取，从海内外延聘了大批知名学者。北平《益世报》1946年7月12日刊文《俞大绂谈农院计划》:“记者昨日趋访北大农学院院长俞大绂氏，询及下学年发展农学院之计划。俞氏称:在此政局不安中，实不敢有计划，但综诸过去经验，我国农业学生所最缺乏者，厥为基本知识，故希能在农学院中，培养研究学术风气，希教部拨给充足之研究费，以备教授从事研究所需。下学年农学院增设园艺、昆虫、病害、土壤等系，除农业经济系外，各系主任人事，现已决定，多为全国甚至世界所知名者，计:兽医系熊大仕，畜牧系汪国舆，农艺系李先闻，园艺系陈锡鑫，昆虫系周明牂，病害系林传光，土壤系陈华癸，森林系李应桢。现熊、汪二氏已来平，至于其他教授，尚未聘妥。临大四分班教员，可能留任。外籍教授，因经费关系本年不拟聘请，但请来华之农业专家到校讲学。仪器方面，临大四分班所保有者极少，现正积极增设中，仅显微镜一项，即须增至一百具，以供学生实验之用。罗道庄院址亦在恢复中，预计九月间始能使用。”俞大绂拟选拔的各系主任，均为国内甚至全球本领域最著名学者，很多人与俞大绂并无过往。俞大绂学术思想开明，不拘一派，有开放办学的世界眼光。俞大绂理想中的农学院是有良好学术风气，既注重农业基础教育，又着眼研究创新。
抗战胜利，俞大绂由重庆到京第二天，即写信给林传光(植物病理学家、植物真菌和病毒学家，俞大绂在金陵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传光学兄，弟已于昨日由渝飞抵北平，明日将赴各处视察各农场并计划教室实验室等一切杂事。弟以此次北大毅然办农学院，胡适之与傅孟真两先生倍极热心，各方面亦对之抱极大之希望，正我辈做事之时。兄何日能来京盼速示知以便预备付处奉致旅费并有何计划盼先示知。又我兄以为关于人材尚有何人可聘请备盼提出，弟将尽力弄仪器图书设备使学院开始即具学术研究空气并拟筹备学术刊物一种。弟终不信须借以时日，中国之农业科学不能独树一帜在世界学术界上争逐也……弟俞大绂上。”《益世报》1946年8月13日报道，北京大学教授植病专家林传光来平。俞大绂志在高远，他的目标是建立世界一流农学院，使中国农业科学处于领先水平。李先闻是我国著名细胞遗传学家和作物育种学家，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当时他已收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份聘书，俞大绂则极力邀请他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思忖再三，最终决定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农艺学系主任。然而就在他准备携子动身北上之时，上海机场三次出事，全部停运，无奈退回聘书。遂改由年仅34岁的李景均(著名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担任系主任，为当时北京大学最年轻的系主任。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教育家汤佩松在自传《为接朝霞顾夕阳》中提及:“由于当时生物系已有遗传学大师陈桢在任，我犹豫了一下，结果使我打算邀请的在英国留学的遗传学新秀吴仲贤被大绂先我一步将他聘请到北京大学农学院去了。”《北大化讯》1947年3月1日刊文:“新农学院历史的遗产中最丰富的是同学，最少的是教职员，教员中以前来过罗道庄的不出三五人，以前参加过北京大学任何活动的更少。……因此北京大学的传统习气，这里是感觉不到的，北京大学所能给予的人物虽然很少，而国内农学界的人才却在这里风云聚会，在俞大绂院长的领导下开辟一个农业教学和研究的园地。来这里的都是国内农学界的第一流人物，教授的阵容可说是全国最强的。”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评聘第一批一级教授，北京农业大学共有10位，6位来自北京大学农学院，分别是俞大绂、林传光、熊大仕、黄瑞纶、李连捷和周明牂。正是这些领先的学科带头人，使北京大学农学院短时间内迅速居于全国前列。
三、积极推进学院建设
(一)办学之初条件艰苦
北京大学农学院原处京西罗道庄，重办农学院等于垦熟荒。当时破败老房舍略事修葺便可利用的计有四幢。一幢是图书馆，另外是无一定功用的两幢楼房和一幢平房。农学院要先建学生宿舍以容纳300多学生，还要修葺向市政府借来“新市区”39幢平房作教职员宿舍。由于工程进度慢，当时农学院少数单身教职员暂时三人挤在图书馆小房间里，大多数教职员要每天清晨搭交通车从市区出城教书，有时车抛锚了，就搭卡车。农学院有两处圃场:一处在罗道庄，林地、旱田、水地俱有。因地形和土质特殊，不能代表华北一般农田土地。卢沟桥另有一处圃场，也因土质不正常而缺代表性。
(二)筹措经费推进建设
俞大绂就在这样的艰苦办学条件下，千方百计筹集经费，为农学院“找钱”，大力推进建设，以满足办学条件，落实教职工待遇。根据1946年9月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要求，北京大学教员学术研究补助费标准为:教授5万元，副教授4万元，讲师3万元，助教2万元。当时，北京大学全年预算总额2亿元，其中农学院图书费2000万元，购置仪器费1200万元，购置化学用品费600万元。是年2月，北京大学编制研究设备费概算，农学院研究设备费达到1亿元，占到全校概算总额4亿元的25%。“此项研究设备，百分之九十须购自国外，包含研究用之图书，科学期刊，仪器，工厂，农场设备等。”1946年下半年，经俞大绂亲自出面极力争取和反映:农学院原址，为敌伪占用多年，驻兵毁坏不堪，现已开始修建，计费须在6亿元以上。原列2亿元不敷甚钜，增列修建费4亿元，农学院设置费原1亿元不敷应用，增列设置费3亿元。最终，临时费如数追加农学院院舍修建费3亿元，扩充实验林地购地费4亿元，添设电力机器洒水井塔费2亿元。合计达到9亿元之巨。综上可以看出，在北京大学的办学经费中，农学院所占的比例较其他学院为高，一方面农学院基础差、底子薄，需要更多投入;更重要的俞大绂积极争取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三)满足基本办学需要
北京大学农学院在房舍修理完成后于1946年11月18日正式上课。其后，经俞大绂及农学院全体教职员努力，至1948年，农学院已初具规模，教职工已能在罗道庄安身，不必再“冒着风雪去教书”。农学院每系差不多都有两个试验室，几片小型试验场。全院还有两个大型农场(在钓鱼台、卢沟桥)，三个园艺试验场(罗道庄、陶然亭、卢沟桥)，两个林场(南口、钓鱼台)，一个牧场(钓鱼台)，其他还有温室、养虫室、家畜诊疗所。到1949年，北京大学农学院已成为一个相当完备的教学研究部门。俞大绂把全部心血倾注于农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他积极争取经费，尽力为农学院师生提供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条件。对于基本建设，从初期规划到具体落实，他都亲自把关。1949年，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因为北京大学农学院办学条件最好，388名教职工，627名学生得以齐聚罗道庄，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创业发展阶段。
四、办学思想影响深远
俞大绂在中国农业大学发展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弘扬他的办学思想，激励后辈晚学，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专门举办俞大绂诞辰110年专题纪念图片展，出版纪念文集等系列活动。其办学理念对今天中国农业大学乃至中国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发展仍有积极深远的意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确立高等农业教育目标
俞大绂60多年前就倡导高等农业教育充分结合“三农”需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在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北京农业专科学校大门上镌刻的“教民稼穑”四个大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农大人。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国家积贫积弱，俞大绂提出“学农不要再怀着经营私有田庄的迷梦”，要求教师、学生“走出狭小的实验室，去接触广大的农民，将所学的专长贡献给他们，了解农民的需要，设法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为更多的人群谋求生活的改善，这才是高等农业教育的目的。立足“三农”，服务“三农”，“为中国之农业科学独树一帜在世界学术界上争逐也”。虽然已经过去了近70个年头，但这正是当下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发展的灵魂和农业高校办学的立足点所在。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时提出“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的校训;近年来，各高等农业院校鼓励师生“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些都是俞大绂办学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二)博采众长理实并举培养人才
俞大绂不仅在学科系别设置上重视基础理论课程与实践应用课程的紧密结合，在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都是围绕这一思想展开的。农学院初建时期，俞大绂千方百计购到各专业经典理论书籍和成套期刊。北平解放前夕，他亲自指挥用马车转到良乡解放区。北平和平解放，又运回了罗道庄。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的凌崇秀讲到:“以后这些珍贵的书刊，成为师生历年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这在其他农业院校中也是不多见的。”［6］俞大绂以身作则，博览群书。他的学生陈策回忆，俞大绂曾风趣地说:“植物病理学是在吸收其他学科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许多研究方法是从其他学科‘偷’来的，启发学生研究问题要视野开阔，了解相关学科的发展，从中吸取有用的知识和方法。”农业教育应该注重教学、科研与实践相结合，联系农业生产实际。俞大绂亲自为本科生讲授植病与防治、农作物病害等课程，带动植物病理系教师组织每周一次植病讨论会，参加人员为全系教员和三年级以上学生，讨论植物病理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这些课题都是当时中国最前沿的。他每年都会抽出时间到发生植物病害的田间亲自采集病株、研究病害，在他亲身示范下，学生每年都在教师带领下到农场实习，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增长服务“三农”的本领。
(三)准确定位大学校长的职责
20世纪80年代，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写组采访俞大绂，他把自己的办学思想简单归结为:聘人和找钱。纵观现代西方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也无外乎是聘人和找钱。俞大绂早年曾留学美国，他的西方教育经历使他认识到举办高水平大学，就是要解决好聘人和找钱的问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日趋多元化，人才竞争趋于白热化，大学、大师、大楼之争不绝于耳。俞大绂先生精辟的思想论断，对于今天的农业高校乃至今后的大学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苏雅澄 李茂茂 蔡远渊 王玉斌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