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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指导意义的通知》。结合出版业的实际情况，2015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又下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实际上，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思维对出版产业的进一步渗透，“融合”已经成为推动出版产业发展和出版事业繁荣必须直面的话题。从产业角度来看，出版作为重要的媒体产业之一，其转型、升级、变革、融合深受媒介技术的影响。所谓融合出版，即是在媒介融合的学术语境下、顺应现代出版发展趋势、基于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思维产生的新兴出版现象，是解决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融合发展问题的新兴出版范式。[1]融合出版以媒介的融合为基础，这种融合包括内容融合、渠道融合、平台融合以及经营和管理几方面的深度融合。归根到底，融合出版是新的生产关系必须符合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结果。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特别是对传统媒体产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新的技术变革，必然推动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发展，必然会要求新的生产关系与之匹配。融合出版是一种新的出版范式，这种出版范式对国家宏观层面的规制、对出版产业的组织，乃至对出版企业的平台建设、产品研发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样，融合出版对出版的重要主体——出版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传统出版中，各媒体之间泾渭相对分明，对编辑出版人员的要求也各有侧重。但是在融合出版的背景下，各种媒体的交叉互融日渐成为常态，要求编辑出版人员既要掌握编辑出版专业技能，又要掌握新媒介技术；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具体来说，融合出版时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具备下列几种素质：一是丰富的跨学科的多领域知识；二是对各种出版资源和海量信息的分析整合能力；三是跨媒体的策划、经营、管理能力；四是对新媒介技术的基本操作能力。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承担着培养编辑出版人才的重任，肩负着为出版业输送各级各类人才的历史使命。在数字化浪潮的激荡下，面临出版融合的趋势，高校编辑出版教育也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主动与技术的变革、社会对人才要求的转变并轨相适应，深刻反思现行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教学方式中存在的不足，确定培养目标，创新培养理念，变革教学方式。
一、现行高校编辑出版教育存在的不足
我国高校出版教育以1953年建立的上海印刷学校、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设书籍装帧设计本科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设出版专业为滥觞。1978年北京印刷学院成立，标志着印刷高等教育的开始；1983年，武汉大学开办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这是图书发行教育的起步；至1985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开始招收编辑学专业本科生，出版工作编、印、发三大环节都有了相应的高等教育设置，我国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才正式构建起来。[2]2010年，国家批准设立出版硕士专业学位，首批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14所高校获准招生。2014年，第二批获得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有青岛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昌大学等6所高校。几十年来，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为我国的出版业培养并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为推进出版改革和出版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回眸整个高校编辑出版教育的发展历程，依然存在一些不足。这种不足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在新技术的冲击面前，更是被许多实际问题放大而格外凸显出来。
1.高校编辑出版教育体系结构不完善
虽然出版实践的需要推动了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设立，但在很长时间内，编辑出版专业并没有官方认可的、合法的、独立的地位，也没有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肯定。在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起步以后，1987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目录》把图书发行管理学和编辑学均设为“试办”专业而不是正式的本科专业。直到1993年，这两个专业才正式列入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专业合并后，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中才有了“编辑出版学”。据统计，到目前全国有83所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其中5家开设有数字出版专业），但根据四川大学王炎龙教授的统计（见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201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在全国39所985高校中，仅有6所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专业；116所211高校中仅有13所开设了这个专业。可见，虽然全国开设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校总数不少，但高层次大学不多。另外，发展到今天，虽然本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有了“正式”的身份招收编辑出版专业学生，但是在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学术硕士这一领域，依然没有理顺，研究生的学科和目录（包括硕士和博士）中依然没有“编辑出版学”这一名称。虽然多所高校采用设置“专业方向”或按相关规定设置二级学科专业并备案的方式来招录研究生，但仍旧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这种设置的随意和不规范、不统一带来的弊端是明显的。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依托的学科不一致，或隶属于汉语言文学，或归并于新闻传播学，或挂靠信息管理学，或依托于艺术学等，不一而足，结果是专业名称也不尽相同。虽然在培养目标上大同小异，但在具体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却有较明显的差异，导致培养目标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归属和专业归属到了研究生层次显得比较混乱。
2.课程体系设置不完全合理
课程是教育教学活动最重要的物质载体，直接决定着教育教学的质量，也直接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经过几十年努力，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初步形成了史、论、应用与现代出版技术相结合的课程体系，专业基础课、必修课、选修课、实践课也大体完备。但由于我国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体系并不完善，学科归属并不明确，导致在课程设置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尽合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学校编辑出版专业挂靠一级学科并不一致，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根据所依托的学科不同，也有较大差异。比如挂靠在汉语言文学之下，往往就偏重于语言文学类的课程开设，附属于新闻传播学的，就侧重传播学方面的课程，并没有完全根据培养目标来制定更具特色的培养方案，开设相应课程。二是偏重理论课的开设，忽视实践课所占比重。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理当重视实践课的开设。而我国的编辑出版学脱胎于文史院系，本身就有重学轻术的传统。从目前课程设置的情况来看，实践课虽有，但所占比例并不太够，本科院校实践课程大概只占到总培养计划学时的15%，这和国外理论课与实践课大约1:1的比例是有很大差别的。[3][4]三是课程开设重编辑技能，轻经营管理。根据中国编辑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筹）、中国编辑杂志社2011年的调查报告，目前编辑出版学专业的主要课程集中在编辑出版理论（87%）、出版史（83%）、书报刊编辑业务（83%）及新媒体编辑业务（83%）等方面[5]，而创意策划、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方面的课程明显不够。这导致培养出来的编辑出版人才与社会实际的需求脱节，近年来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难以受到出版企业的青睐即是结果。
3.师资力量不够强大
教师团队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关键因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主体。师资力量是限制高校编辑出版教育快速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编辑出版学依托的学科各不相同，赖以存身的院系（或放在文学院，或隶属新闻与传播学院，或寄身于信息管理学院等）也不相同，从专业教师的构成来看，相当一部分来自所挂靠的院系，这些教师的专业背景也大多与所挂靠院系有关。兼职教师则以出版单位的资深出版人、有高级职称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双师型”教师明显不够，大多数专任教师并无出版业从业经验，更缺乏融合出版所需的跨媒体、跨专业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些聘请的业界老师（研究生导师）因为政策跟不上，要求不明确，培训没到位，以至徒有虚名，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4.教学方式不够丰富
课程体系设置的不完善，导致理论课程、文史课程的开设偏多；师资力量薄弱，大多数专任教师的学科背景是文史学科，对新媒介技术掌握不够，缺乏实际从业经验。这两者集中表现在教学方式上，便是教学依然以灌输式的讲授为主，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讲授内容大多是从理论到理论，缺乏鲜活的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特别是体系化的案例教学模式没有形成。这都影响了实际的教学效果，影响到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拓展性和积极性。
二、融合出版背景下高校编辑出版教育的理念与追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日趋旺盛。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必将在新的时代驶上发展的快车道，也需要越来越多的编辑出版从业人员。在融合出版的背景下，对编辑出版人才有了新的要求，培养目标势必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1.凸显专业理念，强调“大文化观”
出版产业既有产业的属性，更有文化的属性。在我国，出版的第一属性仍然是其文化属性，第一效益仍然是其社会效益。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在培养目标上，仍然要凸显专业理念，强调“大文化观”，即突出编辑出版人才的把关人角色，激发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对现代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积极吸纳和借鉴。专业理念是对职业本质属性认知基础上形成的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职业作风，规定着编辑出版人才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没有责任感、使命感和对职业的认同感，便不是合格的编辑出版人才。晚清以来，灿若群星的中国编辑出版大家无一不是把出版业作为自己人生理想的依归，无一不是把传播中外优秀文化、积累人类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这在融合出版的背景下，依然具有深刻的意义。各种介质的出版交融互通，不仅仅是纸质出版，对新型态的出版，比如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广告等，编辑出版人才依然要把它归为大文化的一部分，依然要强调其文化属性和主流的价值观，而不能沦为经济的附庸，使之成为单纯的商业工具。
2.凸显媒介融合，强调“大出版观”
随着科学的进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出版的媒介和传播的途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出版是内容产业，编辑出版人才在内容优选优化上的功能没有变，出版业、传媒业“内容为王”的本质没有变。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必须凸显媒介融合，强调“大出版观”。图书、报纸、期刊等传统出版的纸质媒介借用现代科学技术可以焕发出新的神采。也可以说，纸质出版各载体之间的界限正在消解，纸质出版正在向多媒体的立体融合出版发生转变。将来的出版，必然是各种内容、各种媒介、各种渠道、各种平台相互交融的大出版。时代的变革，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出版业态的转型，也必然会对编辑出版人才提出更全面、更高层级的要求。编辑出版教育的培养目标，理应体现这一转型，迎合这一需求。
3.凸显学科交叉，强调“大教育观”
在媒介融合的视野下，融合出版强调的是全媒体运营。全媒体时代，新型的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必须符合“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和学习型的规格要求，并具备全媒体内容生产能力、全介质传播能力和全方位经营意识”[6]。因此，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必须凸显学科交叉，强调“大教育观”。从学习宽度来说，单纯囿于某个学科、某种专业知识的学习显然已经不够，因此要突出通识教育、各学科交叉知识的学习，特别是要突出对现代数字技术的学习，培养文理兼通的“通才”。从学习长度来说，教育应该在时间上贯穿人生全程，对编辑出版专业人才来说，学校教育结束后的继续教育尤其重要，把职前、职中、职后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应该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应该有理论—实践—理论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
三、融合出版背景下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改革的举措
在融合出版的背景下，现行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问题被凸显出来，培养目标势必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样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也要迎合行业发展需求，进行必要的改革。
1.明确学科归属，明晰培养层次
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从创办以来，在专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一直没有被完全确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中共有13个学科下设110个一级学科、409个二级学科（学科、专业），这里面并没有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科目录是高校办学、招生、设置专业、开设课程以及培养师资进行学科建设的体制性根据。如果学科专业目录定得不好，高校很难自主地、顺利地进行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甚至连课程体系、师资培养都难以搞好，教学质量自然也难以提高。”[7]要发展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必须给予编辑出版学应有的学科地位，明确其学科归属。此外，还要建立从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体系。融合出版对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既要有一般的应用型人才，也要有较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和研究型人才，还要有复合型人才。编辑出版专业高等职业教育应当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本科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研究生教育（包括博士生教育）则以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研究性人才为主。唯有明晰了不同阶段、不同学校的培养层次，才能根据对培养目标的定位，做好专业教育。
2.宽基础，厚专业，各学科交叉培养
这里的基础指的是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的基础，专业指的是编辑出版学以外的某学科知识。根据已有的调查显示，我国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面临一个很现实的窘境：大多数出版企业并不愿意招用所谓科班出身的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出版社、期刊社、新媒体公司如果需要中文编辑，往往会从汉语言文学的学生中招用；如果需要数学编辑，则从数学专业的学生中选录。专业学科知识普遍认为比编辑出版基础知识更为重要。据北京大学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的164家出版单位中，明确表示需要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仅为15%[8]。实际情况也确乎如此，没有专业知识背景，仅仅拥有编辑出版专业技能，很难适应对编辑出版人才的需求。这也是一些名牌大学、重点高校纷纷停办编辑学本科专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要拓宽基础，掌握编辑出版各环节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同时要依托所在高校的优势学科，加强专业学习，使每个人都能成为既通晓编辑出版技能，又有某种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各学科交叉培养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在学分设置上，既要求学生必修编辑出版各环节的核心课程，又要根据学校的学科优势和学生的兴趣，选修另外一门专业学科的课程。学生必须同时达到两个学科的基本学分要求才能毕业，即实行“辅修制”或“双学位制”。另外，本科教育还可尝试设置2+2的培养模式。即大一、大二分散在汉语言文学、数学、经济等专业学习，大三、大四再集中学习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研究生教育则侧重从非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中招录，以达到各学科交叉培养的目的。
3.科学设置主干课程和辅助课程
目前，各所高校的编辑出版学（包括数字出版）的培养方案大致可以分为语言文化类课程、综合素质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等几大模块。相对来说，从主干课程来讲，更偏重于编辑出版史、编辑出版理论、传统编辑实务等课程的开设。而融合出版所需的全媒体创意策划、经营管理、数字传播技术等课程的设置相对显得比较不足。因此，在编辑出版专业主干课程的设置上，应充分考虑融合出版的需求，改变过于偏重编辑的情况，从以编辑学为中心逐步转移到以“大出版”、融合出版为中心上来，加大出版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和创意策划等方面的课程的比重。在辅助课程的设置上，则应该加大现代媒介技术知识的比重，开设诸如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数字媒体编辑、数字版权管理、大数据出版、数字营销等课程，以适应数字化和融合出版的需求。
4.建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教师团队建设是提高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质量的基本保证。在融合出版背景下，尤其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在许多高校里面，编辑出版专业教师知识背景偏重于文史学科，年龄偏大，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对数字媒体时代的多媒体融合不熟悉，因此，必须要建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既要有懂理论、重科研的成熟骨干教师，还要有懂技术、会应用的年轻教师，更要引进出版业界的高端人才，与学院派互为补充，打造“双师型”教师，充实教师力量，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还要加大对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力度，促进教师队伍的合理流动。尤其要注重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再教育和培训，让教师去出版文化企业挂职锻炼，或出国进修提高，了解国际出版教育发展趋势和好的经验。
5.重视实践教学，产学研合作培养
编辑出版学是一门应用型很强的学科。融合出版的背景下，更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加强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在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中，强化实践教学，首先要总体上增加实践课时比重，其次要调整实践内容，将传统的实践内容调整为与融合出版相关的新实践内容。产学研合作培养，是融合出版时代强化实践教学的可行路径。以产学研一体化的视角来指导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真正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设置实践课程，使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紧密契合，“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整合出版报业集团、高校研究所、相关系科专业三者资源，发挥各自特点与优势，将编辑出版学的课堂理论教育与实际的编辑出版工作、科研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人才、科研与市场的良性循环”[9]。从实践教学的环节来讲，编辑出版专业的实践教学应突破现有形式，既可以继续设置课程实习、假期实习、专业实习，又可以设置阶段实习，乃至以融合出版项目驱动的方式，由学生自主完成一个完整的融合出版项目，熟悉出版产业链各个环节[10]。
6.突出学生主体，注重教学方法
现代高等教育纵深向度上的极大发展，对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学设计的转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在融合出版背景下，编辑出版专业教学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学生的主动性学习、探究式学习、创造性学习。在这一教学平台上，教师是“潜在”的，学生成为主体，教师主导教学内容的开发设计，学生创造性参与，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填鸭式的学习，教师与学生之间是良性的、互动的交流。教与学相互促进。这种教育理念，也与媒介融合后对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相契合。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提升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学效果。如翻转课堂、拟态实验教学、案例教学、学生反串教学[11]等都是可行的路径。为满足融合出版的需求，高校更要率先垂范，搭建数字化资源学习平台，为学生创造自主性学习、拓展性学习和碎片化学习的环境。数字化资源学习平台要整合各高校优质课程资源，各出版企业融合出版的实际案例，搭建师生、生生、师师良性和即时交流的互动平台。比如说案例教学，是指以案例为基本教学内容、以师生互动为基础、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管理能力为目标的新型教学方法。我们需要在编辑出版专业尝试类似哈佛商学院那种体系化的案例教学法，而非让案例仅仅是课堂、教材中的零星点缀。[12]总而言之，在数字化时代，在融合出版的背景下，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在总结历史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也必须正视现行教育模式中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更新教育理念，确立新的培养目标，变革教育方式，进一步推进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队伍建设，全面促进学科发展。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为出版产业的发展服务，为出版事业的繁荣服务，为我国从出版大国真正走向出版强国贡献力量。
作者:范军 刘晓嘉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