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隧道效应下公众文化教育改革分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变态性支持”：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公众文化冲突现象
1.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是首要问题
通过调查发现，当下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已成为较为突出且普遍的问题，如右表所示。调查结果显示，目前青少年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学业压力大，此问题的显著性远远超过了其他的难题。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又发现，目前绝大多数的青少年都存在休息时间不足的现象，每天娱乐放松时间不超过2小时的人数比例高达79.01%，甚至有37.25%的青少年每天娱乐放松的时间都不足1小时。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当下教育改革未能很好地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应试教育”模式依然是当下教育实践的主流，甚至“应试教育”的弊端还存在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反应出教育改革在遭遇着各种阻力，一些社会力量对教育改革存在着“不支持”的态度。
2.公众对教育改革缺乏了解
尽管中国教育改革最初是由政府发动的，但其实施却要依赖社会公众的参与，并且改革的实施结果也会影响到公众自身的生存利益。但我们在调查中却意外地发现，公众对教育改革活动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知。例如，在一项关于“您是否了解《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调查中发现，有16.3%的人从未听说过《纲要》，对《纲要》内容完全不知道；有45.5%的人仅仅听说过《纲要》名称，但不了解具体的内容；仅有30.2%的人听说过《纲要》并知道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对《纲要》比较熟悉，了解其中的许多内容的人的比例低得只有8.0%。大部分社会公众实质都不清楚教育改革的具体方式和内容，对教育改革表现出较为盲目无知的状态，这必定会影响其实质的参与效果。
3.公众对教育改革态度上的积极拥护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社会公众普遍认可并赞同教育改革活动，对教育改革抱有支持拥护的积极态度。以公众对学校的满意度调查为例，如右表所示。大部分公众都对学校教育表示了较好的满意度，对学校教育不满的公众所占比例不高，这可以说是对当下学校教育工作的基本肯定，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公众对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改革活动的肯定。在另外一项关于“是否有必要在社区中开设家长学校或家长培训班”的调查中发现，有70.2%的公众认为有必要在社区之中开设家长学校或家长培训班，21.0%的人认为家长学校或培训班可有可无，仅有8.8%的人认为完全没必要开设家长学校或家长培训班。这些调查结果都显示了公众能够认可教育改革的价值和作用，并支持从不同角度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活动。
4.公众对教育改革行为上的消极对抗
尽管公众普遍表现出了对教育改革的积极支持态度，但吊诡的是，我们却能够在现实中看到他们做出许多阻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消极性行为。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是，调查中大多数公众都能认识到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并希望改进，但政府颁布的各项减轻学业负担的教育法令实际执行起来却非常困难，大部分家长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时，往往不但不帮其减负，反而对社会上的种种增加学生学业负担的活动推波助澜，其中，让孩子参加各类课外学习辅导班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如右表所示。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学龄青少年在课余参加各种校外辅导班的现象非常普遍，没参加过任何课外辅导班的青少年只有16.1%的比例，所占比例很低，绝大多数青少年都参加了各种类型的辅导班，甚至有相当数量的青少年参加了不止一个课外辅导班，而以“应试”为目的的英语、奥数和语文辅导班参加比例都非常高。我们看到，尽管政府已明确颁布了各类实施“减负”的教育法令，包括禁止专职教师在校外开展各类课业辅导活动的规定，但民间的各类课外辅导班依然大范围存在，并且家长对这些辅导班表现出明显的支持性行为。作为社会公众的一部分，家长的这种行为无疑在对当下的教育改革起着阻碍和对抗的消极影响作用。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对当下的教育改革活动，公众的支持状况十分复杂难解，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反应是充满了矛盾冲突的。他们一方面从情感上认同并肯定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又从实际行动中抵抗并反对教育改革，而这一切又建立在他们对教育改革缺乏深入了解和思考的基础之上，因而最终对教育改革表现出了这种既促进又阻碍的“变态性支持”状况，这就给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难题。可以说，目前的公众文化在对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上呈现出了明显的文化冲突现象，在公众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分裂对立，一种是“成长本位”的文化，另一种是“成就本位”的文化。所谓“成长本位”的文化是指以人的成长发展作为终极追求的生存价值观；而“成就本位”的文化是指以获得世俗的功利性成果作为终极追求的生存价值观。“成长本位”文化从学生立场出发，重视教育的过程，以学生的个人幸福体验为目标；而“成就本位”文化则从家长立场出发，重视教育的结果，以追求学生的世俗成就为目标。理论上看，这两种文化并非彻底水火不容，截然对立，一种理想的教育模式原本可以实现且应当实现“成长目标”和“成就目标”的兼容兼得。但客观事实上，目前的“成长本位”文化对教育改革产生了积极支持的功能；而“成就本位”文化则对教育改革产生消极不支持的功能。这两种文化在公众文化之中同时存在，共同发生着影响，使得公众在对教育改革的反应中表现出了“爱恨交织”、“口是心非”、“明知故犯”、“左右为难”、“欲罢不能”等矛盾纠结的“变态性支持”状况。那么，为什么在当下教育改革过程中会出现这样一种矛盾变态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背离呢？
二、社会结构中的“隧道效应”：对当下公众文化冲突现象的一种解释
文化冲突是两种不同文化或文化要素之间彼此相互抵触和相互排斥的现象,它集中表现在人们对问题的分析角度、思维模型和评判标准的差异上。文化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的一种心理冲突的结果。当下的公众文化在面对教育改革活动所表现出的文化冲突现象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公众心理冲突作用下的结果。这里可以借用经济学中的“隧道效应”理论来对此现象进行解释。“隧道效应”最早由赫希曼和罗思奇尓德（HirschmanandRothschild）于1973年提出，借用了隧道内开车的情景来比喻经济发展现象，具体指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不平等程度的忍耐力。试想这样的场景：当我们在一个双车道的隧道内开车，其中两部车道都是同一个方向行驶。此时，如果遇到交通阻塞情况会怎么样？当两条车道上的车都无法行驶时，如果我们是在左边的车道上，当然感觉不太好；但是过了一会儿，当发现右车道上的车开始缓缓移动后，我们的感觉究竟会更好还是更坏呢？这取决于右车道上的车会移动多久。最开始，我们也许会想，前方的交通阻塞情况已经结束了，要轮到我们这边可以开始移动了。一旦想到将要可以开始移动了，即使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移动，我们的心情自然也会好很多。但是，如果右车道的车一直往前走，但左车道的车一直没有要移动的迹象，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变得特别沮丧，甚至会想办法插入右车道。当然，如果有很多人用这种方法的话，情况将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因为，我们会产生一种极大的不公平感，我们对这种不公平状况的忍耐度会随着右边车道上车的加速而不断降低。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也会产生类似的感受。“假设在任何时点下，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对现在的满意程度，还取决于他对于未来预期的满意程度（这里也可以用收入来代替满意程度）。考虑这样的状况：如果在他周围的一些人的经济或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他对于这些改善的反应将取决于他对于自己未来前景的信念。如果他相信，其他人的好运也意味着可预见自己未来的前景将更好，那么其他人的相对收入改善不会使这个人感觉更糟。实际上，即使他自己的相对收入下降，他仍然可能会感觉很好，因为他对自己未来的收入有了更好的预期。”赫希曼和罗思奇尓德把这种由于其他人的经济条件改善而导致个人效用增加（以及会更大的对更高的不平等程度的容忍）称为“隧道效应”。“当然，如果其他人的福利改善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同时你自己的福利却没有得到改善，那么，对于其他人条件的改善最开始时的接受就会很快变成愤怒和沮丧，这一点也与前面所谈到的有关隧道的例子一样。此外，如果人们认为其他人财富增加和自己的福利改善之间的联系很弱，或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时，人们将根本无法忍受不平等的增加。一个社会内部相互隔离的程度越大，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我们的社会结构运作机制和在隧道内开车有很大的相似性。当社会资源缺乏而形成激烈的竞争时，获得资源的机会就会形成不平等的差异，此时“隧道效应”就会产生，教育活动当然也不例外。当教育资源在学校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均时，就会在入学竞争中形成强烈的“隧道效应”，谁也不愿意被堵在最后，愈演愈烈的“择校”现象就会由此产生。而笔者在之前的调查中也的确发现了这一现象，如下表所示：公众所反映出的目前中国教育需要改进的首要问题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太大”，而排在第二位的“班级规模太大”和第三位的“考试选拔制度不公平”也都和教育活动中的不平等现象直接相关。在这样的形势下，公众对教育很难形成温和宽容的心理，而极易产生各种心理失衡现象。试想，当“隧道效应”产生时，如果有人开始带头违规变道插队加塞的话，插队加塞就会变成一种群体性跟风的普遍行为，原本的交通秩序就会打乱。而当下教育活动中所出现的种种乱象正是这样一种局面。大部分公众都认识到学业负担过重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都从情感上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加压。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希望给孩子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他们从情感上并不愿意让孩子上课外辅导班。但当有人带头把孩子送进辅导班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在升学竞争中落后，大部分家长则迫于无奈也不得不跟风把孩子送进课外辅导班，而当跟风人数越来越多时将进一步加速竞争而导致恶性循环，最终整个教育秩序、社会秩序遭到破坏。“隧道效应”的产生和个人的道德无关，它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反应，是个人受群体环境影响和压迫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公众在教育改革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变态性反应也同样是群体性行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众从个人情感的角度都能意识到“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也都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教育模式，但当“应试教育”成为一种集体制度而影响到所有个体，由“应试教育”而引发的种种行动成为一种群体性行为，公众则无法不屈从于群体环境的压力，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了，课外辅导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真正的难题是，个体的恶容易对治，而群体的恶却难以找到对治的方法。对类似于课外辅导班的这种集体参与的活动，多年来一直未能从制度上很好地解决。而中国教育改革所遭遇的难题大多是这类群体性事件，它已不仅仅是教育自身的问题，而成为影响全社会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几乎不可能仅仅从教育自身找到解决的办法，而必须从外部社会环境入手，寻找整体社会制度的改良和对治之策。
三、“分流”与“平权”：教育改革中的文化生态平衡机制
罗素有句经典名言“：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自然界正是因为有不同的物种形成参差多态的格局，不同物种之间相生相克，彼此构成了一种均衡和谐的生态结构，生态平衡才能保证自然环境的健康发展。人类社会的结构亦如此，合理的社会必有合理的分工。这就意味着要有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彼此相互配合相互协作才能构成社会生态的和谐均衡。社会生态失衡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病态反应，必定引发各类社会问题。上文所提到的文化冲突就是社会生态失衡之后的一种病态表现。要恢复社会的健康，则必须建立起一种生态平衡的机制，我们仍以“隧道效应”为例来分析这一过程。可以说，“隧道效应”本身就是一种生态失衡现象。众所周知，一个理想健康的道路交通环境应当是保证所有车辆能够顺畅同行，而拥堵的出现就已经是病变的反应。要保证隧道内的交通顺畅，则必须建立起一套合理的交通管理规则，在车辆与道路之间形成良好的流动关系，维持隧道内的交通生态平衡。我们知道，一条隧道内的生态结构最终决定于车辆与道路之间的关系。假设隧道内是车少路宽的局面，则不会出现交通拥堵的问题，但如果车辆过于稀少，虽然不会有拥堵现象发生，却会导致道路资源的过度闲置和浪费。但车多路窄又必定会出现拥堵。所以，一个理想合理的隧道生态结构应当是在车的数量和道路宽度之间形成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既能保证交通顺畅，也不造成资源浪费。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到对治交通拥堵的合理办法。基于这种生态平衡的法则，对治隧道内的拥堵问题，解决办法不外两条基本途径，第一是想办法拓宽道路，缓解车多路窄的局面，将车辆分流到不同的道路上去。但由于拓宽路面不是一个能够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需要一定的建设时期，并且要耗费一定数量的投入成本，所以在道路未能拓宽之前，我们还需要第二条解决途径，即建立拥堵时期的管理规则。从前文对“隧道效应”的描述中我们已得知，人们能够接受隧道内的拥堵状态，但不能忍受的是拥堵之后彼此行驶权的不平等差异，所以，一旦拥堵发生，我们则必须首先保证所有车辆有同等的通过权。因而，对于隧道拥堵的两条解决途径，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分流”与“平权”。那么，再回到本文所分析的教育问题中来。我们不难看出，当下的中国教育面临的难题与隧道拥堵有极大的相似性。屡令不改的“应试教育”体制其根本在于激烈的升学竞争所致，在争夺高等教育入学权上出现了严重的拥堵现象。“当下教育生态的本质是什么？军备竞赛。换言之，应试只是今天中国教育的病象与症状，军备竞赛才是病灶和病原。”而进一步分析又可以发现，对高等教育入学权的争夺本质是为了争夺日后的社会资源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学生们谋求更高的学历，来竞争社会地位。管理者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学历，以捞取政绩和选民。发展教育的堂皇大旗下掩盖的是：教育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社会发展的真实需要所促成，而是学历的‘军备竞赛’所使然的。”如上文所述，要解决这种“学历军备竞赛”问题，根本途径在于“分流”，也即拓宽道路。高考在中国一度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足见其拥堵的严重程度。对此，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数量就成了人们自然想到的解决途径。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下中国教育中所面临的严重的“升学压力”问题恰恰是在高校扩招之后才出现的。我们看到，当下社会上发展得如火如荼的课外辅导班是在扩招之后才开始发展壮大起来的，高校扩招以后，学生们的学业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为什么原本想缓解拥堵压力的“分流”措施反而招致了相反的结果呢？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恰恰是由于高校扩招行为引发了教育内部的“隧道效应”，也即当存在着教育不公平现象时，高校扩招只会加剧教育不平等的程度，并降低公众对于教育不平等的忍耐度，于是，一窝蜂争抢加塞等恶性竞争行为就会出现并使局面不断恶化。从高校扩招政策所引发的一系列负面效应上，我们能看到，解决问题的两大途径缺一不可，除了“分流”之外，“平权”是必不可少的。为实现社会生态的平衡，必须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生存权利，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高校扩招这种“分流”手段只是在教育内部采取的措施，然而激烈的教育竞争绝不仅仅只是教育内部的问题，而是教育外部的社会所导致的。在所有现代社会中，教育都不仅仅只是个人用来完善自身的途径，同时还是用以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实现社会升迁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如果教育成为人们实现社会流动的最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时，问题就产生了，由激烈竞争所导致的各种变态性反应就成为必然。中国的问题是社会流动渠道的狭窄导致了教育内部的激烈竞争，造成拥堵的真正原因是社会流动的途径，而不是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也即拥堵发生在教育的出口，而不是入口。高校扩招只是在隧道入口处实施了“分流”策略，但如果不解决出口的“分流”问题，这样的方法只会导致更多的车拥入隧道而加剧隧道内的拥堵，从而起到相反的效果。当固化的社会结构没有打破，当社会流动的渠道被封锁限制，一切对教育的改革都将成为不合理社会结构的帮凶。
四、结语
所以，如果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改变，一切教育改革都将难以产生良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教育改革的顺畅运行的确需要外部整体社会的支持力量，教育的问题绝不能仅仅只从教育自身去解决。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一切美好的教育理想都将成为一纸空谈。而社会整体的变迁又是漫长而艰辛的，所以，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之路还将任重而道远。
作者：周宗伟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