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综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改革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1、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兴办新式学堂，二是派遣留学生。
（1）兴办新式学堂
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堂共分三类:外语学堂、军事学堂、技术学堂。鸦片战争使中外交流日益广泛，然由于语言文字转换受阻，翻译人才缺乏，清政府在外事活动中屡受损失。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急需开办外语学堂来培养翻译人员和办理外交事务的人员。1862年，近代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最早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成立。除京师同文馆外，上海、广州、新疆、珲春、湖北等地也设同文馆专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 洋务派在近代军事工业发展过程中意识到创办近代军事学堂势在必行。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同时筹办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船政专门人才。1874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立操炮学堂。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后又有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南京水师学堂、南京陆军学堂、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江南陆师学堂等一大批军事学堂设立。技术学堂是专门培养各种技术人才的学校。随着开办厂矿的需要，洋务派逐渐意识到技术人才的缺乏，因此创办新式的技术学校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兴办的学校主要有: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湖北矿务局附设矿业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
（2）派遣留学生
这是洋务派为培养新型人才而进行的重要实践，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认识到仅靠自己培养的人才不足以胜任日益壮大的洋务事业，而且在质量上也无法保证，于是，几经周折，终于在1870年清廷批准了向外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主要分为留美和留欧学生。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学习，并拟定《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12款，获清政府批准。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出30名幼童赴美国学习，4年共派遣120名，学习期限15年。1872至1875年，共四批幼童前往美国。这些留美学生先入美国中学学习基础知识，俟学识明通、量才入军政、船政两院学习。学习的科目主要有军政、船政、步操、制造等。完成了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生之后，又派遣了六批留欧学生，1876年，李鸿章派卞长胜等7名淮军青年军官到德国留学，是为中国最早的陆军留欧学生。1881年李鸿章从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局选取54名学生赴欧留学。1877年，沈葆桢从福建船政学堂选取30人前往英国、法国留学。
二、教育改革的积极作用
1、培养了实用人才
首先，新式学堂的创办为当时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人才。外语学堂培养了近代的外交翻译人才，使得清政府有了自己的外交人才，从此不必再依赖那些所谓的“中国通”。还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外语学堂培养出一大批译书人才。目前已知京师同文馆曾翻译的西书有36种，以内容分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15种、社会科学12种、语文5种、史地4种。军事学堂培养出一批近代的军事将领。技术学堂给当时的轮船制造、船海、电讯、医学、矿务等领域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其次，通过派遣留学生也给当时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海军人才和外交大臣以及文教人才。留学教育除注重军政知识的学习外，同时也十分注重诸如机械、造船、采矿、邮电、农业、步算、医学等实科知识的习授。如詹天佑在不依靠洋人的情况下设计并建造了著名的京张铁路;邝国华留美回国以后，成为了江南造船厂厂长;还有二度出洋的林增泰和刘步蟾分别任北洋舰队最大的船只———“镇远”号与“定远”号重巡洋舰的管带，均为总兵衔。回国的留学生还有不少人成为了学校校长、教师和外交官，如康国安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蔡绍基是国立北洋大学校长、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梁敦彦曾任外交总长。
2、变革了教育体制
众所周知，传统的封建教育是以仁、义、忠、孝等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科举制度为网罗人才的主要途径。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思想禁锢、眼界狭小，只是一味地谋官职，对国计民生与人情风俗很少知晓，对自然科学知识更是不屑一顾。洋务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实用的人才，教学内容上更多的关注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无论是新式学堂中还是所派遣的留学生都以外语、近代科学知识等西学课程为主，新式学堂开设“天文、地理、算学、电学、地质学、航海学”等众多学科的课程，如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文馆不仅学习外语和翻译，输入的新课程还有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自然科学。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上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后，按照美国的学校教育模式进行改革，对教学内容也进行了重新规划，拟定了八年制和五年制的课程表。再如对于派遣留学出国的学生，李鸿章认为“此率为造就人才，渡图百强之至计，关系甚大”。所以建议以“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作为留学的主要内容。在教学方式上新式教育也大大不同于旧式教育，在洋务派创办的学堂中，多数采用的是班级授课制，并且还采用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如福州船政学堂“半日在堂研习功课，半日赴场习制船械”。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在学完理论后，也要实地演习炮台营垒新法。在考核制度上新式学堂也打破了以往的唯八股取士，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方式，保证了教学质量。对旧教育体制的冲击还体现在对留学生的派遣上，古代中国文明遥遥领先，从来都是周边国家派遣留学人员到中国学习文化知识和政治制度，中国留学外国是少之又少，而这一时期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做法，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开放与发展。
3、开化了社会风气
洋务派在派遣留学生和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设立翻译机构，大量编译西洋书籍。如京师同文馆就译有中国第一部国际法中译本《万国公约》、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星轺指掌》和第一部经济学中译本《富国策》。晚清最著名、译本最多的翻译馆应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据统计、从1867年至1880年就译印了西方各种书籍98种、232本，未刊的还有45种、142本，所译的这些书籍中不仅包括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如《西艺知新》、《行军测绘》、《水雷秘要》等。此外还包括大量基础性科普书目，如《植物学》、《重学》、《地学浅释》等。“自象纬、舆图、历算、测量、光学、化学、电学、医学、兵法、矿务、制器炼金类皆有用之实，有裨于人、有意于世，富国强兵即基于此。”到了90年代，不仅翻译西书，而且对报刊的发行也未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境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虽然中国最早的报刊是由外国人创办的，但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报刊得到了显著发展。1872年，在广州创办了《羊城采新实录》、1876年在上海创办的《新报》等，可以这样说，是洋务派带来了近代报刊的出现。这些译书的大量发行和报刊的出现，丰富了社会信息的传播工具，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些书报尤其对青年人的思想影响很大，以至后来的维新派人士都把办报作为宣传其政治主张的工具。洋务派的这些教育改革还影响了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在封建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基本上都遵循的是孔孟中庸之道，“重德轻技，德成而上，艺成于下”。人们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学而优则仕”是其永生追求的目标。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人们的思想观念已随时局的发展有了新的变化，“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流所器重，侧席咨求;其在通辽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身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由此可见，随着洋务教育事业的开展，使人们对仕途晋升的看法已有了明显的变化。再次，洋务时期留学教育的开展也开了近代留学的先河。当时的人们把出洋留学者视为异类，清朝统治者也力主“朝廷必用科甲正途者”。但是在洋务派派遣几批留学生后，清政府又陆续派出几批留学生，从此，一批批留学生出国学习，不仅是学习“器数工艺”，更为重要的是涉略到了西方的“政教义理”，直至20世纪初还掀起了中国留学生运动的高潮。
三、教育改革的局限性
1、阶级局限
首先，从阶级地位来说，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改革的倡导者洋务派属于地主阶级，他们仍然是心存庙堂、忠于朝廷的臣仆，仍把“正学”和“道统”视为万世不变的圭臬。教育改革培养洋务人才最终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从本质上来看洋务派的教育改革仍具有封建性。其次，从洋务教育的内容上说起，在洋务派所办的各类学堂中，仍将“四书五经”和《孝经》《圣谕广训》作为不可或缺的课程。“汉文经学，始终不已。”在上海广方言馆中“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文义。”每逢节日，即使是派遣出国的留学生，监督都要向学生主讲《圣谕广训》。再次，就是洋务派内部不协调，时常会出现分歧，这样使得原本就不强的革新力量大大削弱，分散了革新的力量。例如洋务派著名人物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创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和军事学堂，但在其离粤后，继任的李鸿章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把张之洞的努力破坏殆尽，并指责张之洞“不更事”。
2、时代局限
首先，洋务教育出现的时代正是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那时还没有出现资产阶级，想要变革旧的教育体制只能由地主阶级开明派来引导。而此时的开明派人士仍拘囿于“西学为用”的范围。在变革时仍是不自觉的，步履蹒跚。其次，新式教育一开始便遭到了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和无情打压。顽固派认为洋务事业是有悖于“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的荒谬之举。1866年，洋务派建议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顽固派便群起攻击。他们认为学习天文算学就是“重名利而轻气节”况且“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不所损。”更有甚者一些顽固派官员把自然灾害的发生也归咎于洋务派。这些无耻谰言恰巧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造成了广大青年对新式教育望而却步，严重阻碍了洋务人才的培养。再次，外国侵略势力是不可能坐看中国“自强”的。当时的英国官员曾说:“现在我们无论给予中华帝国什么样的帮助，都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利益。”如新式学堂中的洋教习多是滥竽充数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面临内忧外患时，地主阶级开明人士洋务派确实敢为人先，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倡言改革，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这是功不可没的。但就其阶级本性来看，他们办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解决当时洋务人才的短缺问题，本质上来看最终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从而使得教育改革具有了明显的封建性。“其主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又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纵使如此，这次的教育改革是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举措，在历史上值得肯定。
作者：樊源 单位：山西忻州师范学院